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纪实创作及其影响与意义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23 EASTERN FORUM—JOURNAL OF QINGDAO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No. 1, 2022
鲁迅的纪实创作及其影响与意义
人力资源管理就业章  罗  生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和杂文大师的鲁迅，实际也是纪实文学大家。他的纪实创作不但几乎占其全部创作的一半，而且也体现出“主体虔敬”“题材庄重”与“守真求实”等特。他在这方面所开创的传统，与其小说、杂文等一样，不但为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奠定了基础，而且给后世以深远影响。我们应高度重视鲁迅精神在当今纪实“大文学”中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在纪实文学创作与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意义。
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关键词：鲁迅；纪实创作；影响与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2）01-0023-07
关于“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人们已形成基本共识，即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是中国现代
研究就不但谈不上系统、深入，而且可以说还刚刚开始。而对“鲁迅与纪实文学”来说，不论是传统的“现代”，还是包括“新时期”与“21世纪”在内的“当代”，其研究成果更微乎其微。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鲁迅是小说家和文学家，而文学又以虚构为中心，他与“纪实”有何关系？尤其是，中国纪实文学的异军突起是在新时期后，学术界对此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鲁迅能与其产生联系吗？因此，提出“鲁迅与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的命题，实际上包含了关于拓展“鲁迅学”研究的两个相关方面：一是鲁迅与中国“当代”尤其是与“新时期”和“21世纪”文学，二是鲁迅与纪实文学——包括其创作与理论建构。而就其价值和意义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大：它不但关系到开辟纪实文学研究新领域，拓展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视野，等等，还直接影响到文学观念的更新与文论体系的重构等根本问题。因而本文试对此作一探讨。
综观鲁迅的全部创作，我们发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和杂文大师的鲁迅，实际也是纪实文学大家：其纪实创作的数量几乎占全部创作的一半。我们通常将鲁迅的创作分为小说、杂文与散文，且将其笼统视为“纯文学”或“虚构”文学，这实际是对鲁迅的误读。因为，通观《鲁迅全集》可知，其中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现当代纪实文学（1898—2021）”（21FZWB019）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章罗生，男，湖南韶山人，文学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纪实文学研究。
《鲁迅学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黄金价格今日最新价2022a 彭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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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有纯“纪实”的《两地书》等书信和日记等，而且其“散文”类中的《朝花夕拾》是正宗的纪实文学——“纪实散文”，其“杂文”类中包括许多“纪实”文体，甚至其小说中的一些篇什也可视为“纪实”小说或散文。即连鲁迅历史小说的“在‘历史的文本性’、即‘是这样’想象中阐释历史是真实和虚构的统一”a，也有纪实的成分。而通过其纪实创作，我们也进一步认识到，鲁迅的确“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实质意义，最富思想文化内涵的文学家”。
