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压力和社会危机
                                       
         
清朝官阶浅述清代人口压力和社会危机
[内容提要] 清代前期,人口规模从一亿上升至四亿,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诸多影响,清代前期是中国当代人口问题的奠基时期。本文试图分析前期人口急激增长的原因，并着重从三个方面说明人口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即生存压力、环境压力、官吏制度危机。学习历史，以史为鉴，正确认识这一关系国家存亡和民族兴衰的人口难题。
[关键词]  人口压力；生存压力；环境问题；官吏制度危机
一．清代前期的人口增长
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一年),乾隆皇帝在阅读康熙实录时,忽然有了惊奇的发现：“朕恭阅圣祖仁皇帝实录。康熙四十九年民数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百余名口。因查上年各省奏报民数,共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较之康熙年间,计增十五倍有奇。”
乾隆皇帝所看到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的“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名口”,只是纳税单位,经人口史家的复原,实际人口数为一亿左右。1760年前后,中国总人口上升到二亿,1787年前后,上升到三亿,1830年前后上升至四亿。而明洪武二十六年（1693年）全国总人口仅0.727亿，明末全国总人口则是1.525亿。1644——1851年两个世纪中，中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49％清前期人口增殖率之高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但其人口增长的总规模却是空前的。
二．决定清前期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
清前期人口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人口总量膨胀得这么大?一些史学工作者、人口史家列出了一系列解释清前期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社会环境因素。战争是人口调节的最残酷而又最便捷的途径。清代康、雍、乾三朝,中原近百年未有大的战乱,承平日久,国泰民安,这种社会环境极有利于人口的繁息。戴逸先生在《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和迁徙》一文中首先强调了这一因素“从十七世纪下半期以来,中国经历了清康熙、雍正、乾隆的统治,中原地区一百多年没有发生战争, 边疆的割据先后平定,国家得以统一,……人口激增。”黄万隆先生也认为:“清代自康熙二十二年迄乾隆末,百余年间,政治
清明,社会,故康、雍、乾三朝,号称盛世,够得上国泰民安。在此长期的休养生息之下,人口增长甚速。”
2、 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由于人口增长主要在农村，所以这一时期农业发展中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在农业生产技术近于停滞，土地关系又无多大变化的社会中，要提高土地的产量，主要的途径就是不断地增加投入单位面积土地的劳动，因而人口增长是劳动力增加、农业生产发展最便捷最重要的手段。柏金斯研究明清以来中国农业史的结论之一，就是人口增长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动力。他说，人类历史上农业从粗放走向集约化经营的过程，是一个因人口增加而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在农业经济中人是最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点对于理解人口迅猛增长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层面。
3、 清朝政府奖励垦荒政策。清朝政府奖励垦荒政策的持续贯彻，取得明显的成效，促使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从顺治年间到雍正年间，人口增长与耕地增长大体是相近的：
㈠ 晋、冀、鲁、豫、陕、甘，人口增长59.44％，耕地增长64.24％；
㈡ 苏、皖、川、粤，人口增长30.30％，耕地增长22.49％；
㈢ 浙、赣、湘、鄂、闽，人口增长6.4％，耕地增长9.64％；
㈣ 奉、吉、新、桂、云、贵，人口增长3.77％。耕地增长3.63％。
这就为乾隆时期人口突破3亿大关提供了一个物质基础。
