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北为何而战: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南北为何而战：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内战从表面看来是突然爆发的，双方起初都以为战争的结束会非常迅速，绝没想到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把原因归结于林肯，似乎上帝要他当选总统，就是为了引爆南部的怒火和战争。还有一种更常见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是两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对决，终究是无法避免的。无论诉诸偶然还是必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我们需要的，是对美国政治历史更为体贴的理解。
  美利坚合众国的原罪
  美国内战的发生，是某些问题长期累积的结果，这些问题谁都看得到，可同时谁都只想拖着，以为时间最终会化解一切。源自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对于妥协精神再熟悉不过。像林肯那样伟大的头脑，也不得不长期忍受良心的折磨，依靠《圣经》和莎士比亚获得灵魂的开脱，绝不愿意意气用事，轻启战端。可问题的发展最终超出了一切主客观限制，无论多么优良的政治制度，无论何等卓异的政治人物，都无能为力。
  这是悲剧之为悲剧的真义所在。一切都是人类自己酿成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不相信千百年来流传的智慧箴言，一定会吃亏。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者最终被北美殖民地推翻，北美殖民地的黑奴贩卖者和奴隶主们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播种下原罪。这是问题的最初由来。
  美国是第一个明确地把立国根本建立在启蒙哲学基础上的国家。什么是启蒙？康德回答得好：“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使得美洲殖民地从英帝国羽翼下独立出来的革命者们知道这一点，通过制宪会议为独立后的各邦制定统一宪法、建构联邦共和国的制宪者们也知道这一点。再没有谁比美国建国者们更相信人类自身的“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了，当然，也再没有哪个国家更有条件让自己的建国者们充分运用理智来描绘其未来草图了。可是，即便是他们，也要面对种种自然的或人为的限制，其中之一就是奴隶制。
  关于奴隶制的三项妥协
  在1787年制宪会议上，议程一度呈胶着状态，无法进展。问题核心一开始表现为国会议席的分配，这触及了新政治体的基本建构原则，到底是以“州”为基础还是以“人民”为基础？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妥协：国会设两院，众议院代表人民，参议院代表各州。
  然而，问题的真正本质接着便暴露出来。如果众议院席位按人口比例进行分配，那么黑人奴隶到底算不算在总人数之内？早在制宪会议开始不久，麦迪逊就曾指出：“各州利益的分野，不在它们的大小不同，而在它们的环境不同；实质性的区别，部分归因于气候，主要因素，还在于各州是否蓄奴，及奴隶制引起的后果。这两个因素同时发生作用时，构成联邦内最大的利益分野。这个最大的利益分野，不在大州小州之间，而在北部南部之间。”奴隶制在北部已经或即将废除，即便不把奴隶计算在内，对于总人口数也无太大影响。南部则不同，如果除去奴隶人数，南部蓄奴州的人口总数便会减少三分之一还多，将远远低于北部各州人口总数。因此，南部各州坚持要把奴隶人口算入本州总人口，以争取能与北部抗衡的代表权。而北部州则坚持，只有自由人才能作为州人口的基数。最终到的解决方法，是把众议院的席位分配与联邦在各州所征直接税挂钩。这一妥协的结果就是著名的“五分之三”条款，即将奴隶人口数以五分之三的比例折算。
  此外，制宪会议还就奴隶进口问题达成了妥协。北部大部分州希望联邦政府拥有较大的管理州际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权力，这样有利于北部的经济发展，而南部州则产生了较大的分歧。表面上，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代表谴责进口奴隶的贸易是“罪恶的”，但两州有更实际的经济打算：弗吉尼亚是当时最大的蓄奴州，马里兰的奴隶也不少，奴隶人口的再生率很高，
将大量过剩奴隶转卖到南部腹地的蓄奴州可为两州奴隶主带来丰厚利润，而取消海外奴隶贸易，正好可为国内的奴隶专卖扫除竞争对手。对此，南卡罗来纳的一位代表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和人道，与奴隶问题无关。利益是支配国家的唯一原则。”
  关于奴隶问题达成的还有第三项妥协：制宪会议接受了南部关于各州在奴隶主的要求下帮助捕捉逃奴的提议，但在文字上作了技术性处理，把“在一州合法服劳役者”改为“在一州按该州法律服劳役者”。言下之意是，既有的奴隶制仅仅是不受宪法本身认可的地方性体制。这样，奴隶制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曾经隐忍的“独裁者”
  正因为美国立宪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奴隶制问题，它始终是美国政制的心腹大患，最终差点导致国家的分裂，以致只能通过内战来解决。
  最为悖谬、也最令人深思的是，美国内战南北双方至少在表面上都没有把战争原因与奴隶制相连。双方甚至都诉诸革命原则：南部认为，正像当年十三州脱离大英帝国一样，南部各州有退出联邦、重建一个新联盟的自主权利；北部认为，革命先烈的牺牲与奋斗是为了建构
一个更完美的联邦，决不能允许任何分裂联邦的行径。双方似乎心照不宣，虽然都知道问题的症结何在，但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好以明面上堂皇的理由为分裂或统一赋予正当性。