关于“杂文”。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杂文应当是兼容各种体裁、各种形式，写法不拘一格”，“狭义的杂文主要是指议论彩比较浓的一种文章，即《汉书·艺文志》里所说的‘杂说’一类文章”。b而综观鲁迅杂文可知，它并非狭义的“杂说”，而是“兼容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广义杂文”；或者说，它既包含了较多狭义的“杂说”，又“兼容”了“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其他文体，其中不但有少量诗歌，而且包括了通信、题记、赠答、自传、日记与其他写人记事的大量“纪实”作品。据笔者初步统计，在鲁迅18部杂文集的800多篇作品中，这类“纪实”文体有250多篇，将近三分之一。这一点，在《集外集》《集外集拾遗》和《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尤为突出：在这3部文集的282篇作品中，除41首诗歌外，其“纪实”类作品有126篇，几乎占其总量的一半。其中题记、小引、序言和后记等38篇，通信
、答问等15篇，有关写人、记事和说明等70篇，另有《鲁迅自传》《自传》和《俄文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等“自传”3篇。其实，关于鲁迅杂文所包含的“纪实”文体或所具有的“纪实”特，早已有人指出，“被作者收入杂感集的，还有别一种类型的作品，如《记韦素园君》、《忆刘半农君》（《且
中国人 诺贝尔奖乎可称之为抒情的记事散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记念刘和珍君》（《华盖集续编》）和《为了忘却的记念》（《南腔北调集》）”——它们“亦属于回忆记事散文之列”，但“既与一般的杂文写作不同，也和《朝花夕拾》的风格不尽相同”。c正是如此，鲁迅“杂文之义，不仅在于‘文集’是编年的，所有体裁的文章都收在内，以其文章品类之‘杂’，而为‘杂文’集；而且，也以文章思想、感想评论对象之‘杂’和思想观念自身之繁杂，而成其为‘杂’”d。然而，正是这种“杂”与“实”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其独特的“诗史”：它“作为一种‘文本人类学中的中国纪事’，其‘纪事’不仅是艺术地完成的，而且是更侧重于从心态角度和心态史视角，从灵魂的窥视与揭示上，来表达的。因此，更有了民族灵魂镜子的作用。”e可见，讨论鲁迅的“纪实”文学，离不开对其创作与思想的整体把握，尤其是必须联系其现实主义精神与创作方法等。
关于“散文”。在鲁迅创作分类的通行“三分法”中，“散文”是与“杂文”相对的大类——除《朝花夕拾》外，一般把散文诗《野草》也归于其中，同时，也把《朝花夕拾》视为与《野草》一样的“虚构”文学——狭义散文。实际上，“散文”的概念比“杂文”更复杂，它不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而且其内
《艺术真实的两极想象》，《鲁迅研究月刊》2022年第1期。
a 姜振昌等：
《中国杂文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b 吴兴人：
《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0—180页。
c 李希凡：
《鲁迅学导论》，第224页。
d 彭定安：
《鲁迅学导论》，第216—217页。
e 彭定安：
25鲁迅的纪实创作及其影响与意义涵与外延更游移不定。按现行散文理论，“杂文”与《朝花夕拾》属
广义散文，而《野草》则属狭义散文，将它们比肩并列，严格来说是不科学的。因为“狭义散文侧重于抒情，融合形象的叙事与精辟的议论；
广义散文则侧重于议论或叙事，在不同程度上融合抒情性”a 。因此，有人认为散文分为小品、杂感、随
笔、通讯四类， 有人认为“小品文是包括杂文、随笔等在内的”b ；还有人认为“抒情性很强的散文”是
小品文，“抒情成分更浓，基本上省略了叙事的因素”的是散文诗，“侧重于议论性，然而在议论中又渗透了形象与感情”的是杂文；“就狭义散文领域而言有小品、随笔、游记、日记、书信这些体裁，就广义散文领域而言有杂文、政论、学术小品、序跋、回忆录、人物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这些体裁”。c 这些看法虽然不完全正确，如将文学报告、传记等当今已独立出来了的体裁仍归于广义散文，就显得较传统、保守；将日记、书信等归于狭义散文，也值得讨论、推敲，但它们都认为狭义散文以“抒情”为主，广义散文以“议论或叙事”为主，却是简明、实用之论。它不仅为我们重新认识鲁迅创作中的文体问题提供了依据，而且为我们认识当今的纪实文学以及建构其独立理论，提供了重要资源。
的确，在鲁迅创作中，“名为散文，其实依然不过是在回忆之中杂了抒情成分的杂感的，是《朝花夕拾》”d ；“它充分反映了一个时代——由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衰落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面貌。这也是
一部自传性系列散文，对作者的寂寞的童年、不幸的少年和成长的青年时代，作了系统的记述。”e 而
在《朝花夕拾》中，无论是写人的《阿长与〈山海经〉》《父亲的病》《藤野先生》和《范爱农》，还是叙事的《狗·猫·鼠》《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五猖会》等，其内容不但都是“回忆”中的真人真事，而以议论，暗暗渗入感情”f ；“与《野草》前后衔接的带有自传性的叙事散文《朝花夕拾》的写作，虽是‘从
记忆中抄出来’的，并曾名之曰《旧事重提》”，但它们“追怀作者青少年时代的往事，既渗透着对哺育他的前辈们的诚挚的怀念，又真实地抒写了戊戌和辛亥革命前后作者所经历的生活种种”。g
