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媒介语言运用——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为例
第11卷第2期 2020年01月
Vol.11 No.2
January  2020
115纪录片的媒介语言运用
——以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为例
李梓毅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汕头515000）
摘 要：焦波导演的农村现实题材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为拍摄点，驻扎当地373天，记录了杓峪村自2012年立春到隔年新春的“鸡毛蒜皮”：修路建广场、民告官、苹果丰收愁销路、婚嫁丧葬……他试图以该村为切入口，真实展现中国农村的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本文从符号学、叙事学角度分析并揭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关键词：《乡村里的中国》；纪录片；媒介语言；符号学；叙事分析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2-0115-02
《乡村里的中国》的总导演焦波在《我拍<；乡村里的中国>》一文中说道：“纪录片的导演不能导演生活，只能靠自己的观察、判断，在每天发生的纷繁的事情中抓取需要的东西。”［1］该片以“文人庄稼汉”杜深忠、操心村官张自恩、单亲大学生杜滨才3户为主要对象，讲述该村一年二十四节气中琐碎又现实的故事。尽管是真实记录，但纪录片的内容是主体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它只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或多或少地带着主题的社会倾向、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等，因此，纪录片既是真实的，也是建构的。［2］通过有选择性的呈现带有象征意义的视听语言、选取特定的叙事方式，《乡村里的中国》在真实的基础上完成了意义的建构。
一、声画共振，完成符号意义生产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会有其自身的传播语言系统，纪录片的传播符号则是画面和声音，因此，纪录片也被称为声画艺术，这其中画面语言是纪录片传播的基础。［2］
《乡村里的中国》作为一部农村题材纪录片，一开场便是冰雪消融的立春，土墙上用红漆刷下的大字“春”、热闹非凡的“咬春”仪式无不给人浓厚的乡村气息。按索绪尔符号学理论来看，迎春的喜悦是“春”字等符号的能指，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则是其所指。在杓峪村，苹果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年好不好过全看苹果收成如何。从家家户户话不离果、寒露收成时吃住都在果园可知苹果对村民的重要性。
对他们而言，苹果就是未来的粮食。可见，在农村，靠天地吃饭依旧是不变的规则。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土地是生活的依靠，村里唯一一个看《新闻联播》的“文人庄稼汉”杜深忠却说，“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一语中的，土地是农民的依靠，也是农民的羁绊。
片中，丰富的听觉语言加深了对乡村特和时代特的刻画。“咬春”时的铜锣声、播着《月亮代表我的心》、用来通知育龄妇女体检的广播声、沂蒙山小调以及前来凭吊外出打工摔死的张自军的吊丧声……无不在告诉受众，这是中国沂蒙山脚下保留诸多传统、较为落后的村庄。
片中还运用到文字码加注主要人物个人介绍以及二十四节气时间。文字的编码是信息最直接的传递手段，为受众理清片中人物关系和时间背景提供了充足
的依据。
视听语言相结合，达到声画共振以完成符号意义的生产，使得纪录片从感官到意识给人传输一副生动且深刻的乡村画卷。
二、交叉叙事，讲述乡村小人物的故事
纪录片不像电影，没有精心设计的铺垫，没有刻意安排的冲突，而是更加贴近事实的记录。《乡村里的
中国》采用“真实电影”的语言风格，这一风格以现场原始音响作为主要表意元素，用直接展现不受干预的事实来增强真实的效果。［3］
全片无一句解说词，秉持原生态的形式风格，全靠人物对话和互动、场景和时间的切换来推进故事。［4］与此同时，该片采用交叉叙事手法，变换着讲述3户主要对象这一年的经历，仅仅3户却拉扯出一整个村庄。巧的是，到了片尾也是年初，3家人的故事也各告一段落：杜深忠嫁女，临行前给15岁便出来打工的女儿塞了两捆现金；单亲大学生杜滨才终于肯见因父亲患精神病而改嫁的母亲，二十出头的大男孩在母亲怀里痛哭，联欢会上献唱《父亲》给爸爸；被查账的基层干部张自恩，年初还是挨家挨户慰问，年薪一千九的他赚了一肚子酒和一把辛酸泪。这些在二十四节气的顺序中交错出现，无须一句旁白加注，老百姓自己用最接地气的话一一道来。
为了防止从头到尾未经设计的对白给受众带来观看疲劳和枯燥感，《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作为隔断。这一结构方式也使片子在没有解说词的情况下能保持流畅，而乡村地区的春种秋收本就根据节气行事，因此这一叙事安排再合适不过。
这种内涵故事型叙事，讲述着生活本身没有很强事件性和情节性的故事，但为了表达某种主题内涵的需要，它将这些本来零碎的故事串联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乡村都面临着哪些现实问题。
三、纪实呈现，乡村里的中国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2018年，我国农村人口占比为40.42%。［5］《乡村里的中国》作为一部农村现实题材纪录片，以旁观者的视角记录一个村庄一年的故事，讲述的却是中国5亿农民的生活。总导演焦波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个鲜活的故事，当我们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诚意去记录他的时候，就会有特别意外的收获。”正如阿尔都塞认为的，意识形态是个人和他们真实生存情况的想象关系的再现。［6］而《乡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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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所要传达的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生命力，有其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城市急剧发展，“市民”越来越多，占据的注意力也多，而“村民”却常被隐匿，《乡村里的中国》呼吁人们关注乡村发展，关注个体发展，因此它把中国的乡村搬上了荧幕。
