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记忆视角下文化节目主持人的叙事功能——以《典籍里的中国...
声屏世界2023/2
实践与创新
金话筒
文化记忆视角下
文化节目主持人的叙事功能
———以《典籍里的中国》为例
阴吉翔宇
摘要：大型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深挖中国传统典籍，用时空穿越的艺术形式对话华夏先贤，激活历史典籍中的文化
记忆。文化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承担的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在指涉过去和再现历史，通过影像符号的生产、组织与传播进行记忆的空间编码和记忆的价值生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确认与传承，唤醒种的“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文化记忆文化节目主持人《典籍里的中国》
在人类对自身的一切认识和反思中，
记忆是最深刻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自我的
本质，也塑造了人类知识及历史的源头。[1]
中国与英国的时差记忆的核心问题之
一是“如何记忆”或“记忆如何可能”，记忆的载体可以是人、事或物象等实体符号。在一档文化类节目中，
主持人作为文化输出的实体符号，通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介入，达成文化记忆的表述。
记忆断裂的缝合：指涉过去，再现历史
昨日重现的记忆专家。文化类节目的旨归在于通过媒介再现、存储文化，让文化借助媒介载体得以复制、保存和传播。它的文化价值在于给观众搭建了直观的、形象的、可以共情的感知平台，
建立了一种询唤机制，唤醒的是集体的共同记忆。文化记忆的核心要素是身体，
身体的记忆系统是指把文化记忆当作人类记忆的一项事务，
涉及人的肉体组成及其各部分因素，是一种感觉形式。[2]
《典籍里的中国》
的主持人在节目中扮演的角是多重的，
他既是说书人，也是穿越古今的对话者，更是节目全局的把控者。从文化记忆的角度去审视主持人的角，他应该是昨日重现的记忆专家。
文化传播是借由媒介发生的，而文化记忆最基本的媒介就是身体，该节目中的主持人就是以记忆专家的身份进行文化讲述的。主持人主要依靠语言表述帮助观众建立起文化记忆的情景，勾连其潜藏在文化传
统中的精神血脉。该节目开篇主持人撒贝宁用“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几千年来我们祖先一直在记录我们的历史，讲述我们的故事，这里的每一部典
籍都凝聚着前人的心血和智慧，
人们世代守护，薪火相传，让精神的血脉延绵至今。知道我们的生命缘起何处，知道我们的脚步迈向何方。”这段纲举目张的文字向观众陈说了这档节目的主题是讲述典籍中的历史，通过再现历史的方式守护传统文化。由此可见，对过去的记忆是被讲出来的，通过语言的叙述，记忆脱离了昏暗繁杂的“未被居住的领域”，上升到确定的、明晰的“现在世界”，从意识的可能性脱胎换骨为语言的现实性。[3]传统典籍的保存方式从印刷品变成了影视作品，传播载体的更新和变化力图将文化从文字转换到图文并茂的影像中，与书写文字不同，主持人的声音表述与影像表现相结合，将观众带入到了新的记忆范式中。
文化传统的仪式再现。语言学家莱考夫曾说道：“我们不断举行各种仪式，在举行仪式时，我们赋予我们的活动以结构和意义。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无论是文化的还是个人的隐喻，都在仪式中被部分保留。仪式是我们文化隐喻系统
的经验基础和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仪式就没有文化。”[4]
仪
式承载着价值、情感、信仰和精神等主题，通过媒介仪式传播营造集体共享、凝聚的话语空间，在一致的、共同的媒介情境中引发共情效应，通过仪式化的媒介展演强化国家形象的媒介形塑，在仪式共享中获得象征性的理解。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礼仪之邦，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礼仪种类繁多，古人将礼外化为一系列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并通过精心设计的仪式体现思想深处对人和物的敬重。《典籍里的中国》充分利用舞台表演空间，
通过创作剧本，邀请演员进行表演，将典籍故事生动形象地呈现给观众，
在影视艺术创作环节中更是加入了“古今对话”环节。在表演过程中，主持人撒贝宁以现代读书人的身份穿越到典籍主人公生活的年代，
与著书者进行
2023/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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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对话，对话中充满仪式感的“拱手礼”成为古今对话的必要环节，表达对著书者的尊重和敬仰。主持人用古代礼节呈现古代礼仪，象征着我们对先人的敬仰和崇拜，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敬重。
记忆的空间编码：影像符号的生产、组织与传播
以科普者的叙事身份传播典籍历史。记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扬·阿斯曼在谈到文化记忆的特征时指出：“文化记忆可包含语言的、图像的和仪式的形构，
首先是知识的固化和客观化，其次是知识以社会遗产的形式进行传播。”
[5]
文化记忆的核心是人类在世世代代生存繁衍过程中所累积的各种知识粘附于空间、姿态、图片和物体等具体的事物上。人是文化记忆的主体，在文化记忆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生产者、组织者和传播者的角。
