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济宁与运河文化
资料：济宁与运河文化
济宁与运河文化
一、济宁运河文化的基本概念与内涵
世界三大运河
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全长约1800公里。关于运河的历史，如果从公元前487年吴王夫差开辟邗沟算起，至今已有2487年的历史；如果从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济州河、会通河的开凿为标志的京杭运河的全线贯通，至今也已有711年的历史。京杭大运河沟通了东西流向的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江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京杭大运河的长度相当于苏伊士运河的10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她与万里长城并称为我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闻名于世界，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这是中华民族的自豪!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成为维系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政治中心东移之后的封建统治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特。千百年来，京杭大运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民在开凿运河并充分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即创造了运河文化。济宁运河文化是指运河文化在京杭运河济宁区段的显现，为运河文化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济宁运河文化即是自京杭运河贯通之后，济宁人民在数百年的社会实践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地说，它包括人类所进行的各种生产劳动、社会实践活动及成果，包括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包括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等。如人们常说的商业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环境文化以及茶文化、酒文化等等。济宁运河文化渊源流长，内涵丰富，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闪耀着不尽的光辉。
二、济宁运河文化的表象与特征
济宁运河文化属于地域性文化，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运河南北纵贯6个省市、5大水系，跨越了燕赵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地域，这些不同环境而又各具地域特和民族特的文化，相互交流、吸纳和融合，便形成了来自各地域但又不同于各地域的独具特的运河文化带。运河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内容十分丰富，且在沿岸不同地域又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千百年来，运河文化极大地影响着济宁，有力地塑造着济宁。特别是京杭大运河济宁段贯通之后，济宁凭借融南汇北、东西兼容的特殊地理优势，得以“水陆通衢，商贾云集”。在此情况下，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本土文化受到了以江浙文化为主的南北文化的
冲击，使人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人们开始从封闭、半封闭状态不断走向开放交流，从传统的农业经济不断走向市镇经济。商贸业空前繁荣，手工业蓬勃发展，饮食服务业日益兴盛，个体私营经济极大发展……经过数百年的社会实践，人们以智慧和勤劳创造并形成了济宁运河文化。