  当然，南部可能真诚地认为奴隶制是自然正当的，它正是自由共和国的基础，因此应该扩展到整个联邦。而北部也有很多人真诚地认为奴隶制是违反自然和人性的，其中不乏坚决的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采取零容忍态度。但林肯与废奴主义者不同，他的一切作为是为了拯救联邦。林肯从内心否定奴隶制这种存在，他甚至想过，如果可以把奴隶彻底移出国外，该有多好，但他更愿意面对现实：如果南部愿意维持在统一联邦之内，他本可与其妥协，允许奴隶制在既有范围的存在。
  但问题在于，在美国联邦制下，奴隶制如不继续寻求扩张，就只能等着灭亡。南部理论家卡尔霍恩深知，参议院是南部在政府中借以保持力量平衡的仅有机构，创立一些新的奴隶州已成为保持参议院中力量平衡所必需。事实上，无论是南部，还是林肯，甚至林肯的强大对手北部民主党人道格拉斯，都明白这一点。真正的分歧在于，是否允许奴隶制在其既存范围之外继续扩展。
  只是因为南部一意孤行，或者说看穿了林肯的政治策略的真正意图，不想坐以待毙，故而
走向鱼死网破的地步，成就了林肯伟大的声名。可以说，在战争发生前，林肯的最高智慧就体现在他的节制与隐忍，它们把南部置于进退失据的困局；而在战争发生后，林肯被称为“独裁者”，所显示的正是他另一面的才能——该过分时就要过分。林肯热爱自由与宪政，但他从不被抽象观念所惑乱。
  反观围绕奴隶制的争斗，南部一直占上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扩展了奴隶制在领地(即美国内部尚未达到宪法为建立自由州所规定人口数水平的殖民地)中的地理界线，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消除了每一条地理界线而代之以建立一种政治壁垒，即居民多数的意志，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则以其在“斯科特案”中的决定，把这个政治壁垒也拆毁了。与此同时，在布坎南政府下，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区别1850年所制定的关于引渡逃亡奴隶的更为严厉的法律，在北部诸州被残酷无情地实行起来。为南部奴隶制捕捉奴隶，几乎成了北部合乎宪法的正当职业。如同对内政策一样，外交政策的目的显然也在于以征服新领地来扩展奴隶制和奴隶主的利益，与此密切相连的是，联邦政府也秘密支持奴隶贸易的重新开放。南部通过与北部民主党人的联盟而逐渐掌控对联邦的统治权达到顶峰。
  既要民主，又要联邦
  转折点的最终到来，在于1854年后围绕堪萨斯的争夺，这场持续多年的小型战争可谓内战的预演。共和党起源于此，民主党内部的第一次分裂也起源于此。道格拉斯想要讨好南部选民又要树立民主牌坊，但如果他允许南部以武力或通过法案来窃取北部所拓殖的领地，他自然会失去他的全部势力。结果，北部民主党人把选票集中在道格拉斯身上，南部民主党人把选票集中在布勒肯里奇身上。在某种程度上，林肯的胜利是民主党阵营内部发生分裂的结果。
  杰斐逊的回忆录告诉我们，在“密苏里妥协案”提出、斗争双方势均力敌时，他就预感到联邦将有因这种致命的敌对而分裂的危险。两种敌对的势力，其间的摩擦成为美国历史的动力历半世纪之久，内战是长期斗争臻于成熟的结果，而不是一朝一夕所产生的幻象奇事。南部奴隶主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联邦，当联邦不能再被利用时，他们就选择脱离联邦。北部民主党的绝大多数抛弃了它与奴隶主领袖们的悠久联系，牺牲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与更大的政治成见，起而支持共和党的政权，并无所吝惜地供给它以人力和金钱。
  是否允许奴隶制不断扩展和长期存在，不仅是利益之争，更是原则之争，它关系到美国为何而存在。把南北双方的斗争仅仅解释为经济利益的斗争，历来并不乏人。事实上，当年英
国人就把南北战争降低为关税税则的战争，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的战争。他们甚至直言反对废奴，称它不过是北部“不顾一切的权宜手段”，北部只有“主权欲”，根本不为任何原则而战。他们当然支持南部奉行“自由贸易”原则，支持南部的分离，因为一旦美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关税问题、奴隶制问题等将成为它们相互之间无数纷争的源泉，将造成一个英国再也不用害怕的弱小的北美大陆。
  林肯的伟大就在于他实现了联邦主义者与杰斐逊主义者的结合，既要捍卫联邦，又要接受民主原则。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成果同时包含这两个部分，缺一不可。林肯在政治生涯中所显示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也正是源于这种信念。对于林肯而言，奴隶主们的政治偏见只是玷污了民主制度，即便他能够为了保全联邦而暂时忍受奴隶制的存在，但他绝不能接受民主以奴隶制为基础，或者民主地选择奴隶制。
  说到底，“南北问题”的致命后果就是使美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奴隶制问题作为“南北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在于只要奴隶制存在一天，美国的立国原则就必然会被玷污，美国即便没有在领土上发生分裂，也必然在事实与价值、身体与灵魂之间发生分裂，成为一个自我撕裂的国家。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允许奴隶制的存在，绝不是把它本身视为好
的东西，更不是要使它成为整个国家建筑的基础，而是把它看作从英国殖民者输入的一种将在时间中消失的罪恶。林肯诉诸《独立宣言》的革命原则，不只是因为政府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更是因为民主必须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之上。这是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赋予人类的共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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