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泰佛教交流史
中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
08对外汉语 叶燕玲 080304054
泰国的“泰”，在泰语中是“自由”的意思，泰国人称自己的国家为“勐泰”，其意为“自由之国”。泰国素有“佛教王国”的美誉，南传上座部佛教是泰国的国教，泰国的政治制度、商贸经济、文化艺术、道德观念、民俗风情、城市建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盛行、僧侣众多、寺塔林立的佛国风光，构成了泰国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佛教对铸造泰国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起了巨大的作用。
  一、两汉三国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泰国佛教大约在汉朝以后，开始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汉传佛教有了往来。三国时期，地处江南的吴国，就对泰国历史上古代金邻国、扶南国、林阳国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有了一定的了解。大约在公元244至251年前后，吴国曾派遣官员朱应和康泰出使扶南、天竺等南亚、东南亚各国，回国后朱应著有《扶南异物志》，康泰著有《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土俗》，书中分别记述出访东南亚各国的旅行见闻，记录了各国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其中康泰在书中
就提及了泰国早期的婆罗门教和佛教信仰情况。如《太平御览》引康泰《扶南土俗》说：“扶南之西南有林扬国，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数千沙门。持戒只斋日，鱼肉不得入国。一日再市，朝市诸杂米、甘果、石蜜，暮市但货香花。”又说：“扶南国人最大居舍，雕文刻镂，好布施，多禽兽。王好猎，皆乘象，一去月余日。”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正式传入泰国地区是在公元前三世纪。公元前240年，印度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曾派遣苏那和乌多罗两位高僧到素湾那蒲密传播佛教，而素湾那蒲密就是中国古籍中提及的“金邻国”，有时也叫“金陈国”，而古时的泰海湾就叫“金邻大湾”。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文化交流最频繁、最昌盛的历史时期。中土、西域、天竺、东南亚各国的佛教徒往来频繁，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公元二世纪末到六世纪之间，泰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扶南(即今柬埔寨)的统治之下，但是佛教却受到了扶南王朝的护持。作为东南亚海上交通枢纽的泰国，对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译经弘法的极盛时期，扶南国不仅直接派遣高僧通过海路来中国传
译佛经，而且扶南国还是当时印度和东南亚各国僧人往来中国的海上必经之路。据史料记载，当时来往于中国的僧人，行程可考的大约就有十余人，其中三人是扶南国僧人，他们就是著名的僧伽婆罗、曼陀罗和须菩提。三位高僧曾先后到我国弘扬佛法、传译佛经，对中泰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以及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泰国与中国佛教界往来频繁，在佛经翻译、经教会通、佛像艺术等方面都有较广泛的交流和接触。
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
  三、隋唐宋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大约在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在泰国南部地区又出现了赤土国、盘盘国(今佛丕、华欣地区)、哥罗(克拉地区)、狼牙修(六坤地区)和堕罗钵底等一些小国家。尽管这些邦国各自为政、互不统属，但都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经贸往来和佛教文化交流。
  隋代文献中一般将泰国称为“赤土”。《隋书．赤土传》说：“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日而达。所都土多赤，因以为号。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赛。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居僧祗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并称当时的泰国“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婆罗门教和佛教在当时的泰国并行发展。
  隋朝时期，值得一提的是607年隋炀帝曾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派使团出访泰国地区。据载，常骏的船队到达赤土国时，该国国王曾派婆罗门鸠摩罗率舶三十艘来迎，敲击蠡鼓，以乐隋使，可以说受到了赤土国的隆重欢迎和热情接待。
  宋朝的汉文文献中对泰国也多有记载，如赵汝适的《诸藩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等。虽然这一时期泰国的大部分地区被真腊国统治，但佛教的发展均十分兴盛。如说“奉佛谨严，日用番女三百余人舞献佛饭，谓之阿南。”僧道则“僧衣黄者有室家，衣红者寺居，戒律精严；道士以木叶为衣，有神曰婆多利，祠祭甚谨。”由此可知，真腊国盛行的大乘佛教对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与宋朝的交往十分密切。
  四、元明清时期的中泰佛教文化交往
  元朝时，今天的泰国分别为暹罗国和罗斛国。元初蒙古曾发兵入侵泰国。公元1289年罗斛派遣使臣出访元朝，与中国通好。其后不久，暹罗国也与元朝恢复了正常关系。此后，元朝和这两个国家往来频繁，海上贸易十分兴盛。中泰友好关系和海上交往的高潮，出现于十三世纪末期的暹罗王敢木丁亲自访问中国。公元1294年，暹罗国派遣使臣来华时，元成宗正式邀请暹罗王敢木丁访问中国。敢木丁即是泰国素可泰王朝的创立者拉玛甘亨。他在中国受到
了热情的接待，在元朝大臣杨秀的陪同下访华，来回都是经由海路。次年，敢木丁第二次出访中国，回国时元朝皇帝赐赠不少礼品，并且带走大批中国制陶工匠，从而促进了泰国制陶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到了公元1349年，罗斛和暹罗合并，称为“暹罗”。