4、 明末清初美洲高产作物玉米、蕃薯、马铃薯等的引进。何炳棣指出:“中国农业的核心是作物制度。在缺乏重大的技术发明的情况下,作物的性能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因而在近三百年中对全国粮食增产起了重要的作用。”现代农业专家李长年认为“我国玉米栽培比较大的发展,是从十八世纪开始。”玉米的,优点之一是举凡高山峻岭,斜坡陡崖,“但得薄土,即可播种”。优点之二是不待成熟即可食用,对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大有帮助,其产量远远高于谷子。万国鼎先生认为甘薯的阔步发展,大致从十八世纪开始。甘薯因其单位面积产量很高,亩产几千斤不是难事,又特别能耐旱,耐贫瘠,适应能力很强,很受劳动人民欢迎。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还历数甘薯的十三大优点。尤其在土壤条件较差的地方,成为人民的主要食粮，所以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高产作物的推广，为新增人口提供了新的粮食来源。
三．人口压力和社会危机
  尽管新作物的引进、垦荒政策的有效落实等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新增人口的粮食问题。但是，在传统农业时代，主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增长是缓慢的，不可能每隔一个世纪就增长一倍，于是便形成了人口的过剩，即人口压力。人口压力对清朝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清朝的由盛转衰，经济衰退，政府的财政收入与储备都在减少，这种影响就更加突现出来：
  第一，严重的过剩人口问题形成生存的压力，成为近代以来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
人口压力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
其一，人均耕地面积日趋减少，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200年中，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
年代
人口（亿）
耕地（亿亩）
人均耕地（亩/人）
1650
1.00——1.50
6.00
6.00——4.00
1750
2.00——2.50
9.00
4.50——3.60
1850
4.10
12.10
2.95
清朝著名学者洪亮吉说：“每亩四亩即可得生计”，我们不妨把人均四亩视作“温饱常数”，低于此数，社会陷于动乱是不可避免的。乾隆十八年（1753）每人平均亩数约为3.86亩，三十一年（1766）为3.56亩，嘉庆十七年（1812）为2.19亩，道光十三年（1833）1.86亩。"在农业时代，土地是农业劳动者最基本的劳动凭借，它直接关系人类生活的供需。因此，人口与土地的比例若不平衡，就会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 [( E9 `: `* K+ K* ~
& f#其二，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数量也日益减少，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如果以17世纪后半期粮价数为100，那么其后的粮价指数是；
18世纪前半期：132.00
18世纪后半期：264.82
19世纪前半期：532.08
19世纪后半期：513.35
19世纪的粮价比17世纪上涨了5倍多，粮食匮乏和粮荒日趋严重，而大面积的天灾出现，就成为压垮中国农业社会旧有秩序这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大规模的饥荒与人口死亡，不可
避免地引起各种抗粮、抗租和米风潮以及农民起义。中国的史者一般仍习惯于在政治方面农民战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对于中国传统农民来讲，可怕的不是做长工，也不是做佃农，可怕的是，不管做什么，仍然填不饱肚子。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长工的温饱维持仍然有危机；如果再遇上天灾人祸，那么佃农的日子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蒙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
乾隆末、嘉庆初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可以看作人口压力与社会危机的一个标志。它的背景就是川、楚流民问题。人地比例失调，意味着下阶层人民数量的增加，这些人即所谓的闲民，康、雍年间时人忧心：“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 闲民数量的增加，就成为社会动乱的潜在因子。雍正初年，福建省因人口滋长数倍于以往，无田可耕的农民迫于生计，“流为盗贼”；广东贫苦穷民也因无田可耕，无业可守，以致流为匪类。这些流为盗匪者，实时人所谓的“无田之闲民”、“无业之闲民”；在剧烈的生存竞争下，这些贫苦穷民既无田可耕又无业可就，不得不离乡背井，到处流移，乾隆末年，广东、广西、贵州、安徽、河南等省流入四
川、湖北、陜西交界处山区的流民，“以数百万计”。一旦遭遇灾荒、疾疫，连本的生活条件都无法维持时，“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铤而走险，借机生事引起社会动乱就无法避免。白莲教起义爆发在这里不是偶然的。这场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至嘉庆十年五月失败，参加人数达几十万，席卷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政府征调了十六个省的军队，消耗军费二亿两银子，才把它平定下去，这一事变使清朝由胜转衰的趋势愈益明朗化，从此盛世不再。
