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三代百年传奇
荣氏家族三代百年传奇荣熙泰(1849一1896)
留给子孙的遗训：“固守稳健、谨慎行事、绝不投机”“聚财为损，散财为益。”
实业公司取名大全荣熙泰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13岁时因与小伙伴们玩“匍(藏)野猫猫”的游戏，躲进荣巷西浜码头的信船里，竟在船上睡着了。船主不知道船上多了一个小孩，不久启航开往上海。直到了浒墅关，荣熙泰一觉醒来，走出船舱，才被船主发现。荣熙泰干脆要求船主将他带到上海玩玩。几天后他的父亲荣锡畴赶到上海，要将他带回。荣熙泰却死活不肯。荣锡畴只好托人将荣熙泰送进上海某铁店当学徒。这场意外的游戏不仅使荣熙泰躲过了太平军扫荡无锡的劫难，更使他从小在上海这个大码头上增长了见识。
1884年，荣熙泰经人举荐，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做事。厘金局类似于现在的海关，一般设在交通要道的河口，对过往船只的货物收税。厘金局总办朱仲甫官衔道台(又称观察)，可见厘金局的职权是很大的。荣熙泰在厘金局“佐理榷政”，很受朱仲甫的信任。由于广州是对外通商口岸，荣熙泰必定会和洋商打交道，较早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所接触，从中敏锐地意识到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但他又不可能系统地了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就运用我国古代文化《易经》中的辩证主义思想加以概括，总结出“聚财为损，散财为益。”的精辟见解。荣熙泰在广东任职十二年，积聚了一些资本。1895年他因病离职回乡。1896年他以1500元银洋与人合资，在上海开办了广生钱庄，来实践他“散财为益”的思想。可惜当年他就不幸因病逝世，壮志未酬，终年仅48岁。
但他的这一思想对他的儿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荣熙泰先生家传》一文写于1942年，是荣德生请唐文治写的，那时荣熙泰已去世46年。从《荣熙泰先生家传》可以看出，唐文治与荣熙泰从未谋面，所以文中的内容其实是荣德生向唐先生提供的。事隔近50年，荣德生还清楚地记得父亲的这句话，并要求文学家写进父亲的传记，说明他对这话始终铭记在心，且有着切身体会和深刻的理解。
事实上荣氏兄弟一生都在实践着父亲这一箴言。他们不断地“散”钱，扩大再生产，面粉厂从一家发展到十二家，申新纱厂从一厂办到九厂。他们不断地“散”钱，造桥、铺路、办学校、办图书馆。这些公益事业，不光造福社会，反过来对他们事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积极因素。1946年4月，72岁的荣德生竟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绑票，被关押了三十三天。绑匪从荣德生身上搜出一本手折，从手折上记录的收支情形看，绑匪们发现这位大老板其实负债累累。荣德生对他们说：“我所有的钱全在事业上面了。”他们不仅“散”自己的钱，还借着债来“散”。不遗余力地实施父亲的遗言，并最终将精神财富转化为巨大的物质财富。
荣氏家族在上世纪上半叶创造的奇迹正是无锡工商文化的杰出代表。我们也许可以从荣熙泰的人生轨迹来探讨一下工商文化与吴文化的某些联系。
很明显，无锡的工商文化是吴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并构成吴文化的一部分。但工商文化已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的成份。他们在经营上借助现代金融市场筹措资本，将市场从国内扩大到国外；在生产上，他们采
用国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在管理上，他们也借鉴外来的经验。如薛寿萱安排老员工到日本考察，唐星海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纺织企业管理等。但这些吸收无不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荣熙泰的“聚财为损，散财为益。”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荣熙泰生长在无锡这块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地上，耳濡目染了家乡浓重的文化气息。他虽然13岁就到上海学生意，但他不忘读书，精心钻研传统的文化知识。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他才能敏锐地感受到外来文化的先进
部分，并用本土文化加以总结概括，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资本增殖，用完全中国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荣氏家族抡占了先机。
荣宗敬(1873一1938)
荣宗敬(1873一1938)，名宗锦，字宗敬，无锡荣巷人。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胞弟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汉口、济南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兴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抗战初期移居香港，不久病逝。
墓建于1943年，修于1985年。1993年正值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其子鸿庆、女卓如，欣然出资，与地方合作，又重修此墓并扩建墓园。现墓道上建有花岗岩石牌坊一座，两柱一间，坊额上镌刻“泽被桑梓”四字，系上海市原副市长张承宗所书。整个墓园达12000余平方米。1994年1月24日，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荣德生(1875一1952)
荣德生(1875一1952)名宗铨，字德生，号乐农居士。江苏无锡人，我国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和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1952年7月病逝于无锡。其墓背靠孔山，面向梅园，占地195平方米。墓墩直径2.54米。高度1.8米。前设祭台，后立花岗石墓碑，碑文为“中华实业家、梅园主人荣宗铨先生之墓”落款为“刘海粟题”。 1986年7月，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荣德生墓，位于梅园茶果场西的孔山南麓。1953年建，“”初期被毁，1984年重建。
荣毅仁(1916一2005)
荣毅仁生于1916年，是荣德生四子。荣德生对儿子的品德管教异常严厉，叮嘱他一定要宽厚待人，坚强不自满，并因此取名“毅仁”。
荣毅仁从上世纪30年代晚期起即投身于民族工业，成为拥有二十多家纺织、印染、面粉和机械工厂的荣氏企业的代表。
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杂志《幸福》公布了其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原荣毅仁在京逝世享年89岁
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董事长荣毅仁同志，因病于2005年10月26日20时3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916年5月生，江苏无锡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民建成员。
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1950年后，历任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恒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委、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7年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工商联副主委。
1959年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78年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9年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82年—2001年3月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
1982年后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校董事会董事长。
1983年起任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同年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六届执委会主席。