(一)领先的治水科技文化一条大运河，绵延数千里，通达数百年，谈何容易!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开发和治理运河的过程中，以聪明的才智和艰苦的劳动，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发明创新，不断地从失败走向成功，终于实现了治运通航的意愿，创造了治运科技文明。为使运河贯通，人们在鲁西平原上，以最短的线路连接起东平、马踏、蜀山、南旺、马场、独山、微山等湖泊，银线穿珍珠般地开通了这条航运水道。为穿越“南旺水脊”，人们“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土罡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引二水)南汇于济州(新河)以六闸撙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揖”(《元史·河渠一》)。分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又凿通了济州河通往临清的河道———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开通。南粮北调功成。为解决黄河淤积和水源不足这两大难题，人们采用了“避黄保运”和增设“水柜”等措施，保证了运道的畅通。这里，需要特别提到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永乐九年(1411年)明朝廷允准济宁同知潘淑正奏请，命工部尚书宋礼率军工民夫16.5万人事其役”(《汶上县志》)。宋礼首先碰到的是河
通而水源不足的难题。宋礼有识，他微服私访，在汶上军屯乡彩山之阳遇见了一位年近半百的老农白英。白英在乡间是德高望重的“老人”，感于宋礼的诚挚，他把早已成竹在胸的计划献了出来。白英指出，黄水漫淤，河道沧桑，地势已变，元朝引汶、泗入济已不足所有，必须另辟蹊径。仰汶上东北高而西南低的地形，引汶水直接进入南旺脊顶，先成居高临下之势再于南旺南北设闸分水而下。这就是被后人简称的“借水行舟”计划。这是一个巧妙大胆的构思，宋礼如获至宝，请白英一起指挥施工。他们在汶上与东平交界的戴村，筑坝横亘“五里十三步”(实423米)腰斩汶水，逼汶水入小汶河南流直达南旺。又在分水口处凿设了一个活动的鱼嘴形“石鲅”，控制南北分水量，所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实测为南六北四)。并创造性地将南旺、安山、马场、昭阳等湖改造成蓄放自如的“水柜”。又挖兖州、青州、济州三州泉水300眼，分五脉水系因势利导，补充运河水源，从根本上征服了南旺水脊，确保了运河长年畅通无阻。在中国2300多年的运河发展史上，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与四川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一样，堪称世界第一流的水利构思。南旺水脊分水工程是矗立在3000里运河上的一座丰碑，它标识着中华民族战胜自然的无比智慧与胆略。
(二)因河而兴的漕运文化漕运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历史现象，从秦始皇“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到康熙皇帝将漕运列为治国三大要务之一，历代封建王朝都将它作为重要的统治手段。
从历史上考察，漕运不仅是封建国家实施南粮北运，解决王朝官兵的粮食供给和国库存储的财政措施，同时反映了作为封建国家政府行为的特征。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地当“南北之冲”的济宁，更成了“南控徐沛，北接汶泗”的“河渠要害”之地了。所以，当至元十七年元政府决定开挖济州河时，同时也决定在济宁设置“汶泗都漕运使”，至元二十年又立都漕运司于济宁鲁桥。济州河开通后，至元二十二年，元政府在济宁“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每年经这里运送漕粮达30万石。但因水浅舟大，恒不能达，“更以百石之舟，舟四人，故夫数增多”，因而元泰定致和元年(1328年)，又“增济州漕运司军二千人”。至此，元代在济宁一地就设置漕舟3000多艘，役夫、运军共14000多人。明永乐年间，京杭运河运量大增。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朱棣命“平江伯陈王宣于湖广江西造平底浅船3000艘，以从河运，岁运300余万石”。“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永乐十五年(1417年)，漕运至北京的粮食达500万石以上。宣德七年(1432年)，北运漕粮最高达674余万石。明代“运船之数，永乐至景泰大小无定，为数至多，天顺以后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官军十二万人”，每船运米约500石。成化八年(1472年)，漕粮运量“始定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按成化八年(1472年)规定的北运漕粮400万石推算，山东运河的船舶年通过量约在8000艘次以上。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以后，黄河屡决，运道受阻，漕粮运量不断减少，但年运量仍保持在200