不仅如此，关于《朝花夕拾》，近年的研究更进了一步。有人认为：它“绝非一般的回忆性散文”而是一部完整的“自传”。因为，其中各篇单独看似乎是作者“从记忆中抄出来的”生活片断，但深入细察，不难到各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叙述的正是鲁迅相对完整的生活历程。它们之间不仅有先后承接的时间链条，也包含着严密的空间转接，恰好完整地映现了作者自幼年至北京工作后的完整生活。总之，《朝花夕拾》以作者自我人生为主干，联缀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富有个性、动态变化着的生命世界；“它不是生平资料的堆砌，也不着意于个人日常生活（的）琐屑记录，更迥异于传统传人（记）的‘何人、何方人士、其祖为谁’一类的老套作品，而是通过生动的场面、形象的刻a
方遒：《散文学概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8页。b
树森：《散文创作艺术》，见方遒：《散文学概论》，第33页。c
林非：《林非论散文·关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研究的问题》，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第6、82页。d
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02页。e
彭定安：《鲁迅学导论》，第196页。f
佘树森：《散文创作艺术》，见方遒：《散文学概论》，第37页。g
李希凡：《一个伟大寻求者的心声》，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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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饱含主观意绪的文笔以及不无根据的文学虚构，完成对一个独立人格的形成过程的再现。”a 关于小说。如果我们把“小说集”中的《社戏》《鸭的喜剧》《故乡》和《一件小事》等，与“散文集”中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狗·猫·鼠》与《范爱农》等比较，可见出两者并无多少区别：它们都不重人物性格与故事情节，而都以第一人称“我”“回忆”故乡或童年等的“实事”“实地”“实物”甚至“实人”——如爱罗先珂是真人真名、润土是真人假名等。因此，实际上，它们应视为纪实散文或纪实小说——正如有人所指出的“《社戏》不是小说，乃是纯粹的美妙的散文”b。win7产品密钥
关于书信与日记。这确属“纪实”文学，但其研究“不仅数量不多，而且大多局限于人物、事实的考订”，因此，“改变这种对于鲁迅‘非创作文本’之一的‘书信文本’的研究状况，是鲁迅学发展中的一个待开辟的领域”c。的确，如果我们破除以“虚构”为中心的“纯文学”观，树立包括“纪实文学”在内的“大文学”观的话，就可见：鲁迅的书信与日记等，不但具有资料意义与认识价值，而且具有理论意义与文学价值。尤其是《两地书》，不仅涉及鲁迅与许广平两人的思想与生活及其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而且“还涉及鲁迅这时期对时代、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等的看法以及其中反映的他的哲学、社会、文化观；也涉及这期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因而“在诗学的‘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思想’/‘文学与心理学’等范围内，都是十分有价值的”。d如“透过《两地书》的相互倾诉，我们看到了鲁迅对人生、对社会、对当时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和看法，看到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相知相爱的心路历程，更看到了鲁迅与许广平的崇高和美好品格”，其中“表现了鲁迅为人处世的严肃认真，更
括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真爱，有关鲁迅与原配朱安，及有关鲁迅与母亲、孩子之间的关系，等等，其风格含蓄、委婉、朴素。如与郁达夫日记比较，“鲁迅日记可做史料读，郁达夫日记可当散文看……鲁迅日记极其客观，不随情感的变化而变化。郁达夫的日记时断时续，完全为情感的变化所驱使……鲁迅的日记为记事，郁达夫的日记为抒情”f。
不仅如此，鲁迅不但热切关注纪实文学创作，而且还写过有关纪实创作与评论等。如1932年9月19日，他为所编辑的苏联短篇作品集《一天的工作》写了后记，认为其中的《枯煤、人们和耐火砖》“不
只是‘报告文学’的好标本”，而且“是实际的知识和工作的简要教科书”，肯定这样的作品是苏联作家“应了时代的要求”，深入到“工厂”“农村”和“大建设的地方”“以最短的限期”创造出来的艺术品。1933年5月，他为曹靖华译的高尔基的文学报告《一月九日》写了“小引”，认为它可作创作的借鉴。而这两篇文章，也表露了鲁迅的文学报告观念，即认为文学报告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产物，应符合时代要求；它具有启蒙功能，应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同时，除会见来华访问的捷克报告作家基希外，他还在《三月的租界》中提及高尔基与基希及其文学报告，表露出对文学报告作家的赞许之意。而对
《中国现代传记文学论》，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166—170、439页。
a 辜也平：
《鲁迅批判》，第92页。
b 李长之：
《鲁迅学导论》，第260—261页。
c 彭定安：
《鲁迅学导论》，第260—261页。
