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对《大运河》的英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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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大运河》属《中国红》系列范畴。《中国红》是介绍中华文化的系列丛书，其关注的话题有1000余个，包括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中国古桥等文化主题。《大运河》集中讲述了大运河的发展史、兴衰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名城。中国大运河是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有着鲜明的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其不仅是联结南北方的生态廊道，更是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六大文化高地的文化走廊，凸显了文化多样性的特，呈现出中华文明的精髓，承载着民族记忆和文化认同[1]。《大运河》英汉对照本的诞生对推动大运河相关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非凡，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走出去起到了推动作用。其英译本是否准确规范地翻译出原文意思，是否正确传达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生态翻译理论的“三维转换”法入手，对《大运河》英译本进行举例分析。
二、生态翻译理论
生态翻译是我国著名学者胡庚申在2001年提出的比较先进的翻译理论，至今已有二十余年，自提出以来便在学界引发积极反响，并得到广泛应用，对推动国内翻译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胡庚申教授基于全球“生态关注”大背景，将生态学与翻译学相结合，受达尔文“适者生存”观点的启发，“将生态学中的适应、选择、适者生存等生态概念引入翻译学当中，构建出了一个以研究译者和翻译生态环境关系为主的翻译学
理论”[2]。胡庚申教授将生态翻译观的译法概括为“多维”转换，但主要是“三维”转换：即“在生态翻译观中，翻译是译者进行选择与适应的一个过程，它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遵守‘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维的适应性转换”[3]。
三、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大运河》英译案例分析
（一）语言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化
语言维度从原文与译文在语言层面的适度性选择出发，在两种语言转化中寻求适度性平衡。生态翻译理论讲求在大的自然环境下探寻对应译文的适度性，在词汇、句子、段落、篇章译文的选择上与原文的对应性，在原文与译文之间探寻生态关系的平衡，保证其可读性。
例1：唐代张继的千古名作《枫桥夜泊》就描绘了诗人夜半乘船从山塘河来到苏州城外寒山寺的情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译文：The masterpiece A Night Mooring by Maple Bridge by Zhang Ji of the Tang Dynasty mentioned the scene of the writer coming from the Shantang River to Hanshan Temple outside Suzhou by boat in the midnight.“Moon's down, crows cry and frost fills all the sky; by maples and boat lights. I sleepless lie outside Suzhou is Hanshan Temple is in sight; its ringing bells reach my boat at midnight.”
分析：该段引据唐代诗句中描写的景象论证大运河水系同运河名城苏州在历史上的交集。诗句描写了秋夜
邢    丽    仇湘云
生态翻译理论指导下对《大运河》的英译分析
［摘  要］ 大运河自古便是维系政治稳定、经济运行、民生所需的重要纽带，随着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的战略地位日渐凸显，其相关话题也重新引发社会及学界的广泛关注。《大运河》（中英对照）通过追溯大运河开凿及发展史加之运河沿岸名城的介绍，向中外读者展现一条古朴、稳重且独具魅力的大运河，对再现大运河辉煌磅礴的气质，推动运河优质文化走出去发挥重要作用。从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三维转换”法出发，基于语言、文化、交际的维度，对《大运河》英译本进行分析，探寻一条适应未来相关主题英译的可行性道路。
［关  键  词］生态翻译理论；大运河；英译分析
基金项目：2021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外语类基金项目“古诗词英译中大运河文化意象建构研究”（编号：21SWB-19）；2019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空间书写研究”（编号：13603111）。
104《名家名作》·翻译
世界三大运河
时分，诗人独自泊船姑苏城外枫桥之下，江南秋夜美景牵动着这位游子的心，抒发诗人面对秋景时的萧然幽寂的思绪。该译本中的第一句在语言层面上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月落乌啼霜满天”，将其按字面分解成三个意象，即“月落”“乌鸦啼叫”“天空充斥冰霜”。“Moon’s down，crows cry and frost fills all the sky”，在语言层面上实现了词句、意思结构在选择上的对应。“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秋天江边的枫叶最是红艳，伴着泊船上的灯光在夜下欣赏枫叶，在姑苏城外寒山寺外度过不眠之夜，“江枫”“渔火”通过意译法译为“by maples”和“boat lights”。这里的“渔火”译者在语言层面做出了合适的选择，译为“boat lights”，即“船上的灯光”。然而“对愁眠”并未在第二句译文中体现，而是将其与第三句整合起来，在城外寒山寺中度过不眠之夜，“I sleepless lie outside Suzhou is Hanshan Temple is in sight.”将其进行结构调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实现了生态翻译学中语言维度在内容与结构上的适度性，寻求原作与译作的新平衡。
例2：驰名全国的天津大白菜、天津冬菜、独流老醋、沙窝萝卜等都与大运河水有密切的关系。
The national famous Tianjin , Duliu old vinegar, Shawo radish and so on Tianjin specialties all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anal.