1992年12月至1993年任第一届海协会名誉会长。
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93年3月辞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职务。
1996年9月9日被推举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会荣誉会长。
历任全国工商联第一至五届执委会副主席(副主任委员)，第六届主席；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副主委。
是第一、二、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57年曾被陈毅副总理誉为“红资本家”。1979年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对外
开放的窗口。1986年底，被美国《幸福》半月刊评为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之一，是建国后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1992年12月获美国加州荣誉公民称号。
爱好：业余摄影、收藏相机、养玫瑰花；足球，尤爱女子足球。
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夫人：杨鉴清，有四女一子；儿子：荣智健。
荣智健(1942一    )
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和两个妹妹。他的父亲是著名的“红资本家”荣毅仁。对荣家，对荣智健，1949年是分水岭，是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开始。这一年，中国大陆解放，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个拥有近6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的、翻天覆地的变革。生活在新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本身又处在经济领域的活动中心，荣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那时候，荣家在上海的大宅院环境幽静如画，大厅典雅古朴，室内陈设着红木家具和昂贵的瓷器、古玩、盆景，厅堂当中高悬着李可染的《江南渔村图》。荣智健小时候就在这里度过。后来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把实行公私合营当作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智健的父亲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荣家在中国内地的企业已实行公私合营，家族中人一般就不再担任直接的经营管理工作，下一代人似乎可以享受高股息带来的优越生活，而不必从小吃苦。据一些当年认识荣智健的人回忆，那时十六七岁的荣智健是上海知名的“公子”。
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那是辆红皮座的开篷英国跑车。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幼年的荣智健就表现出了他慷慨好客、自信自强的一面，这是他一贯的行事作风，也是他容易结交朋友，获得帮助的原因所在。在国外的荣家亲戚都说，荣智健一家当时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们差，也许还好一点。荣家境况的突变，是在荣智健上大学之后。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但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他说。虽然体育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它东西所能取代的。虽然荣氏的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但即使是动荡的1958年运动中，荣家也非同一般，荣智健念大学时期，生活条件明显优越于其他同学。“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
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荣智健回忆大学生活时说。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学校生涯结束后，荣智健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带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到了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实习。不久，“文化大革命”。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劳动教育”。内地首富荣智建现年63岁，其爷爷荣德生是中国棉纱大王，而父亲是‘红资本家’荣毅仁。除了家世显赫，荣智建拥有卓越的商业才能，他经营加州自动设计公司，用10年时间把10万变成40亿，还曾上演帽子戏法，仅用40亿就收购了价值70亿的恒昌集团，因此有人称荣智建是中国最强势的富豪。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是在他儿时铺就的，但他自己相信是在后来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练了自己的意志。“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荣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这样说。然而他也承认，如果不受父亲身世的影响，假如没有新中国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来在香港不会取得辉煌的成果；最起码，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大的规模。
荣氏商业帝国
荣宗敬、荣德生荣氏商业帝国的创始人
荣家——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现代工商业家族在20世纪初崛起于无锡。无锡惠泉山麓的五里湖畔的荣巷，小桥流水、清风碧荷、吴侬软语、杏花缤纷，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
1873年，半农半商的小业主荣熙泰家中诞生了一个婴儿，是个儿子，取名荣宗敬。两年以后，第二个儿子荣德生也来到了人世。荣家祖上曾经做过大官，但到了荣熙泰这一代，家境却衰败下来。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荣宗敬雄才大略，而荣德生讷于言而敏于行，平实勤励。两个兄弟为荣氏商业世家奠定了基础。1896年，荣氏兄弟和父亲一起开设了一家广生银庄，但他们认为“钱庄放账，博取微利”，不如投资实业。当时，他们目睹免税的外国面粉大量进口，销路甚畅，遂决定筹办面粉厂。
1900年10月，他们以6000元钱庄盈利作资本，与人合伙创办了第一个面粉厂——保兴面粉厂，产品极受欢迎。1913年荣氏兄弟出资4万元与人合资创办福新面粉厂，产品还未出厂便被抢购一空。开工不到
一年，即获利3.2万元，盈利率达80%。到1921年止，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共有12家，分布于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各厂面粉畅销全国，其“兵船”牌面粉，更远销英、法、澳及东南亚各国，“一战”时出口达80万吨，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盛誉。荣氏兄弟成为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
面粉厂经营的成功，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投资实业的浓厚兴趣。1915年荣氏兄弟出资18万元，创办申新纺织公司。1922年止，申新已有4个厂，产纱绽达13万余枚，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纺织企业公司。申新的发展速度当时远远超过了其他民族纺织厂，上世纪20年代的纱绽增长率甚至超过了在华日商纱厂。申新的“人钟”牌棉纱与“兵船”牌面粉一样，畅销于市场，成为全国闻名的棉纱之一，荣氏兄弟因此又被誉为旧中国的“棉纱大王”。
作为民族金融与民族产业的兴起人，荣氏家族体现出了他们与众不同之处，比如公司的“无限公司”做法——董事会只享受股权，不负责具体事务和宏观决策，完全信赖总经理并委以全权。企业发展“吃着两头”的方针，即面粉厂需要用面袋子，便发展纱厂，并将此两大块撑着，互相递进，形成面粉和纺织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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