在《典籍里的中国》节目中，主持人、专家、演员、编剧、策划人员共同组成了记忆符号的创作团队。主持人撒贝宁、王嘉宁以科普者的叙事身份向观众进行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如《天工开物》一期中，王嘉宁说道：“《天工开物》梳理了一百三十多种生产技术和工具，对古代各项生产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技术体系。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初版《天工开物》距今已有三百八十四年，字里行间流淌着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科学态度，迸发着熠熠生辉的智慧光芒。”主持人用一段简短的语言向观众讲述了《天工开物》的主要内容。在节目最后“宋应星”与撒贝宁对话，撒贝宁向他和全世界进行了大科普，节目中大屏幕上分别展示了高铁、飞机、火箭等高科技产品，撒贝宁对宋应星说道：“这是三百年后中国人造的舟车，我们叫它高铁；这是今天中国人自己造的飞机，您要坐上它呀，同样的路一个多时辰就够了；这是今天中国人造的大火箭，
我们能够把月球车一直带到月亮上。”在这段对话中，主持人撒贝宁不仅仅是在告诉主人公宋应星他书中的科技在当下已经得到了巨大革新，更是在告诉全世界中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并取得了累累硕果。
历史与当下互动中的文化询唤。阿尔都塞在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一书中将媒介视为非强制性的国家机器，通过媒介介入到观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与观众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召唤关系，
用观众熟悉且乐于接受的媒介形式和观众进行互动，使其产生文化认同。文化类节目通过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再生产向观众输出传统文化相关知识，
观众被带入媒介文化情景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并在意识形态的询唤下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文化节目与观众建立的询唤关系中，节目内容是询唤主体，经过策划的方式和手段将客体（观众）询唤成为“主体”
，即完成客体到主体的身份确认。询唤关系的成立需要主体和客体达成认同，这就需要作为主体的节目能够准确地将文化核心价值传递给观众，作为客体的观众也要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文化核心价值。
《典籍里的中国》里的主持人是询唤主体之一，作为现代读书人亲自参与到历史故事的演绎中，用历史与当代对话形式给观众构建了一个参与式角，观众与主持人的“穿越式”文化寻踪形成同一的视角去感知和审视历史典籍，品味传统文化。在历史与当代的对话中，作为询唤主体的主持人试图向古人陈明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集体记忆流传于当下，也试图将祖先的宝贵哲理观、
生命观、治学思想等对观众进行价值询唤。如《天工开物》一期中，宋应星问道：“我还是特别想知道三百年之后，
真的还会有人看我的书吗？”撒贝宁说道：“当然有，我们后世几乎人人知晓宋先生这本《天工开物》，它是后世公认的图文并茂的科学技术典籍。”在历史与当代对话中，主持人反复向古代先贤强调他们的著作在当下已经成为经典且得到了后世的认可和尊崇，
同时也是在向观众传递经典典籍的宝贵价值，
启迪观众阅读、感受和传承经典文化。记忆的价值生成：中国传统文化的确认与传承
传统文化价值的暗示。媒介的文化意义在于媒介本身不仅仅向观众传递信息，它还具有一种影响力，就是对观众的思想、感知、记忆和交往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在文化记忆过程中，媒介具有重要的暗示功能。所谓暗示指的是通过文本、图片唤醒个体的回忆，并对观众的思想、感知等产生影响。文化记忆通过反复使用特定的文本、意象和仪式对社会民众进行教化，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树立特定的形象。中华民族的五千年历史长河孕育了生生不息、赓续不绝的文化。《典籍里的中国》中主持人撒贝宁和王嘉宁反复使用“无穷智慧、深邃思想、丰富、深厚”等词语向观众传递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价值。
对于受众而言，媒介作用于人的记忆系统，对人的交际也会产生影响，社会学家尼克拉斯
·卢曼(Niklas Luhmann)认为：“要使一个社会成为可能，就不允许在经历的主体间存在时间差。他们当下的经历必须是同时的，也就是说经历根据他们各自的理解必须同时结束。
不仅仅是当下本身，他们的未来时间视野与过去时间视野也必须一致，并……保持相同的距离。
”可见，主持人在节目中反复向观众提及传统典籍的思想价值对受众具有重要的暗示意义。
文化传统的延续和传承。借助媒介来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
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呈现给后人，以重构他们的文化身份。媒介作为保存、传播文化记忆的途径和手段，在弘扬传统文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媒介也在向受众告知人们应该延续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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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人在该节目中通过与观众的对话启发观众传承传统文化，如《尚书》一期中，撒贝宁对“伏生”说道：“经过您的护书、传书，《尚书》在汉朝的传播相当兴旺。孔子的后人孔安国竭力推广使之广为流传。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但是历朝历代都非常推崇《尚书》，多次把它刻成石经。”在其他节目中，撒贝宁也多次向观众提及后世对传统文化典籍的推崇和敬仰。不仅如此，主持人还通过现代科技产品的引入向观众传递科技文化传承，如《天工开物》中“宋应星”询问：“我有一事想问问你，你说这三百年之后，《天工开物》还会有人读吗？”撒贝宁回答：“宋先生，您看看这个（IPAD ），这就是三百年后人们读您的方式。”在节目最后，撒贝宁又向他展示了高铁、飞机、火箭等现代科技产品，