分析：运河的开通不仅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发展，还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南
北各方民众能及时品尝到彼此的土特产，这里的“天津冬菜”指北方人在冬季时常腌制的蔬菜品类，译文将其处理成“preserved vegetable”，其中“独流老醋”在《天津大辞典》中有记载，乃宫廷御用贡品，与山西陈醋、镇江香醋齐名，并称“中国三大名醋”。“独流、沙窝”是当地特产的名字，直接取其本名读音翻译，符合语言习惯。
例3：杭州自古以来就是富饶的商业城市。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译文：As the saying goes: “Up above there is Paradise, down here there are Suzhou and Hangzhou.”
分析：此例句证实了杭州水系古往今来同大运河相连，带来了便利的交通，水路运输网发达，物资丰富，富庶不衰，催生了一片人间乐土，更是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称。该句翻译版本众多，各有优点，对于此句《大运河》中英译本给出的译文更注重形式和原意上的对等，译文不仅在词语的选择、结构的调整方面体现出适度的选择性，而且在功能整合方面也符合语言维度的平衡。
（二）文化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化
翻译过程烦琐而复杂，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化过程，更是译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再创作，所虑因素众多，文化就是其诸多因素中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翻译适度转化的桥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是文化
转变的一种过程，任何翻译都脱离不了文化这重身份，没有脱离文化的翻译，没有脱离翻译的文化。奈达（Nida）指出，真正成功的翻译过程，译者应当更加重视双语文化，而非双语语言结构［4］。生态翻译理论文化层面是指译者在翻译时在考虑文化差异的背景下实现译文的适度性选择，把文化间的不同置于翻译过程中，避免读者产生原文与译文理解性上的偏差。
例4：富义仓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
译文：The Fuyi Granary was built in 1880 in the Qing Dynasty.
分析：“光绪”乃爱新觉罗载湉的年号，清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时间（1871—1908），清朝于1921年灭亡，光绪六年属清末年间，只描述清光绪六年时期不能准确定位其时间，在译文将“光绪六年”做出了省译，翻译成“The Fuyi Granary was built in 1880 in the Qing Dynasty.”该译法冲破了文化的桎梏，实现翻译在文化层面的适度选择性，使读者在理解上更加容易。
例5：“郑国渠”郑国渠所流经的地域，四万多顷农田得到灌溉。
译文：The “Zhengguo Canal”, which irrigated the over forty thousand qing （a unit of area, 1 qing equals to 6.6667 hectares） of farmlands in the basin areas of the canal.
分析：郑国渠为战国后期秦国境内开凿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中记载：“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欲以溉田。”［5］其开通便利了秦国的农业灌溉发展，使秦国境内四万顷农田得到灌溉，提高了粮食产量，致使疲秦之计变强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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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计。“四万顷”，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说法，“亩”“顷”都是中国计量土地面积的一种单位，百度汉语释义100亩为1顷，1顷为6.6667公顷，等于66667平方米。直译会使读者因为文化间的差异不能准确理解其意，用加注释来解释其面积大小，避免在文化层面上产生误解。
例6：他想发动一场对高句丽的大规模战争。
译文：The emperor Yang of Sui intended to start a massive war against Korean. 