  元明时期，泰国处于南北朝时期，南部主要由素可泰王朝管辖，北部则由兰那泰王朝统治，但双方均热心于护持佛教，所以这一时期的泰国佛教得到了很大发展。而且说到兰那泰佛教，不能不提及与我国云南傣族和傣族佛教的关系。傣族与泰国的泰族不仅血缘相同，而且语言文字、生活习惯、文化传统也都基本相同。大约在隋唐时期，南传上座部佛教就从泰国和缅甸分别传入我国云南傣族地区。傣族上座部佛教，则直接由泰国兰那泰传来。13世纪傣族傣渤文字的产生与佛教的流播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证，西双版纳的傣渤文就是从泰国北部的兰那泰文衍变而来。可以说，泰国佛教与傣族佛教的友好交往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傣族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受傣族的影响，云南其他民族如基诺族、布朗族，佤族、景颇族等也信仰了南传上座部佛教，由此云南西双版纳、德宏地区成了中国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唯一区域，从而成为中国三大语系佛教的重要一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容。
  清初以来，尤其是十七世纪以后，随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华人移居泰国，对该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全面影响。十九世纪中叶，曼谷王朝为了弘扬佛法，大兴土木，修建寺院佛塔，曼谷成了泰国佛塔之都，其中不少佛教建筑和宫廷建筑都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建筑印迹，例如郑王寺和素塔寺。1784年修建的玉佛寺，经过后代国王的不断扩建，形成了今天庞大的建筑规模。其实，这座代表国家和供王室礼佛的寺院，分别吸收了中国、印度和西方建筑的手法和风格。从总体看，泰国的佛寺建筑在本民族传统的干栏建筑工艺的基础上，融和了中国建筑的特点，如墙的顶部以中国式的花卉佛雕代替传统的泰族木雕，并设计了中国式的拱门和圆窗等。而曼谷王朝拜巴茵宫中的天明殿则完全模仿了北京故宫建筑中的一座宫殿。据说，在拉玛三世时建造和扩建过的六十余座寺院中，就有十五座完全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手法和装饰风格。
华人移居泰国的同时，也将历史悠久的汉传佛教带入了泰国。十九世纪下半叶，我国广东籍僧人续行法师到泰国讲经说法，筹资兴建了第一座汉传佛教寺院——大乘院龙福寺，后来又相继修建了龙莲寺、龙华寺，被泰国人民尊奉为“三龙古寺”。其中龙莲寺修建时间长达八年之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汉传佛教寺院。
  五、二十世纪的中泰佛教文化交流
  清朝末年，泰国华人移民人数不断增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达七十余万人。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据泰国官方统计，华人已达四百多万。华侨人数的大量增加，使得汉传佛教在泰国得到迅猛发展和弘扬，其标志之一就是先后成立了许多佛教社团和修建了不少寺院。较为著名的社团就有：中华佛学研究社、泰国华人佛教会、合艾莲花阁念佛会、大光佛学社、义和念佛敬德社、莲华佛教社、龙华佛教社、光华佛教会、明莲佛教社、保宫亭佛教会、普教佛教社、敬德佛教社、万华佛教社、寿光念佛社等。
  可以说，泰国大乘佛教的兴盛和繁荣是与中泰两国佛教徒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其中泰国华裔法师们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泰国著名佛教学者陀达沙就是一位华裔，他曾将中国佛教禅宗要籍《传法心要》和《坛经》译成泰文，把中国佛教文化介绍到泰国佛教界。泰国僧王亲自为他颁发了朱拉隆功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成为泰国当今获得最高爵位的比丘。此外，泰国历史学家、佛学家披耶阿努曼拉查东也是具有华人血统的泰国人，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先后出版著作200多种，泰国国王曾多次授予他“白象”等高级勋章和“披耶”等荣衔。
  　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关系步入正常发展的时期。尽管那时两国还未正式建交，两国佛教界一直有交流和往来。1956年泰国佛教僧侣代表团访问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佛
教座谈会，并且拜会了中国佛教协会，参拜了佛牙舍利以及广济寺、雍和宫。三位泰国大宗派的法师还接受了中国新闻媒体的采访，回国后在报纸上称赞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1985年，泰国学者代表团应邀访问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当地的著名寺院、佛塔和文物古迹，考察了西双版纳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渤文的起源。泰国国家图书馆专家滕米特先生感慨地说：“泰国北部古时有个兰那泰王国，在各个方面都和西双版纳很相似。近百年来，泰北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西双版纳农村的景象却与泰北佛寺古代壁画中的生活情景差不多，可说是古代泰族农村生活的再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泰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1987年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率团赴曼谷参加“国际佛教文化学术交流会”，在会议上泰国佛教徒对赵朴初会长倡导的“人间佛教”思想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个提法既符合佛教教义，又适合当今时代的特征。会议期间还进行了一个星期的参观访问，受到泰国许多佛教社团组织的热烈欢迎，泰国僧王也亲切会见了赵朴初会长。
  1989年3月，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居士率团专程前往曼谷参加
泰国僧王的荼毗仪式，表达了中国佛教徒对泰国佛教领袖的哀悼之情。为了加强佛教人才的培养和增进两国佛教交流，中国佛教协会还于1990年6月选派10名云南上座部佛教年轻僧人赴泰国留学。
  1992年泰国华宗大尊长仁德法师访问中国，参加了在广州潮州开元镇国禅寺泰佛殿的解夏活动，参访了广州六榕寺，极大地促进了两国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后来，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泰国时，受到泰国僧王、长老会主席以及佛教协会、青年念佛会等佛教组织的热情欢迎和友好接待。
  1993年泰国第十九代僧王智护尊者首次访问中国，拜访了中国佛教协会，受到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的亲切会见，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泰国僧王此次来访为两国更高层次的互访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两国佛教交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94年，为了庆祝泰国国王登基50周年和中泰建交20周年，应泰国政府邀请，西安法门寺佛指舍利赴泰供奉瞻礼。1994年11月底至1995年2月，法门寺佛指舍利在泰国供奉两个多月中，前往瞻拜的朝野各界人士达三百万人次，泰国国王、僧王及王室成员、政府总理、议会议长、军队将领等亲往瞻拜，堪称盛况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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