第二．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矛盾逐渐表现出来，并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
大约4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发利用黄土高原，毁灭了部分绿，裸露了黄土，但是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并没有造成过分严重的影响。黄土高原是在经历了长达近1500年（从公元2年到1491年）的人口徘徊时期后，人均耕地面积开始持续减少，进入清朝后，人口的爆炸导致自然资源和耕地紧缺接近极限水平。强大的人口压力使农业生态系统超负荷运转，森林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土壤侵蚀明显加剧，河流变浊，沟壑纵横、荒山秃岭的自然景观更加严重，生态环境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明显地表露出来。
福建人民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只得在山区大量开发梯田，破坏原始植被；此外即
在江河入海口围垦造田。每年夏秋之交，雨量大增，山区的林地与梯田无法在短时间内吸纳骤增的水量；闽江、晋江、九龙江、木兰溪等福建境内的主要河流均从上游带下大量泥沙，并淤积于下游平缓地带及入海口，形成了大片滩涂与洼地。乡民就此筑堤障湖，开沟辟地，变咸卤洼淫之地为可耕之田。南宋淳熙年间修定的《三山志》于此颇多记载，如“今沿海泥淤之处，不限寺观、豪势、民庶之家，与筑捍为田，资纳二税。海田卤入，盖不可种，暴雨作，辄涨损，以故田家率因地势筑捍，动辄数十百丈，御巨浸以为堤塍，又砌石为斗门以泄暴水，工力费甚。然地泻卤，损多而丰少”。这种与河争地、与海争田的举措是十分不明智的，严重削弱了河湖防洪蓄洪和泄洪的能力。至清时人口增长更为迅速，河滩、湖滩、海滩开发更盛，所酿成的水患也就更为严重。同样，由于台湾人口激增，台湾的府志、县志也载有许多开发河、海滩之事，同样也留下隐患。据有关学科论证，这个时期是科学工作者已经发现的三个重大灾害发期之一。许多因素作用在一起，造成清代福建与台湾两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破坏严重。以清代为例，据黄文《福建旱涝灾害》统计，仅仅从顺治到光绪的200多年中，特涝记录就有11起，分别是顺治四年（1647）、十八年（1661）、二十年（1663），康熙七年（1668）、五十七年（1718），乾隆二年（1737）、十五年（1750）、十七年（1752）、五十九年（1794），嘉庆五年（1800），咸丰三年（1853），
其中间隔时间短的只有2年。
    第三，人口的迅猛增长对官吏制度也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各级官员激烈地进行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这种竞争往往采取违法形式，“文士过多,官场竞争激烈,各使手段,贪污贿赂盛行”。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落后于人口的增长而导致“僧多粥少”。
不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也不论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增长。虽然在某些地区进士的分配名额有所增加，但比起整个十八世纪增长的人口数来说，进士及其以下功名的总数实际上是显著下降了。乾隆时代的进士名额在绝对数字上已有所减少，生员名额则是稳定的。甚至从前不受数量限制的童生，在十八世纪末也受到了限制。人们要求得到这种社会地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致使县官们可以靠接受希望避免除名的童生的贿赂而大发其财。清代实行捐监，即为荣誉学衔和实授公职举办捐纳，它虽然不断地用这种办法来开辟财源，但捐纳制度显然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希望得到这种优越社会地位的日益增多的需要。出售功名和官阶使适合做官条件的人数增加，因而实际上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就突出了仕途升迁道路显然不足的状况。
这种要求必然要另出路。在地方上，最显著的后果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他们不是行政等级制度中的正式成员。他们勿宁说是一些随员和食客、官吏的家属和幕宾、个人的助手和仆役、受雇的劳工和普遍存在的胥吏。他们许多人都识字，但合法的晋升道路对他们来说是堵塞的。一位按察使于 1800 年抱怨说，近年来书役超过了定员不知多少倍。原来有一个书吏，现在有了几个文案，原来有一个差役，现在有了十多个帮手。这说明了吏役阶层在十八世纪时期是大大地繁衍了。各级政府都变成了越来越增多的职业大军所附着的机体，钱虽然掏自官僚的腰包，但归根结蒂是从纳税人身上用的办法搜括来的。
康雍乾盛世曾经使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生产总值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32.4％，但创造再多的财富除以3亿多也就如总理所说的 “是一个很小的数目了” ，清朝的衰败原因固然很多，但人口压力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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