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说》赏析
《少年中国说》赏析
    《少年中国说》赏析 《少年中国说》这篇政论，其鲜明的特点首先表现为它强烈的批判性。  此文以主要篇幅用于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逐层进行解剖。  其中心扣住一个老字。  而在备述老大帝国的种种老大现象之后，特别去着力揭示当时那些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的卑微的人格，空虚的灵魂，尸位护权的自私心理。  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老少，主要表现在灵魂、精神的老少，而国家精神的老少，又主要取决于握国权者其人如何。  他说，西欧、日本之所以称中国为老大帝国，首先则以握国者，皆老朽之人也。  而这些人本来就无德无能，自其少壮之时，就不知亚洲、欧洲为何地，汉祖、唐宗为何人，再加上封建伦理、官场倾轧的搓磨陶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  其肉体已非盲则聋，非跛则瘫，步履须左右扶捉，言语更不能自了，而将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交于其手，国家精神怎能不老，民族气血怎能不衰!更严重的是那些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们，在极端自私心理的支配下干出来的坑害民族、贻误国家的种种行为。  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分析见长，而梁启超在这里几乎是借用了欧洲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法，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解剖。  他说这些人，积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喏、磕头、请安、千辛万苦，才弄到红顶花翎，中堂名号，自然要出其全
副精神以保持之。  这些人，既七十矣，八十矣，今日且过，管它明日；今年且过，管它明年!为自己能够快活地了结余生，自然甘愿割三头两省之地，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人民、赎我一条老命!以此为国，安得不老且死!这真是入木三分的精彩刻画!梁启超以老为中心，对清帝国所作的系统批判，确实抓住了封建政体的痼疾。  但是，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本质、特点、精神、追求的描述却是朦胧的、肤浅的，而把一切希望不加分析地寄托于中国新起的一代少年，也是片面的进化论观点。  他对于少年中国的未来，于字里行间，虽然充满了炽热的情感，但他到底也没能指出一条奔赴未来的可行之路。    《少年中国说》的另一特点是其形象的丰富性。  形象性是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优良传统，在历史上早就有贾谊《过秦论》那样的传诵千古的名篇。  梁启超的散文则把传统散文创造出的意象体系，大大地扩展了、丰富了。  其写老则不仅用夕照，用瘠牛、用秋柳、用陨石，用浔阳江头的琵琶妇，西宫南内的白发女等等民族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形象，作多侧面的揭示，而且大量地运用了新时代、新生活、新知识、新事物提供的丰富形象。  诸如死海金字塔西伯利亚大铁路，拿破仑的流放，阿剌飞（或译阿拉比帕沙）的幽囚，玛志尼的革命等等，自然而然地把读者的目光引向中华帝国之外的广阔世界。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领悟到要使古老的民族恢复青春，就必须以欧洲为师。  更值得赞赏的是，梁启超使用丰富的形象，不仅围绕着一个思想
中心，而且在众多的形象之中也是有主有从，突出了中心形象。  这个中心形象就是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  如果没有这个中心形象，前面的形象虽然丰富，但难免杂乱，有了这个中心形象，前面丰富的形象就与之共同构成了有机的整体，集中地为批判、揭露腐败的清廷服务了。    笔锋常带情感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又一特。  而他写政论文，也往往以抒情之笔出之。  《少年中国说》通篇就不是用冷静的分析、严密的逻辑逐层论证，而似乎是顺着情感的奔流，纵笔而成。  一落笔，欲言国之老少，请言人之老少。  就像久遭禁锢的情感的火山，突然爆发，一气用了十个排句，将老年人与少年人的两种生理状况，心理特征，精神状态，思想方法，反复地进行对比分析。  开头是两个长句，长句中又包括几个短句，分述相关相异的几层意思，气势稍缓；但越往后，句式越短，节奏越快，奔腾直泻，一发难收。  开头好像是火山的熔岩滚滚外溢，而往后则是短促的、猛烈的、势不可挡的连续喷发了。  以后的几大段情感的节奏渐趋平缓，而情感的力度却伴随着论题的开展而加强、而深化了。  最后以一段四言韵语作结，把情感再次推向高潮。  但这不同于开头那久遭禁锢后的情感爆发，而像江水出峡后的汪洋恣肆，其中充满了对少年中国的未来的热切追求，美好向往，让人觉得天空海阔前程无量，文虽终而情未尽，悠远绵长，耐人回味。    《少年中国说》文学语言上的独创性，在梁启超的散文作品中也很有代表性。  就词汇来说，这里有俚语如赎我
一条老命，走无常当医生之类；有韵语如末段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有外国语法，如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一段。  这三者，细辨似有不同，但又共同构成一篇文章的有机整体，达到了水融的境地。  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的重大改革。  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在西汉以前基本上是口语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书面语基本上是规范化的口语，言与文大体一致。  两汉以后，书面语脱离了口语，而逐渐变成一种人为的文字型的文学语言了。  它的极端形态就是骈俪文。  唐宋古文运动使接近自然语势的单行散体，恢复了在叙事、议论、写景、抒情之文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公私文翰，科场应制等领域，依然为骈体留下生存的空隙，而且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  宋、元以后，白话文学虽然越来越兴旺发达，但却只能占领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领域，而作为文学正宗的古文的写作，还是继续排斥口语。  待到梁启超的新文体出世，古典散文中的千年禁地就被一举攻克了。  在他使用的散文语言中，不仅大量地吸取了口语的精华，而且还融进了外来词语和外国语法。  这无疑是对中国古代散文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  而梁氏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做到平易畅达，挟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也正同他所创造的新的词汇系统的表现力不可分割。  这个新的词汇系统，虽然还没有实现言文一致的历史要求，还保持着旧有的文字型文学语言的基本形态，因而对文学
创造使用的词汇系统进行的变革，还很不彻底；但是，在中国散文和中国文学语言演化更革的历史上，它无疑是从文言文转变为白话文，从文字型文学语言复归于口语型文学语言的过渡形态。  它适应了历史本身对文学语言变革提出的要求，所以难怪梁启超的新文体一出现，学者竞相仿效，而使文界革命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梁启超不仅是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卓越的宣传家，而且是赋予新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新的语言文字形式的杰出的文学家。  中国黑老大这篇《少年中国说》，不妨作为鼎中一脔，推荐给当代读者去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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