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菲·布利斯特》中的“中国人”形象
《艾菲布利斯特》中的“中国人”形象
陈红
【摘 要】对于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的长篇小说《艾菲·布利斯特》,评论界关注得较多的是小说的叙述艺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宗教文化等方面.德国汉学家顾彬首次提出该小说描写了一个“抽象的中国人”,但未作深入解读.今详细解读这个“抽象的中国人”在小说中的“出场”,从三个方面(即小说结构、女主人公的人生认识、作家的中国认知)揭示出“中国人”的隐喻作用及爱与血的象征意义；并指出,“中国人”这一形象的刻画是贯穿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暗线,对“中国人”的象征性的含蓄描写同中国画中的留白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期刊名称】《浙江科技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24)005
【总页数】4页(P364-367)
【关键词】抽象的中国人;隐喻;象征;留白
【作 者】陈红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学院外国语学院,杭州310018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I106.4
长篇小说《艾菲·布利斯特》（1895）是德国作家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a，1819—1898）的代表作［1］。小说描写了一位普鲁士容克贵族家庭出身的美丽女孩艾菲·布利斯特，“门当户对”地嫁给了长她20岁的殷士台顿男爵——海滨城市凯辛的县长，她随夫来到任地。县长经常公务缠身让艾菲不免感到寂寞无聊，公馆内的“闹鬼”事件又令她寝食不安。这时，殷士台顿的友人少校军官克拉姆巴斯闯入了她的生活，他经常“代理”丈夫陪她出外郊游，因而两人发生私通。但是，艾菲对自己的过失懊悔不迭，正好乘着丈夫升迁柏林之机，搬离了凯辛，从此将此人此事淡忘，一心一意地过圆满的家庭生活。正当夫妻关系蒸蒸日上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殷士台顿发现了六年前克拉姆巴斯写给妻子的情书。他为了捍卫荣誉，同克拉姆巴斯进行一场决斗，杀死旧日情敌，休掉爱妻，教唆女儿疏远母亲。而艾菲在郁郁中染疾身亡。
乍一看，小说情节非常简单，围绕着艾菲的婚姻悲剧，单线发展，没有盘根错节的纠缠。但是，小说的耐读之处，却是一些着墨不多的含蓄描写。比如，小说没有像《包法利夫人》和《查特莱夫人》中的赤裸裸的私通性爱描写，而是在含而不露中让读者感到不言自明。还有，小说中对“中国人”的描写，其耐人寻味的深意往往被许多读者所忽略。
1 “中国人”的几次出场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说，《艾菲·布利斯特》描写了一个抽象的中国人形象［2］43。“中国人”无名无姓，他的出场不是在坟墓里，就是在人们的故事里，或者在小小的图片中。“中国人”始终没有真正地出现，但他却先后“出场”不下十次：
新婚蜜月后的艾菲随着丈夫回到凯辛，深感此地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崭新世界，“这儿也许可以到一个尼格罗人，或者一个土耳其人，也许甚至可以到一个中国人。”果然被艾菲言中，只不过那个中国人已经躺在坟墓中了。殷士台顿告诉她，那个中国人被埋在公墓旁的一小块用栅栏围起来的土地里，坟墓“坐落在沙丘中间，那儿到处只长海草，有时也长几株千日红……一年到头都能听到海涛声，地方非常美丽，也很可怕”［2］52。
新来乍到的艾菲在丈夫的带领下参观县长公馆，看到楼上一间空荡荡的房间里的一把椅子背上贴着一张只有半个手指长的图片，图片上是个中国人，“蓝上装，黄灯笼裤，头上戴个平顶帽”，“帽子上有颗闪闪发亮的结子”［2］96。尽管只是图片，一个清朝中国人的形象却已经活脱脱地跃然纸上了。
艾菲因丈夫公差而独宿家中，半夜看到有人拖着步子打床跟前走过，她相信“就是那个中国人”，艾菲因此寝食难安［2］91。
中国闹鬼最厉害的地方艾菲同丈夫郊游，路过公墓，殷士台顿告诉她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人是县长公馆前房主托姆森船长的仆人兼朋友。托姆森的侄女（或孙女）嫁给另一位船长，结婚那天新娘同所有的男宾跳舞，最后也跟中国人跳。突然间，新娘跑了，半个月后，这个中国人死了［2］103－104。这个故事非常隐晦，让读者不禁发问：难道是中国人掳走了新娘？他因何而死抑或被谁所杀？读者会生出许多遐思来以填补故事的空白。
艾菲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及闹鬼之屋和她所见的“中国人”鬼魂，倾诉她的不安和恐惧［2］124。
艾菲同克拉姆巴斯散步谈心，路过公墓，艾菲“瞅着中国人坟上的那块墓碑和那株松树”［2］165。此时的艾菲似乎已经克服了恐惧心理，对克拉姆巴斯认为的殷士台顿是托了鬼故事来教训她的观点也若有所思起来。