万石以上。清代漕运承袭明制。顺治二年(1645年)。“户部奏定每岁额征漕粮400万石”。清初一百多年间，京杭运河漕粮运量基本上保持在每年400万石的水平。济州河因处水脊之故，闸口众多，又名“闸河”。南北船只经济宁必须落帆停船等候过闸，有的货船准予就地卸货转销各县，因而济宁是当时最繁忙的河港和北方最大货物集散中心，河道帆墙如林，两岸货堆如山，商贸活动在济宁蓬勃发展起来，清初城区已有近百条街衢，至道光年间又新增了一百多条，街面店铺林立，商贾云集，流动人口剧增。清代城区已达十万人口，其中有万人经商，这还不算外地旅居者。济宁仅饮食业就有600多户，从业人员不下万人。漕船本来是运送粮的，明政府悯其运军、役夫之苦，准其携带一定数量的土宜货物沿途买卖，以博取微利，并且逐步放宽了其所带货物的限制。到清代又进一步放宽，“凡漕船载米，毋过五百石，永著为例。旋准各船头工舵工人带土宜三石，水手每船带二十石。嘉庆四年，定为每船多带二十四石”。这样，到嘉庆四年(1799年)，每船所带土货总数达130石以上。各省漕船，清代“原数万四百五十五号。嘉庆十四年，除改折分带、坍荒裁减，实存六千二百四十二艘”。另外还雇佣大批民船。这些“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货，以博微利，运官利其馈献，奸商窜入粮船，藉免国课”。所以，每船携带的货物，实际上都大大超过了官方规定的数字。这些数以千万计的官船和民船，来回携带货
物，使南北物资大交流，有力地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工商业的发展。随船运入济宁的货物，不仅有南方的竹材、木材、布匹，以及江西的瓷器、湖北的桐油、浙江的红白糖等，还有山西的木材和北方的毛皮等等。从济宁运出的货物有棉花、烟叶、各种干鲜果品以及粮食、煤炭和各种手工业产品等等。虽然有些货物并非济宁本州所产，但济宁是山东西南部的货物集散中心，交易频繁。居首位的当然是粮食，约占50%左右。明代以前多是南粮北运，后期多为品种交换。明清时期的运河年运输量约在4000万担左右，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数字。从征收的钞关税(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税)来看，明代从运河征收的税，竟占到全国税收的90%。清代虽总数增加，但比重已降至50%—30%。由此足以看出运河经济带的兴盛程度和在国家商品经济中所占份量。自元代(1289年)开浚会通河，江南漕船经山东运河可直达通州算起，至清末宣布废弃漕运止，元明清三代相继推行漕运制度前后绵延600多年。济宁运河运输业因此而兴盛繁荣达600多年。明清两代最兴盛繁荣时期前后延续400多年。作为封建王朝的重要经济命脉，运河在历代漕运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这条当时唯一的南北运输大动脉，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北(包括东西)物资大交流，密切了全国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同时加速了内河与海上交通的发展，推动了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
(三)商贸业空前繁荣济宁，古称任城，盛唐时期就曾是一座“万商往来，四海绵历”的繁华商业城市。此后，在长期兵争中逐渐衰落。元明两代开凿济州、会通两河，大大提高了济宁的经济、政治地位。济宁“居运道之中”，不仅成为“水陆交汇，南北冲要之区”和“控引江淮咽喉”地带，同时又成为漕河管理中心和鲁西南政治、经济中心，迅速出现了“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城之下”的兴旺景象。据《明史》记载，到明代中叶，济宁就已发展成一个“车马临四达之衢，商贾集五都之市”的繁荣商业城市。此时，城区定居之民已不下数万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商业经济已相当繁盛。