d 彭定安：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e 郭久麟：
《鲁迅与郁达夫之间》，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89—95页。
三国英传3兵种相克f 参见丁仕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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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纪实创作及其影响与意义
国内的作家作品，他更予以热情扶持。如为了让曹白揭露反动统治的《坐牢略记》躲过当时的书刊检查，他将其引入自己的《写于深夜里》以曲折发表。a不仅如此，鲁迅还写了文学报告（纪实散文）《略谈香港》和《再谈香港》：前者寓庄于谐，揭露了香港恶劣的政治环境，后者则记叙了香港警察在“察关”时财物的种种丑行，等等。b
还须指出，在学术、理论方面，虽然鲁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在小说等方面，但也有关于“纪实”的重要
论述，只不过他主要是从文学与生活或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强调其现实主义或“实录”精神罢了。如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c，肯定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较的敢于实写的，而那结果也并不坏……已经是‘入圣超凡’无疑了”d，称之“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e。此外，在论述中国小说史时，鲁迅也提到不少“传记”类纪实作品，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陶潜的《五柳先生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元稹的《莺莺传》，以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f，等等。
那么，鲁迅为何没有太多有关纪实文学方面的直接论述？这是因为鲁迅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时代，也是一个以小说等“纯文学”为正宗而“纪实文学”不甚发达、不被重视的时代。其中报告至1930年代才被正式定名并逐渐成熟，传记处于由“历史”向“文学”的观念变革与文体过渡期。而在“纯文学”中，人们又普遍推崇与看重小说。在这方面，鲁迅与梁启超的观点基本一致，或者也受到梁启超有关小说“新”国、“新”民、“新”政治等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不但翻译域
与此相连，鲁迅的这种审美选择还有作家与文体等方面的原因。就作家个人而言，主要是因为鲁迅不但是革命家，而且是思想家。他之所以主要选择小说这种形式，不是为了“消闲”或“玩文学”，而是要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赋予小说以“为人生”“改良人生”的新功能，即利用小说既能自由虚构又通俗易懂的特点，以更好地表达其“革命”“思想”。正是如此，他才通过狂人、阿Q等不朽典型，以喜剧形式表现悲
剧内容，入骨地刻画国民的魂灵与深刻地揭示“吃人”的封建文化。当然，不是说文学报告、文学传记等纪实文学就不能“为人生”和造就革命家与思想家——相反，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已证明，它们在批判现实、直面人生、推进改革和思想文化建设等方面，更能显示其“真实”力量与直接发挥作用。然而，其前提，一是须有民主、宽松的时代环境与言论自由的文化氛围，二是须有调查采访的时间、条件和较完备的图书资料，三是须有较成熟的文体基础与较广泛的读者体。而鲁迅所处的时代，这三者都不具备：在文网密布、动辄得咎的“文化围剿”中，连发表小说、杂文都只能不断变换笔名且用“曲笔”；在“破帽遮颜过闹市”“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环境下，根本谈不上调查采访与资料搜集——如他所说：“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中国报告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7—219页。
a 参见朱子南：
《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言出版社，1993年，第60—61页。
b 参见张春宁：
《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20页。
c 鲁迅：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39页。
d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34页。
e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70、75、76、80、110、120页。
f 参见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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