艾菲的女仆罗丝维塔同克鲁泽大娘聊天，谈论关于中国人和托姆森的侄女（或孙女）“那回事”。“他们之间如果不是一种不幸的爱情，那也可能是一种幸运的爱情，那个中国人只是没有耐心罢了，结果一下子全都完了。因为中国人也是人嘛，可能他们那儿的风俗习惯跟咱们的全一样”［2］220。借了罗丝维塔之口，那个中国人的私通故事终于大白了。但是，他没有遭到两个佣人的指责，却得到她们的同情。
艾菲已搬到柏林多年，因病要离城疗养，临行前罗丝维塔帮她整理行装，两人聊起旧城凯辛和中国人的故事。艾菲说，如果一个人“把重大的心事放下了，那是一种幸福”［2］285－286。此时的艾菲似乎已经成功摆脱了“失足”带给她的阴影。
殷士台顿发现了妻子六年前的事情，在助手维勒斯多夫的陪同下前往凯辛决斗，路过从前的公馆，也不得不承认它的荒凉冷落。面对维勒斯多夫的关于鬼屋名堂的疑问时，他只是说，“尽是些胡说八道：什么老船长和他的孙女或侄女，这位侄女在结婚当天失踪，还有个中
国人，这人可能是这位侄女的情人”［2］308。在此之前，殷士台顿从没有直接用“情人”这个字眼来讲述中国人的故事。
艾菲被赶出家门，落难之时罗丝维塔来到她身边，令她喜出望外。“我的善良的老心肝啊，你到底生活得怎样？你还记得当时中国人显灵时的情景吗？那真是幸福的时刻呀。我当时以为那是不幸的时刻，因为我那时还不懂人生的艰辛呀。从这以后，我才认识到了。啊，鬼魂还远不是最坏的东西！”［2］336
2 “中国人”的隐喻
假如简单地解读“中国人”这个没有正面出场而且着墨不多的“形象”，很可能只是作为公馆闹鬼的一个枝叶末节被对待。殊不知，“中国人”这一形象的隐喻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从结构来看，这一形象的刻画可谓是贯穿小说情节发展的一条暗线，暗示着艾菲的命运。“中国人”的一次次出场与小说的主线同步发展。从一开头的中国人坟墓，到隐晦的中国人故事，到明朗的中国人的爱情故事，一点点地随着小说故事的发展而剥落透明起来。在艾菲新婚燕尔之际，这个来自坟墓的模糊形象既给她的生活带来一丝异国情调，又为她的悲剧埋下伏笔。
每次艾菲空房独守，“中国人”便成为她的梦魇，暗示着艾菲对性爱的无意识向往和艾菲夫妇婚姻关系的裂隙。而最后殷士台顿认同了他以前一直讳莫如深的中国“情人”故事，表明他已经决定喋血决斗并同艾菲决裂，从此将艾菲推向了悲剧的深渊。
从女主人公艾菲的人生认识层面上剖析，艾菲对“中国人”的认识也从朦胧的可怕的鬼显灵，上升到鬼显灵是“幸福的时刻”的高度。经历了人生的艰辛，艾菲才如梦方醒，“鬼魂还远不是最坏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最坏的东西？人的“冷酷无情”及贵族社会的虚伪道德，这才是断送、剥夺了她幸福的真凶！梦被认为是无意识的行为，而“无意识是在暗喻和转喻的替代置换中进行的”［3］。艾菲的从“入梦”到“出梦”是她对人生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的提升。假如说她梦见鬼魂可以被作为对性爱的无意识向往，那么她的梦醒就意味着她对爱情被剥夺的觉醒。
从作者的角度而言，对于“中国人”的描绘，反映出那个时代欧洲文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认识。小说中除了“抽象的中国人”，对中国形象的描绘还表现在“中国龙旗”之上。“中国龙旗”同美国星条旗及欧洲各国国旗飘扬在凯辛这个海港上空，标志着欧洲当时对中国的开发和贸易往来。当两个男主人公大谈“死”的方式时，克拉姆巴斯说希望自己喋血沙场，殷士台顿反驳说：“如果您不想在大土耳其那儿或者在中国巨龙的旗帜下干差事，那要喋血沙场会有它的困难”［2］154。
隐喻是实现现实世界和非现实世界相联系的修辞手法之一，象征也是实现这种联系的一种表现手法［4］。顾彬认为，歌德时代以后，中国被看成一种文学上的象征。歌德对中国的重视和敬慕的态度，深远地影响了一批后世作家，其中包括冯塔纳。从席勒的《杜兰朵·中国公主》开始，不少德国作家把中国当作性爱的象征［2］40－42。那么，在《艾菲·布利斯特》里，冯塔纳是否也承袭了这个传统呢？我们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尽管《艾菲·布利斯特》里是一个抽象的男性中国人，而不是席勒的中国公主，不是斯蒂夫特《林中小径》中的红中国人，也不是与丝绸联系起来的中国女性，但是抽象的中国人是作为爱与血的象征出现在这部小说中的。
3 余 论
小说对“中国人”这一形象，采取了象征性的含蓄描写（或者说“虚写”）手法。这种“意到笔不到”的写法，让人不禁联想起传统中国画中的留白笔法。留白并非没有，而是“以无衬有，以有衬无，有无相应，反见其妙。充满艺术辩证法，蕴涵东方哲学对立统一思想”［5］。大凡欣赏中国画的观者能从马远（南宋）的《寒江独钓图》的虚无处，品出“烟波浩淼满目前”的感觉；从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的几尾灵动的蝌蚪中，听到叮咚作响的山泉；从梁楷（南宋）的《泼墨仙人图》的空白中，见到仙人的神态气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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