表明了现代科技的助力让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多样化的方式得到传承和延续。扬·
阿斯曼也曾说道：“文化记忆是在一个社会体中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被创造的过去，它的目的不是对过去的单纯记录和证明，
更重要的是在当下中对过去意义的证明。”[6]
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
更重要的则在于将过去与现实文化进行连接，以服务现实为主要任务。
唤醒种的共同体意识。人们之所以需要文化记忆，是因为文化记忆就是保存意义和价值的手段。在鲍曼看来，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不稳固的流动状态之中。所谓流动，就是指一种不确定性、
多变性、不彻底性、未完成性、开放性、可能性、多元选择性和差异性。在人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中，以社和国家为代表的“共同体”力量在不断的弱化，集体越来越无法为个体提供归属感，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渐在消失。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体中，个体总是基于临时的利益被卷入不同的集体之中。正是因为共同体的瓦解，个体更加迫切需要完整的、稳定的，可以提供安全感的集体来获得归属感。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言：“在一个其他所有东西都在运动和变化，其他所有东西都不确定的世界中，
男人和女人们都在寻那些他们可以有把握地归属于其中的团体。”[7]
人总
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框架中建立对自我的认知，这是人作为“政治动物”或“社会动物”的原初意义。
文化节目给观众建构的是一种文化共同体，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和传承获取共同的文化记忆，进而建立共同的价值取向，确认自身在文化共同体中的位置。主持人在其中的叙事功能体现在通过语言表述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后人的认可并仍在广
泛传播，文化的不断延续确证了中华民族对于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徐霞客游记》一期中主持人撒贝宁向“徐霞客”说道：“在后世所有喜欢踏遍祖国名山大川的人，这些人对您都极为仰慕，先生亲近山水、记述山水的功业
为后世所景仰，后世也有很多人渴望踏着您的脚步去游历华夏山河。”主持人向著书者及观众表明了著作以及徐霞客的山水观得到了后世的认可。《道德经》一期中，老子向撒贝宁询问：“我的五千余言传下去了？”撒贝宁回答道：“流传甚广，您的《道德经》被封为典籍，影响了华夏文明两千多年，您也被奉为中国哲学开山之祖。”在主持人与著书者的对话中，著书者不断在向现代读书人确认典籍在后世的流传情况，主持人用“流传甚广、深受影响、人人知晓、后世公认”等词汇传递传统文化典籍的传播情况，
对文化典籍的认可意味着后世对基于文化典籍所构筑的文化共同体的确认。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说道：“我们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
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8]
文化节目正是唤起了
观众的文化记忆，
从而让观众的认同感得以生成并延续。结语
文化类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上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从文化记忆视角来看，记忆的主体是人，人是记忆不可或缺的传播载体，而主持人更是该档节目的核心和灵魂，其叙事身份、叙事特点和叙事功能对节目的思想价值传递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文化类节目中，主持人是关键角，主持人在节目中的叙事功能主要体现在作为保存者的记忆断裂缝合、作为生产者的记忆影像编码和作为暗示者的记忆价值生成等几个方面的功能。(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2][3]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4]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6]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7]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8]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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