村民张自军外出打工摔死，下葬时，儿子在边上问：这是爸爸的家吗？门怎么那么小？与此同时，家里却为了抚恤金争吵着。杜深忠一语中的，“拿人肉换猪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没有人不想过上好日子，可好日子也不是唾手可得的。村里老树被刨，载去城里搞绿化，杜深忠说这是“剜大腿的肉贴脸上”。孩子们的乐趣不是手机游戏和游乐场，而是抓蟋蟀、蝎子，冬天里有人拉拽着跑就是滑冰，很简单，却也悬殊。村里修广场“杀”了张家门口的树，他马上要村支书给树磕头，双方相互嚷嚷恶语相对，甚至闹出棍棒打人和药死树苗的事。在农村，如此简单粗暴的处理方式依旧普遍，少有人能遇事平和协商。种种矛盾下展现的是最为真实的乡村，也是真实的中国。而最为矛盾的莫过于杜深忠这样的存在，他打破了人们对农民的刻板印象，拉二胡弹琵琶、写毛笔字出口成章，这个村里唯一一个看《新闻联播》的人和他一身泥土、黑褶子的搭配尽显违和感。在他看来，“人得吃饭得活着，精神也得吃饭也得活着”。他老婆却说：“人没钱，你再好也白搭。现在只要有钱就行了。人家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无钱的君子下流胚。”这再现实不过，也是悲凉不已。可见，农民有迫切的物质生活需求，也渴望精神文化需求能得到保障，而这一点目前还是欠缺的。
以人为本的口号从不缺宣传，但实实在在落到每个个体身上，任重而道远。
四、结语
纪录片不像电影、电视剧有诸多设计，它是靠导演、摄像师敏锐的观察捕捉细节来进行最贴近真实的呈
现。《乡村里的中国》反映的是一个靠山而居的村落，是一淳朴真实的农民，他们是中国乡村的缩影，也是中国农民的写实。该片一直用中景和特写表现，到最后巧用俯瞰全景的画面作结，意在表明，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中国版图上渺小的一点，但是它又代表着千千万万个村落，代表幅员辽阔的中国，一个杓峪村便足以成为当时农村生活的标本。而要了解真实全面的农村，就要切切实实到黄土地上走一遭，要了解一个有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那就到农村去吧。参考文献：
［1］ 焦波.我拍《乡村里的中国》［J］.党建，2016（03）：
57-58.［2］ 范文德.真实与建构——纪录片传播理论探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5，170.［3］ 钟大年，雷建军.纪录片：影像意义系统［M］.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6：43.［4］ 郭巍.浅议农村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从
《乡村里的中国》到《小岗纪事》［J］.科技传播，2019，11（18）：150-151.［5］ 董峻，杨静. 70年，中国农民占比少了五成［N］.新华
每日电讯，2019-09-04.［6］ 李彬，王君超.媒介二十五讲［M］.北京：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4：68.作者简介：李梓毅（1998—），女，广东汕头人，本科，研究方向：新闻学。
（上接第77页）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下降了0.46个单位，而使用比较频繁的老年人的幸福感也下降了0.07个单
位。说明对传统媒体的使用对老年体的主观幸福感有较大的影响。相比之下，互联网的使用频度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笔者预计这与老年体对新兴互联网媒体的使用不熟悉、不会操作等原因有关。
感人动漫此外，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与健康状况很好的人相比，对健康状况自评较低者的幸福感较高的概率均有所降低；家庭经济水平对主观幸福感也有一定影响，与家庭经济远高于平均水平的老人相比，经济水平较低者感到幸福的概率较低；社交联系对老人的主观幸福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朋友、邻居社交联系强的老年人感到幸福的概率更高。
四、结语
本文依据的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较高，媒介使用、健康状况、经济状况、社交联系是影响老年体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其中，媒介使用会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且使用传统媒介会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针对性地挖掘老年体喜爱的内容和形式，充分发挥传统的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增强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健康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重要作用，身体健康时，个体相对更能体验到生活的快乐，主观幸福感也较强。经济上的安全感在老年幸福感
的自我评估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较好的经济状况可以增强老年人的
安全感，使其易于产生较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对老年
人而言，生活保障这一物质基础不容忽视。步入老年后，亲人的关怀、爱护以及和朋友、邻居的互动，同样对老年人的幸福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积极与人交往，充实晚年生活，有益于老年人身心的发展，从而增强幸福感。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脚步的加快，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社会难以避免的研究课题。我们应该倡导老年人积极参与各项健身、社区活动，提高养老服务水平，消除老年人生活的忧虑，为不断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而不懈努力。同时，随着媒介技术操作的逐渐智能化和简易化，老年人逐渐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网媒介。因此，互联网媒体如何有针对性地做好针对老年人体的服务工作，抢占老年人这一部分消费市场，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参考文献：
［1］ 刘亚芳.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J］.南京人
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35-40.［2］ 王时雨.健康、社区参与以及保障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的影响［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8）：178-182.［3］ 刘鸣筝.老年人的媒介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关系研
究［J］.东岳论丛，2019，40（7）：40-47.作者简介：何婷（1993—），女，四川巴中人，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媒介市场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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