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隐于革命与爱情冲突中的女性意识:重读《红豆》
掩隐于革命与爱情冲突中的女性意识：重读《红豆》
作者：张治国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29期
        摘 要：宗璞的短篇小说《红豆》以独特的视角塑造了一位独特的女革命者江玫的艺术形象。作品的显在意蕴是表现特定历史语境下青年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选择，而其深层意蕴则是展现女主人公在革命与爱情冲突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这是作家创作主体意识的艺术呈现，也是对女性受众独立自主意识的启蒙。
        关键词：《红豆》；革命与爱情；女性意识；主体意识；启蒙
        作者简介：张治国（1964-），男，湖北省枣阳市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思潮、当代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9-0-02
一怒为红颜什么意思
        宗璞成名作短篇小说《红豆》1956年反右时被打成“毒草”，1979年被作为“重放的鲜花”①二度绽放。尽管被埋没了二十余年，但该作依然像女主人公所珍藏的两颗代表相思的红豆一样，“泽十分匀净而且鲜亮。时间没有给它们留下一点痕迹”[1]。时至今日，重读《红豆》，我们依然能感觉到其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关于《红豆》的主题意蕴，通常认为小说表现的是主人公江玫所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政治主题：“这篇作品实际上描写的是在中国两种命运激烈搏斗的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选择。”[2]然而，从深层次角度看，作品并非（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一篇政治小说，而是一篇较为隐含的女性小说。小说文本所要真正展现给受众的，主要在于表现女主人公在革命与爱情冲突中也已觉醒的女性意识，这也是引导江玫以及现实生活中的江玫们克服重重羁绊、不断成长的巨大内驱力。
        一、主人公女性意识的展现
        女性意识，又称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对自身作为人，尤其是对作为女性的价值定位和身份认知。对于男权社会，其表现为拒绝接受男性对女性的传统定义，以及对男性权力的质疑和颠覆；同时，又表现为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心理情感和表达女性生命
体验。《红豆》中女主人公江玫的女性意识，是在其所遭遇的革命与爱情的冲突中展现出来的。
        《红豆》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的公子齐虹从相恋到分手的爱情故事。但作家对这个爱情故事并未作简单化处理，而是深刻细致地展示了女主人公在这一过程中内心复杂的矛盾和痛苦的挣扎，且循序渐进、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女主人公女性意识从觉醒到强化的过程。
        小说在讲述男女主人公第一次相遇时对描齐虹的描写，表现出他对世事的漠不关心：“他身材修长，穿着灰绸长袍，罩着蓝布长衫，半低着头，眼睛看着前面三尺的地方，世界对于他仿佛并不存在。”[1]P4，这可以看成是两人日后矛盾的铺垫。然而，这似乎并不影响江玫与他的相爱。开始两人因为对音乐文学的共同爱好而相处甚欢。他们在一起时可以“无止境地谈着贝多芬和肖邦，谈着苏东坡和李商隐，谈着济慈和勃朗宁”[1]P8。尽管齐虹对时事漠不关心，却痴情于江玫，对其照顾十分细心。他随身携带江玫的照片，还和阔佬父亲说到了江玫；江玫被齐虹的爱所打动，“遏止不住地愿意和他在一起”[1]P9。
        随着时间的推移，江玫与齐虹性格差异和思想分歧越来越大。江玫的贫民出身与齐虹的
资本家出身，固然让两人看起来门不当户不对，然而导致两人感情裂痕的更致命的因素，则是两人思想性格和价值观的不相容。江玫善良热情，渴望与“大伙儿”一起，为“新的生活、新的社会秩序”[1]P12而奋斗，想投入到滚滚向前的时代大潮中去，创造新的生活；齐虹则冷漠厌世，信奉“自由就是什么都由自己，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1]P9，他厌恶丑陋的社会，不希望江玫参加革命活动，想说服江玫与他一起到美国留学，以此来逃避现实。
        江玫从萧素给她介绍的《方生未死之间》等革命书籍中“明白了一些道理”[1]P5，脑海中开始出现一些浅显、模糊的革命意识。这让江玫“隐约觉得，在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不会一致”[1]P9，这也是她女性意识初步觉醒的表现。
        萧素与齐虹是同学，比江玫更早认识因而也更了解齐虹。当江玫初次说起齐虹时，萧素说他“真是自私自利的人，什么都不能让他关心”[1]P6。所以，当得知江玫与齐虹相恋后，萧素表示反对，理由是“齐虹憎恨人，他认为无论什么人彼此都是互相利用。他有的是疯狂的占有的爱，事实上他爱的还是自己”，“齐虹的灵魂深处是自私残暴和野蛮”[1]P14。江玫在萧素的“鼓动”下参加了红五月诗歌朗诵会后，“忽然懂得了大伙儿在一起的意思”，“感觉到一种完全新的东西、陌生的东西”[1]P11，接下来，在萧素的鼓励下修改壁报稿子、参加游行，江玫
越来越热衷于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動；而齐虹对江玫所做的这些却坚决反对。尽管江玫与齐虹的矛盾不断显现、加深，争吵、流泪变成了他们感情生活的常态，但江玫对齐虹的爱依然难以割舍。
        同萧素一样，江母也不大喜欢齐虹，说“他是聪明极了，也称得起漂亮，但作为一个人，他似乎少些什么”[1]P11。萧素和江母对齐虹态度和评价，加重了江玫心中的阴影。当江母病重急需医药费时，江玫没有乞求齐虹援手，而是告知了萧素，当她拿着萧素和几个伙伴筹集的医药费时，那一刹那江玫与萧素建立了生死不渝的感情。江玫、萧素和江母在一起因谈论趣事而欢笑，其乐融融。此时，江玫已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物质困顿但精神愉悦的快乐生活是齐虹永远都不会理解的，她也没有半点向齐虹讲述和让他与己分享的欲望，这里已暗示着江玫没有齐虹的爱情照样能生活得很开心，显然，爱情的分量在她心中已经轻了很多，这是江玫女性独立意识进一步强化反映。
        萧素被捕后，江玫似乎听到了让人振作的声音：“流血，流泪，逮捕，更叫人睁开眼睛。”这个响亮的声音，让她瞬间认识到，“逮走一个萧素，会让更多的人都长成萧素”[1]P15；接着，江母知道萧素被捕后伤心地对江玫说出了江父去世的真相，他并非因肠炎
