两会常识最高法最高检并不归国务院领导
两会常识：最高法、最高检并不归国务院领导
    被命名为“最高”的法检机构
  最高法、最高检并不归国务院领导；最高检领导全国检察院，最高法则不领导下级法院；公检法三部门高层，经常会“互调”任职。
  到这时候，中央政府就组建任命完毕了。接下来要介绍一个你可能不常听到的词，叫“一府两院”。
  “府”指的是政府；“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什么机关两院”，是法院和检察院。“一府”与“两院”，现实中的关系很复杂，但又可以很简单地理解为——没有关系。
  当然，这个“没有关系”专门指的是它们之间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千万别把法院和检察院视为是政府的一部分，人家是独立的。事实上，检察院本身是能监督政府的。
  在中央，“两院”又叫“两高”，也就是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它们和国务院都属于“国家机构”，法律地位上并无高低之分。不过现实领导人级别中，国务院总理是正国级，而最高法和最高检的院长和检察长，都是副国级，级别稍低。地方上，同样如此。
  地方“两院”的名称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法院系统，从基层到省，以广东为例，分别是某某区法院——某某市中级法院——广东省高级法院，它们的头，都叫“院长”。
  但是，检察系统中，虽然中央有最高检，但下面却没有中低之分，不存在“广东省高级检察院”，就叫“广东省检察院”，而它们的头，不称“院长”，而叫“检察长”。
  虽然同属“最高”，但是最高法和最高检的工作模式却稍有差别。按照宪法的规定，最高检“领导”下级检察院的工作，下级要对其负责；但最高法只能“监督”地方各级法院，没“领导”权。也因为这样，各省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要经最高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但各省高院院长则不需要，由该省人即可。
  其实相比“一府两院”，有一个名词更为公众熟悉，就是“公检法”，“公”就是公安局，它们三个，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武器”。
  这个说法的来源是：《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422页。
  但法院和检察院与公安局不同的是，它们不是“暴力机关”，文科生应该都会记得一道熟悉的
高中政治试题：我国的国家机关由国家元首、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军事暴力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备军、警察、监狱等）组成。
  但是这道题目本身也有些问题，比如警察就是公安局的，但是它是属于政府的，除非出题人说的警察是武警。
  在某些政治动荡期，一度有过“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检察院”的说法。不过严格说，公安机构只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门，不能与法院和检察院并列。
  在中央一级，、孟建柱等任公安部部长时，也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或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领导，这是因为他们除了部长之外，还有别的高阶职务。
  当然，“公、检、法”在工作上是有联系的，按法律的表述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简单说是这样的：公安局负责抓人，但是抓人之前，要获得检察院的批准；人被公安局抓了之后，并不是说他就犯罪了，这个时候他只是“犯罪嫌疑人”，得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让
这个审判机关来审。如果法院审判不合法，检察院可以抗议。
  还有一个法律程序叫行政诉讼，通俗理解就是“民告官”，不过这里的“官”，指的不是官员个人而专指政府机构，就是说，可以把政府机构告到法院。这些，都可以理解为“两院”对政府机构的制约。
  好了，有分工有配合有制约，大家对彼此的工作都这么熟，所以三家的领导之间也经常互有调动。比如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之前是最高法的副院长；而他的老领导，上一任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执
  掌最高法之前担任过最高检的副检察长。曹建明的前一任检察长贾春旺，则是公安部部长出身。
  与国务院总理不同，最高法和最高检的院长和检察长，都是全国人大“选举”出来的，跟相同。在中国，单位名称都不带“最”字，“两高”是例外，由此也是为了彰显它们不受政府干涉的独立权威。
  当然，其候选人，亦是由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主席团建议，两高主官，一般也都是中共党
员，不过他们一般都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更不是常委。
  “两高”长官由全国人产生，同样要对全国人大负责，每年也都向全国人大做报告——其实“报告工作”这事在宪法上至今并无明确规定，而是“两高”当初争取过来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以便同国务院进一步在政治上平等。
  但随之造成的一个后果是，这个争取来的权力，却给这两个国家机构带来诸多难堪——他们在全国人代会上所做的报告，总是得票最低。
  根据公开资料，2008 年至2012年，除了2012年的预算草案的赞成率为80. 1%，比当年最高法报告的得票率低0.8%外，这五年中，每年全国人代会上法定要做的五种报告的得票率，每次不是最高法垫底，就是最高检垫底。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情况更糟糕，“两高”报告，都处于不能获得半数通过的边缘，以至于“两高”一度曾经提出，是否能只报告，不审议。
  当然，在这事上“两高”其实很委屈。因为被投反对票，和自己前一年的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时并没有关系。是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中，会接触到很多基层公众的告状，其
中有很多是涉法上访且得不到答复的案件。这是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问题，但在不少代表眼里，这些个案解决得不好，就是“两高”的问题。
  此前《南方周末》就报道说，一位最高法院人士说，有全国人大代表对地方上的某个个案不满，会要求如果投票日
  之前不跟他解释清楚，就直接对最高法的报告投反对票，还要动员周围的代表一起投。
  但之前我们也说了，按照宪法的规定，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最高法“监督”地方各级法院，而无法“命令”，地方也不对最高法负责。不过它可以将它认为有错误的案件进行提审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
  在这方面，最高检还好一些，毕竟它直接“领导”地方各级检察院，做起纠错的事来更简单些。但就算如此，面对太多的不满意，最高检系统的人士每次还是都如坐针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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