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本哈根会上可以而且必须达成一个新协议，它应该包括3个方面：发达国家到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减缓气候变化的短期和长期资金及技术支持。
气候是“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此问题上，本应属于利益共同体。自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以来，全球环境合作已经走过了37年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人类从崇尚物质资本到信仰生态资本，从价值绿化转向政策绿化，环境问题也从分散自治转向共同责任。
然而在本国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似乎永远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困难也依然存在。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为争取各自更大的发展空间，有着不同的国别利益和不同的发展诉求。应该讲，当前全球气候格局变化的根本力量，并非来自环境本身。正如用“气候改变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模棱两可的概念取代绝对化的“全球变暖”一样，导致全球共同应对气候问题的力量，并非来自于科学家绘制出的“全球变暖”灾难图，而是来自于以新能源低能耗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模式的低碳经济的角力。
当前哥本哈根的博弈焦点表面上上看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各国所做出的减排承诺，而
实质是在发展权、主导权及其减排资源的分配上。从历史的角度，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发展历程中，无一例外地要进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发展权与减排权难以在一段时期内马上达到均衡，减排责任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过去200年来依靠大量碳排放拉动的工业增长，是目前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来，全球碳排放增长中有3/4来自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却并没有对历史排放责任负责。
然而发展中国家在承担与利益不对称责任的同时，却尚未得到应有的利益补偿，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融资问题，发达国家碳减排资金与技术转移的制度框架并未有效落实，而未来发达国家在转嫁责任和义务的同时，还可能通过征收对进口商品碳强度控制的“碳关税”，达到贸易保护主义，提高控制权和压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多重目标。
可以预见的是，无论哥本哈根会议是否能够形成“全球共识”，能否达成全球契约，它只是个起点，而非终点。人类将由此走上一条始于哥本哈根之路，一场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长远发展角力的战役才刚刚开始，如何打破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碳减排机制，积极参与建立均衡的全球碳减排权体系，是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目标。对于中国而言，绿不代表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倒退，反而会成为推动新型发展模式的动力，中国的根本利益不仅在眼前更在长远。
哥本哈根会议的意义分析
“谁应该发挥更大作用”的问题，一直是围绕本次气候大会的一个争议焦点。从本质上说，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重要话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说，在资金和技术方面有优势，并且随着发展达到一定高度，更上一个新的发展台阶也是必然的要求；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当然，发展中国家自身有更多发展方面的要求。
所以，在减排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还是能够到共同点，但肯定也有分歧。用发达国家现在的标准来要求发展中国家显然不合理，更可行的是结合实际，在发展和可持续之间到平衡。
必须看到，在关键的减排目标问题上，发达国家尽管希望发挥“领导作用”，但出于一些短期利益考虑，美欧等国提出的减排目标“距离科学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
气候变暖影响最大的是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依靠武力征服了很多国家，掠夺了很多资源，在发达国家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后，在他们享受富裕生活之时，最担心的
是贫穷国家也象他们那样，从不发达到发达，消耗同样的资源，给地球变暖增加负担。于是，气候变暖会议，明的是为了控制地球变暖，保护人类生存空间，实际上是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
然而，事实却是，发达国家虽然承认过去许多气候问题都是自己造成的，但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才是未来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力量，由此更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做出限制，甚至强制减排。美国之所以迟迟不愿加入《京都议定书》，原因之一就是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条款心存不满。这种想法无疑是不公平、公正的。
节能减排，中国任重道远，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当务之急
为什么中国人不关心哥本哈根？有哲学家说了，意义是相对的，重不重要取决于具体语境。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关心哥本哈根，肯定是觉得还有比哥本哈根更重要的事。半月谈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中国人最关心的事情里，排在前五名的分别是：收入差距扩大；看病贵、上学贵、买房贵；就业难、劳动者维权难；社会保障滞后；反腐倡廉亟待加大力度。而环境问题，仅仅排在第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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