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草药到橡胶草——蒲公英旅行记
从中草药到橡胶草——中草药名称蒲公英旅行记（上）
有乡村旅居史的朋友一定对蒲公英不陌生，很多人也都有轻轻一吹，帮助蒲公英果实飞到远方的体验和经历。从植物学科属上看，蒲公英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有生于根部周围呈锯齿状的叶和细长而直的空心枝干，它的枝干会向上一直延伸到花序部分。其花萼上部多为紫红，并覆有密集的蜘蛛丝状的白长绒毛。成熟的蒲公英顶端呈现棕或黄的绒球形，其只需微风轻轻一吹，携带种子的白长绒毛就会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的生命。
与富贵的牡丹或高洁的梅、兰、竹、菊相比，蒲公英低调朴素，“草根”特征明显。它对生长环境不甚挑剔，山之巅、海之涯，大路边、森林里，高海拔、低纬度，凡是有草的地方，几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不少地方的植物分布名录中，蒲公英都被归属到草的范畴，有些地方甚至认为它是杂草。然而就是这样的“杂草”浑身是宝，它宽大的叶子清汆就可以食用，它的根和茎都可以入药，具有利尿、解毒等功效，它细长茎内的浆汁经提纯后可制作橡胶，广泛应用于工业制造……
植物历史学家认为，蒲公英最早生长在辽阔的欧亚大陆，7世纪中期由中国人率先发现其药用价值。随着唐代中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与中东、中亚阿拉伯文化的交流，蒲公英栽种和药用方法西传至阿拉伯世界。12世纪初，经阿拉伯人介绍，西方人开始重视蒲公英的药用和食用价值。15世纪大航海时代，欧洲人扬帆出海探索新世界，在漫长的海上旅程中，蒲公英成为预防和晕船、败血症等的良药，也成为登陆美洲大陆的新物种之一。
01蒲公英的中国之旅
20世纪以来，书写和讴歌蒲公英的诗歌、散文、小说日益增多，如美国小说家欧·亨利的《蒲公英情人》，中国的科幻作家刘宇昆的《蒲公英王朝》、现代儿童作家冰心对蒲公英的反复吟咏等。似乎在一瞬间，全世界的文学家都注意到了路边的这个小小植物，人们惊异于它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佩服它甘于平凡的精神，赞扬它随风而去的自由气魄。尽管现在在世界各地都能到蒲公英，但它真正进入人类视野并为人们所关注、利用的时间并不久远。
史料梳理显示，中国古人最早发现了蒲公英的药用价值，并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人工栽培。在汉语中，蒲公英也叫蒲公草，作为野草可能一直广泛生长在中国的黄河、长江流域。直到唐初，“药圣”孙思邈才在他的《千金要方》中记录了蒲公英的药性。历史上的孙思邈博学多才，又不乏实践论证精神，他终身不仕，隐入山林，亲自采制草药并寻机验证药效。对于蒲公英的功效，他留下这样的使用记录：“余以贞观五年（631年）七月十五日夜，以左手中指背触着庭木，至晓遂患痛不可忍。经十日，痛日深，疮日高大，如熟小豆。尝闻长者之论，有此治方，试复为之，手下则愈，痛亦即除，疮亦即瘥，不过十日，寻得平复，此大神效，故疏之。蜀人名耳瘢菜，关中名苟乳。”文中的“治方”，即用蒲公英根茎的白汁涂抹在疮上。随后不久，完成《千金要方》的孙思邈积极协助唐朝政府编写《唐新修本草》（也称《唐本草》）。在《唐本草》中，孙思邈保留了对蒲公英的记载，并留下了这种草药可以食用的记录：“蒲公草，叶似苦苣，花黄，断有白汁，人皆啖之。”
根据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记载，约300年后唐末五代的名医韩保升在《蜀本草》中再次记录了蒲公英：“花如菊而大。茎、叶断之俱有白汁，堪生食。生平泽田园中，四月、五月采之。”从唐初药学家初次认识蒲公英，到唐末有意识地栽种，不难看出蒲公英药用、食用价值
在民间的拓展。到了北宋，著名学者苏颂经过实地调研，在他的《本草图经》中对当时蒲公英的地理分布和生长性状进行了补充记录：“（蒲公英）旧不着所出州土，今处处平泽田园中皆有之。春初生苗，叶如苦苣，有细刺。中心抽一茎，茎端出一花，黄如金钱。断其茎，有白汁出，人亦啖之。俗呼为蒲公英。”
从“旧不着所出州土”和“平泽田园中皆有之”等记载看，有唐一代，人们已经开始或完成了野生蒲公英的人工培育和种植。从地域流转和植物旅行的角度看，蒲公英在中国的人工种植从关中、蜀地开始，然后自北而南，逐步“旅行”到全国。从蒲公英的使用方式看，应当是以食用为主，药用为辅。因为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蒲公英归属于“菜”部，当然首先肯定它的食用价值；《本草纲目》中还描述了明代蒲公英的地理分布，“江之南北颇多，他处亦有之，岭南绝无。小科布地，四散而生。茎、叶、花、絮并似苦苣，但小耳，嫩苗可食”。
02西行欧洲的蒲公英
在今天的欧洲多地，人们都熟悉和喜爱蒲公英。它常被制作成蔬菜沙拉，成为一道不错的开胃菜；也可以晾晒后变为茶叶，解渴消暑；也能以重要的辅料添加进葡萄酒、果冻等饮食制
作过程。从文献爬梳的角度看，欧洲人对蒲公英的认识源自一位波斯医学家。
这位医学家被后世尊称为“穆斯林医学之父”，他就是波斯人阿尔·拉奇（854—925年或935年）。阿尔·拉奇一生著述颇多，在阿拉伯世界的医学领域享有崇高地位。他在自己的传统草药著作《秘典》中提及蒲公英“长得像菊苣一样，它具有利尿和解毒的功效”。虽然没有直接证据显示，阿拉伯世界对于蒲公英的认识是受中国的影响；但从时间上看，阿尔·拉奇对蒲公英的记载要晚于孙思邈，而且10世纪前后陆上丝绸之路正处于兴盛之际，来往于中国和波斯之间的商队绵延不绝，蒲公英相关知识西传波斯极有可能。
也有观点认为，蒲公英是由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回欧洲的，如有文章指出“当年马可·波罗见中国人用蒲公英叶子煮水喝治感冒，把它带到欧洲，后来欧洲人特别是东欧人一直有用蒲公英对付感冒的习惯”。事实上，欧洲人对蒲公英的记录时间要早于马可·波罗驻留中国的时间。因为早在12世纪，意大利著名翻译家杰拉德（1114—1187年）就已经从阿拉伯文的《秘典》中把蒲公英翻译出来，并将其拼写为Tarasacon。至今蒲公英的拉丁学名都与此有关，记作Taraxacum offcinale。
不过蒲公英一开始在欧洲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关于它的早期书写也相当模糊。如英国著名植物学家约翰·杰瑞德于1579年出版的记录有上千种植物的《本草要义》里就没有提及蒲公英。再如1597年英格兰人威廉·兰厄姆在他的《健康花园》中虽然提及蒲公英，但却对它的功效做了不符合实际的描述，他认为蒲公英具有脱发的功效：“将蒲公英捣成汁液，不时涂抹到脱发掉毛的头部或眼眉处，可以使头发和眉毛重新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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