分析：隋炀帝在位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早期大运河的修建，最初的通济渠和永济渠是由疏通天然河道并结合人工河道进行改造而成，通济渠的开通极大便利了水运交通。漕运体系为漕粮大量运往隋朝京师（洛阳）提供了便利，丰富了当时的粮食储备。开通永济渠主要为军事之用，发动对高句（gōu）丽（lí）的战争。有《通典》云：“高句丽，东夷之国也。”今朝鲜半岛以及辽东一代。古时繁盛朝代，众多
番邦小国前来依附。从文化角度出发，这里将“高句丽”翻译成“Korean”是对文化进行转换，避免不了解中华文化的读者对其理解产生偏差。
（三）交际维度的适应性选择转化
交际维度是生态翻译三维转化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复杂的一环，它基于语言和文化维度的基础上使译者在翻译时实现交际上的转化。交际维度主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原文本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6］。译者深度理解原作中所隐含的意思，将其准确传达给读者。
例7：苏州名菜——松鼠桂鱼
译文：Famous Suzhou Dish “Sweet and Sour Mandarin Fish”
分析：“松鼠桂鱼”因其形似松鼠，又名“松鼠鳜鱼”，清代食谱《调鼎集》中曾记载了此道佳肴的做法，剔除鱼骨，裹蛋液炸黄，作松鼠式，、香、味、形堪称一绝。译者将其翻译成Squirrel and Mandarin Fish，从交际层面进行深思，考虑菜品做法、摆盘、味道等特点进行翻译，向读者呈现出交际维度翻译选择的适度性。
例8：清代康熙帝南巡时尝过此茶，赐名“碧螺春”。 译文：The Emperor Kangxi of Qing used to taste this tea when touring the south and gave it the name of “Spring
 Spiral”.
分析：碧螺春已有千年之久的历史，最初名为“洞庭茶”，又名“吓煞人香”，只因最初采茶人在早春时节将此茶采集放于口袋，其散发的香味真是吓煞人也，故得此名。今碧螺春一名相传取自康熙帝，清代诸生王应奎在其随笔《柳南随笔》有记载道，圣祖康熙于第三次南巡期间品得此茶，遂赐名曰“碧螺春”。对于碧螺春，有译者直接将其直译为“Biluochun”。此种译法并未体现此茶特点，因碧螺春茶叶形状蜷曲似螺，表层分散着均匀的细白绒毛，在对其外形特点的把握上，将其译为“Spring Spiral Tea”，是一种初春时节形状似螺的茶叶，译者在交际层面实现对译文在自然选择上的加工处理。
四、结语
《大运河》（汉英对照）一书从大运河的发展、演变、兴衰以及与名城有关的种种作出了详尽的介绍［7］。目前国内与大运河相关的资料的英译本数量并不多，此英译本的诞生让国内对大运河有了新的认识，对对外介绍大运河流域文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生态翻译理论的“三维转化”法对其相关内容的英译做出了选择性的举例分析，译本通过直译、意译、省译、注释等翻译策略在原文与译文间实现了适度又相对平衡的选择，为未来相关主题翻译提供了参考性建议。
参考文献：
［1］秦宗财.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系统性建设的五个维度［J］.南京社会科学，2022（3）:162-170.
［2］杨仕芬.从生态翻译理论看许渊冲的诗歌翻译［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21，29（5）:100-103.
［3］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4］Eugene A.Nid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5］ 李珑.郑国渠：疲秦之计造就万世之功：《郑国渠》述评［J］.新西部，2017（12）：82-83.
［6］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32（2）：5-9，95.
［7］吴顺鸣.大运河［M］.合肥：黄山书社，2013.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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