明代朱德润在其《飞洪桥诗》中曾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济宁城区商业繁荣景象：日中市贸物聚，红毡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清代中前期，济宁商业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又很快进入繁盛时期，商业发展规模和繁盛程度又大大超过明代。据《济宁直隶州志》记载：清乾隆年间，济宁南门大街和大闸口一带，“百货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经明至清，济宁商业已臻鼎盛，商户发展到上千户，大的行栈店铺有三、四百家，从业人员达万余人，经营饮食服务等业者也不下万人。州城内外，通衢要道，运河、越河两岸行栈店铺林立，各地商贾云集，百业兴盛，市场繁荣，年营业额高达白银亿两以上，市场辐射达周围地区近百县，成为明清时期全国著名的较大商业城市之一。运河上帆樯如林，河两岸货物堆积如山，铺面作坊
鳞次栉比，商会牙行竞相争市，戏楼酒馆灯红酒绿，济宁商贸业的兴盛繁荣景象，为历史之空前。明清两代济宁繁荣兴盛的商业行业主要有药材业、皮毛业、粮食业、杂货业、绸布业、竹货业、碎货(百货)业、铁货业、茶叶业、陶瓷业、文具业、饮食业、服务业、钱(金融)业等10多个行业，历经数百年发展和变迁，各个商业行业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并且还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地域分工，逐渐形成了以销售某类或某种商品为特点的比较专业性的商业街巷和市场。济宁药材业起源于北朝(北齐)时期，隋唐时期即成为全国十大中央药材市场之一。明代借助运河进一步得到发展，万历年间达鼎盛时期，药材行栈发展到100多家，零售店铺发展到50多家，每天吞吐药材量达几十万斤，与全国十几个省建立了购销关系，互为市场，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大药材市场之一。延至清代，药材业一直保持兴盛不衰。药材行栈店铺大部分设在姜店街、既济巷和二铺头街一带。皮毛业起源于元，发展于明、清，繁盛于清末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清末，皮毛行(为货主存货、售货的贸易场所)栈(为买主购货、存货的贸易场所)发展到30多家，年经营皮张近百万张。二、三十年代，在外国资本的参与和影响下，迅速得到发展，三十年代后期，发展到鼎盛时期，大的皮毛行栈发展到85家，其中外商皮栈有20家，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年上市青猾皮三、四百万张，羔皮四、五十万张，大部分运至天津、上海等口岸出口。货源除来自全省各地外，部
分来自河北、内蒙和辽宁等地。皮毛行栈主要分布在越河两岸和小南门一带。明清时期，济宁也是运河沿岸最大的粮油集散中心之一，贸易规模仅次于临清。著名的“人和粮行”和“复元油行”分别创办于明末和清代中期。至清末较大粮行发展到36家，从业人员不下千人。粮行又分河市和旱市。河市设在运河西坝口街，有较大粮行9家，服务设施齐全，贸易规模较大，一般日成交量上千石。旱市则散布在四关，有粮行20多家，交易规模比河市略小。竹货业发端于明末，发展于清代，繁盛于清末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清末，竹货店铺发展到一、二十家，形成了竹货一条街，被人们称为“竹杆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展到60多家，三十年代发展到多家，形成了远近闻名的二、三华里长的竹货商业街。绸布店铺主要分布在南门大街、吉市口街和大闸口上河南街，兴盛时期有绸布店46家。铁货店铺主要分布在大闸口运河北岸、胜利街和小土山一带，兴旺时期有铁货店铺30多家。市场繁荣时期有较大细瓷店铺30多家，主要分布在大闸口运河北岸和小闸口运河东岸。至清末，北果行栈发展到70多家，零售店铺有几十家，主要分布在果子巷、枣店街一带。30多家茶叶行庄、店铺和70多家文具用品店铺主要分布在南门大街、吉市口街、税务街等街巷。清代商业繁盛时期，有杂货、碎货行栈店铺220多家，各类饭店、酒馆、面食店和高、中低档旅店、浴池、理发店等饮食服务业900多家，散布于城区内外大街小巷和通衢要道。明清两代为济宁商贸业发展鼎
盛时期，不仅城南运河、越河两岸街巷已形成约二、三平方公里的繁盛商业区，而且州城内通往东西南北四门的四条大街也已辟为繁华的商业街市。最繁盛之区为南门大街、吉市口大街、税务街、小南门街、姜店街和安阜街，及南门桥迤东到小土山，又迤南至小闸口，再折向西至小南门，沿运河、越河两岸的大街小巷。这些最繁盛的商业街巷，店铺繁多，琳琅满目。白天，客商云集，摩肩接踵，生意兴隆；晚上，街面上灯火辉煌，交易不停。生意火爆的商户，常常通宵达旦进行营业。