而亡故，而是屈死的，这个事实使得“彷徨挣扎的痛苦离开了她，仿佛有一种大力量支持着她走自己选择的路”[1]P18。同时江母又放心地让江玫自己做决定是否跟随齐虹飞往美国开始新生活。江母的“伤心”与“放心”更加坚定了江玫对以后人生道路的抉择。对一位心系祖国安危的女大学生来说，要在爱情与革命之间做出选择是十分艰难的。但是，萧素给了江玫动力和方向，她就要成为下一个萧素，勇敢地为“新生活”奋起抗争，不再让爱情来羁绊自己投身时代洪流的步伐，要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女革命者。江玫最终如愿以偿，与其说是外力的影响，不如说是其内在觉醒的女性意识的作用。
        二、激活主人公女性意识的内外驱动力
        女性的女性意识的觉醒，也即女性意识被唤醒与激活，通常来自两个向度的助力：一是来自历史语境（时代因素）、人际关系（他者因素）等的外力拉动，一是来自自身价值选择（内在因素）的内力驱动。《红豆》的女主人公就是如此。
        首先，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是时代大潮的冲击所致。倡导民主自由、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女性——首先是中国知识女性——女性意识的觉醒。女知识分子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实践上表现为女性自觉地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并把自身的解放与
民族、民主革命联系起来。从个人化的追求恋爱婚姻自由，到社会化的参加大规模游行示威的救国活动，到要求禁、实现妇女参政，知识女性所代表的中国女性的女性意识伴随着女性参与社会变革程度的加深逐渐成熟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开始通过知识的获取来提高文化修养，通过积极的社会交往来提升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力，并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能力素养，逐渐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也发展强化了自身的主体意识。为挽救民众于乱世，扶民族大厦之将倾，她们积极勇敢地投身社会变革事业，用实际行动书写爱国情愫。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一九四八年是动荡不安、危机重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年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江玫内心的女性意识在时代洪流的激荡中被充分发掘出来，且日益强大。
        其次，他者的影响对江玫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江玫和萧素同住一个宿舍，起初江玫就觉得在萧素身上有“更丰富的东西”[1]P5，但一时还想不出是什么。之后，萧素在政治、生活、爱情等方面给予江玫多重指引和帮助：她给江玫介绍革命书籍，鼓励江玫参加诗歌朗诵和游行活动，让江玫接触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之士；为解江玫的燃眉之急，萧素不惜通过给江母筹医药费；在爱情上，萧素给江玫忠告，让她不被爱情束缚。萧素的引导让江玫终于慢慢了解到了“更丰富的东西”的内涵，从而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另一方面，江母的期望更是坚定了江玫不再让爱情来阻挡自己投身到时代洪流的信念。江母曾隐晦
提醒过江玫，齐虹并不适合她，在萧素被捕后告之江玫江父去世真相，让江玫明白自己与江父对她寄予的期望，希望她成为“一个好的党的工作者”[1]P22。萧素和江母的引导、鼓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江玫自身女性意识的觉醒。
        比起时代因素和他者因素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自身内在的主观因素对江玫女性意识的觉醒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家庭因素，江玫一直生活得很封闭，但她的思想并未与时代脱节。遇到新同屋萧素后，江玫对萧素介绍的革命书籍非常感兴趣，爱读也爱思考，对于书中的特别词汇，她都会深入思考并从中明白了一些道理。对于江玫来说，有一颗对进步事业积极向往的心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她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激动不已，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自立自强的女性意识从被唤醒到不断得到强化。正是遵循这种人物性格发展的合理逻辑，小说中性格单纯、善良、要求进步的江玫在面对国难家仇之时，没有与自私的恋人一起逃到遥远的大洋彼岸开始所谓的新生活，而是义无反顾地同“大家”一起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时代大潮之中，并无怨无悔地成长为一名让母亲骄傲的成熟的“革命家”。[1]P22
        综上所述，《红豆》“从自身个体出发书写自己的生活、情感体验，表达自己对社会的感悟和思考”[3]，在有限的篇幅內“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述视角，虽然浮光掠影，
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4]作品以独特的女性知识分子视角，通过一段铭心刻骨的爱情经历，传达出鲜明的女性意识，展示了不依附于男性的中国知识女性自信、自立、自强的性别尊严和人格魅力。《红豆》从发表迄今，经历了近六十年起落不定的文学大潮的洗礼。今日重读，依然感觉其“匀净而且鲜亮”的文学经典的思想锋芒和艺术魅力。相信作品中所展现和张扬的女性意识，一定会对当下在人生十字路口迷茫徘徊的中国女性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启迪作用。
        注释：
        ①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毒草”的二十篇作品结集为《重放的鲜花》出版，《红豆》是其中之一。
        参考文献：
        [1]宗璞.宗璞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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