(四)手工业兴盛发达济宁是明清时期运河沿岸全国著名的手工业发达城市之一。手工业行业主要有酿造、榨油、糕点、皮革、造纸、竹器、铜器、铁器、木器、丝织等17个行业之多。在酿造业中，玉堂酱园是一家生产规模最大、被誉为“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手工业作坊。玉堂酱园于清乾隆年间由苏州一戴姓船户创办，门面字号为“姑苏戴玉堂”。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1000两白银卖给了冷、孙两家经营，店名随改为“玉堂酱园”。清道光年间，玉堂酱园生产作坊增加到数百间，工人增加到200多人，资金增加到39万吊，产品增加到50多种。所产豆腐乳、酱菜、酒类、糟鱼、醉蟹、豆豉、调味品等兼具南北风味，产品畅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光绪年间，玉堂酱菜作为贡品送进清廷宫内，受到慈禧“真是京省驰名”的赞扬。从此，玉堂产品“京省驰名”，“味压江南”的名声更大。清末，玉堂酱园又研制生产出了
多种新露酒。民国四年(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济宁玉堂生产的金波酒、万国春酒、冰雪露酒、宴嘉宾酒和酱油、酱菜均获得了金牌奖，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玉堂的金波酒、糟制鲤鱼等不少产品销往日本、新加坡等地。果品大户“兰芳斋”创业于同治末年，原店位于天井闸河南西侧的“烧酒胡同”，自派人去江南苏州学艺归来后，生意大振，招牌改为“江南兰芳斋”。光绪三年又在城内院内口增设北店，在塘子街再设仓库80间，并在邹县、巨野、泰安、鱼台等地按季设点收购干鲜果品。清末已有工人140余人，是鲁西南最大的糕点作坊。“兰芳斋”能博采众长，去高唐学做“罗丝饼”，去绍兴学做“薄脆”，去江南各地学做“十锦南糖”，去北京学做“饽饽”、“京式八大件”等。1981年在山东省物品展览会上，“兰芳斋”有5种产品获奖，再加上它“八折让利、十七两一斤”的批发经营方式，“兰芳”店名响遍华北。济宁皮毛业起于元而盛于明清。皮毛工艺是从甘肃、宁夏、内蒙取道大都沿运河而来，清光绪年间济宁大皮毛作坊就有20多家，资金总额达白银20万两，雇工数百名，居全省之冠。主要经营的北口、西口皮毛，大多运往江南苏州转口。鲁西、苏北大批皮商小贩及津沪洋行云集济宁，每天成交额达白银10万余两。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洋行在济宁直接设庄，大量收购青猾皮、羔皮，此后津沪各地洋行抬价竞购，市价涨至十倍以上，“济宁路青猾皮”成为抢手的名牌，年产量至300万张以上，羔皮也增至150万张。这大大地刺激了附近各县饲养业的发展，
菏泽等县年产青山羊高达300多万只，皮毛都从济宁转口。西北客商也纷至沓来，仅从甘肃宁夏来济贩运皮货的商人就有2000余人，越河两岸竟成了毛皮的世界。烟草自明代传入我国，济宁地区种植相当普遍，从而带动了烟草加工业的发展。大批“京客”和各地客商前来批购，市场之广阔，因而济宁历史上的烟草加工业比较发达。清代学者包世臣道光九年(1829年)的《闸河日记》记载：济宁所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6家作坊4000多工人，平均每家600多人，其作坊规模之大可以想见。济宁红炉业在济宁十大匠(铁、木、竹、金、银、铜、锡、石、窑、瓦)中有第一匠艺之称，发展历史悠久，产品久负盛名。历经明清两代的发展，至清末红炉作坊达到100多家，主要分布在大闸口、小土山、顺河门外、西门里外、济阳大街、半截阁等街巷，80%集中在闸口一带。济宁“葫芦”菜刀、“天字”修足刀、“李字”皮铲、“王字”剃头刀、“王麻子剪子”、“三耿”钢货等一批名优产品，不仅在本省享有盛名，同时还驰名苏、豫、皖、冀四省。济宁铜器手工业发展历史久远，清代前期即发展到兴盛时期。铜器作坊开始主要聚集在南关打铜街，后从业者增多，又延伸到税务街、玄帝庙街和冰窑一带，业者达120多家，铜器产品主要有盆、锁、锅、烟袋头、什件等。产品除销售本省外，还远销北京、天津、南京、上海、镇江等城市。济宁竹器加工业也是一项比较兴旺发达的手工业。竹器作坊和竹器店铺一般由一家
经营，边加工，边销售。清末，城区有竹器作坊一、二十家，形成了竹器加工生产一条街，即比较有名的“竹竿巷”。济宁城区和周围地区的丝棉纺织业、窑业、造船业、明末和清代，济宁和兖州、汶上等县“妇女织布，纺车之声，比屋相闻”，济宁是明清时期全省三大纺织中心之一。明永乐后，鲁西地区造船业迅速兴起，当时济宁建有两个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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