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视剧《上海的早晨》的改编
论电视剧《上海的早晨》的改编
作者：郭传梅
来源：《电影评介》2013年第19期
        【作者简介】
上海餐馆        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主演李媛媛
        十八集电视剧《上海的早晨》根据周而复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编剧工作自1985年始，历时三年，由赵孝思和陈刚负责完成。1988年11月下旬，上海电视台开机拍摄此剧，张戈任导演，李媛媛和严翔为主演。该剧于国庆40周年之际作为献礼片首播，并于90年代热播全国，曾获全国优秀电视剧“金鹰奖”、“飞天奖”。本文探讨该剧改编的背景、内容及成败。
        一
        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以资本家徐义德为中心，“集中描写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逐渐成长、成熟的历史过程”。（赵孝思：《从小说到电视剧》，转引自《周而复研究文集》，郭沫若、钱钟书、欧阳山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341页）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原著，都试图呈现1949至1956年间上海的面貌。与原著所处的50-70年代的创作语境不同，在被改编并拍摄成电视剧的80年代末，当年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禁忌已经解冻。基于此，在对上海历史的回望中，电视剧打破
了原著中作为上海两种特征的革命与浮华之间的并置关系，并尽可能地使其交织，这一方面使剧情更为集中，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原著中所独有的小心翼翼的东西，造成了对原著的误读。
        首先，电视剧中增加了资方徐义德、梅佐贤与无产者之间的联系。电视剧一开头就营造了上海刚刚解放的氛围。在往徐公馆的路上，透过小汽车的车窗，沪江纱厂厂长梅佐贤看到了醒目的标语和荷的解放军；该厂总经理徐义德则被军 管会叫去开会了，他的一家人因此等得望眼欲穿。可以说，上海解放所带来的不 仅是街道上呈现出新气象，更重要的是对资本家的生活产生了冲击。在电视剧中，徐义德亲自下车间检查生产。对于工人汤阿英的车间小产事件，徐义德不敢等闲视之，他冒着大雨亲自去汤阿英家里探望；工人们则闯入总经理室，责问徐义德为什么生活特别难做。这表明，“共产党打下江山之后，穷苦的工人成了领导阶级。”（电视剧《上海的早晨》第二集中的旁白）在电视剧中，另外增加的情节还有，机关里开展“三反”运动之后，梅佐贤主动去统战部长杨健。他没有探听到对税务员方宇的处理情况，反而不得不说出曾经送给方宇一只马凡陀手表的事情。尽管他一再申明这是他与方宇的私交，然而不过是欲盖弥彰。结果，这成为中共方敦促方宇坦白的一个突破口。在民主改革运动中，厂里的陶阿毛向工人食物投毒，却悄悄告诉梅佐贤说，有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是
徐义德与梅佐贤搞的鬼。其连锁反应是，徐义德听了梅佐贤对此事的汇报之后，好几天都没去上班。在原著中，工人中毒事件与资方不发生关系；在电视剧中，谣言激起了资方的紧张情绪，这就使这一事件与资本家联系起来了。
        其次，电视剧中不摒弃无产者与物质或消费的关联。对于原著中旨在突出无产者办公环境之简朴的描写，诸如沪江纱厂工会办公室内“高低不平的泥土地”、中共长宁区委会会客室内的“破沙发”等等，不仅被删，而且，在电视剧中，沪江纱厂工会办公室内还增加了电话设施。与此同时，在第十五集中，从上海市江宁区委员会走出来，工人领导余静、杨健、赵得宝三人坐上一辆吉普车回厂。镜头显示，司机早早地就等在那里，等他们一上车，就发动了车子。显然，这辆吉普车是专车。由此可见，在电视剧中，中共方面的干部也可以拥有一定的办公条件和便捷设施。另外，在第四集中，张科长在大世界的哈哈镜面前开怀大笑的镜头，展示了他内心对物质或消费的欲望；与之相比，原著中对他竭力隐藏自己内心喜悦的描写，则旨在说明革命所产生的规训力量对他欲望的压抑。
        不仅如此，在电视剧中，工人的活动场所不再像原著中严格受限，而显得较为自由。走狗陶阿毛与工人管秀芬的约会地点有弟弟斯咖啡馆、电影院、外滩、虹口公园和小餐馆。这
些都是娱乐、消费的地方。管秀芬虽曾表达过不喜欢弟弟斯咖啡馆，但不曾对其它场所有过异议。在虹口公园约会时，管秀芬还拍了很多照片，并为此而感到开心。而当她和陶阿毛在电影院门口碰头时，恰巧被工人钟珮文看到。作为管秀芬的另一个追求者，钟珮文当时气得打翻了一个水果摊。看起来，钟珮文不像是来看电影的，而像是信步走到电影院门口。这就意味着电影院距离工人的生活场所并不远。另外，陶阿毛与管秀芬在外滩约会时，镜头同时切换到资本家徐义德与江菊霞在外滩约会的场景。双方约会结束后，陶阿毛还碰到徐义德。徐义德问他：“阿毛，怎么半夜三更在这？”陶阿毛回答：“没事，到外滩来兜兜，白相相。”可见，电视剧中并未刻意将工人与上海的繁华地段（代表物质或消费）隔开，甚至完全打破了这一禁忌。
        再次，电视剧中突破了原著中阶级营垒截然对峙的刻画方式。“五反”运动时，原著中吴兰珍当面对姨父徐义德说过姨父不坦白就不认他的话，这种坚决与“五毒”行为划清界线的决绝举动，在电视剧中被改为她哭着跑走了，显得柔和一些。对于资本家徐义德，电视剧也不仅仅只表现他惟利是图的一面，而同时表现了他的爱国热诚。抗美援朝时，他捐献了三架飞机。对此，原著中仅在徐义德的自我标榜中提到一句；而电视剧则给以正面表现：在热烈、隆重的气氛中，统战部长杨健亲自给徐义德戴上了一朵大红花。实事求是地说，解放以后，
资本家是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值得表彰的事情的。另外，在电视剧中，无产者与其他阶层的人会产生身体或情感上的瓜葛，这也打破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截然对峙。例如苏北的张科长无法拒绝上海的红舞女的诱惑，工人管秀芬因与走狗陶阿毛恋爱而怀孕；“五反”检查队队长严志发（即当年的李平）五年后与初恋情人林宛芝相遇时，林宛芝已是资本家徐义德的三姨太，他们之间的交往虽属正常范围之内，但是，从林宛芝对严志发“平”的昵称中，依稀可见当年的情感。
        最后，电视剧删繁就简，并增加情节之间的关联和巧合。为了使情节集中，原著中一些劳动竞争、生产以及无产阶级的会议场面，被尽量精简。某些枝节的具体描写，例如余静给丈夫扫墓、余静
        母亲生病、朱延年追求马丽琳、志愿军讲述抗敌故事、童进上团课、朱延年和徐守仁的狱中生活、工人西湖疗养等情节被删去，并有三分之一有名有姓的人物也被删去。另外，全剧隐去（暗写）了乡村线索，并“把原著中正面描写的历次政治运动（‘三反’、‘五反’、‘民主改革’、‘对资改造’等）都推向背景，而分别选择有关的具体时间串联成戏”（《从小说到电视剧》，前揭，342页）。在情节的关联方面，对于原著中本无联系的原棉问题与加税消息这
两个事件，电视剧却将其紧密相连。而对于铜匠间的众大会，其不同于原著之处在于，电视剧主要目的不是表现徐义德的坦白过程，而是“为工程师韩云程的思想转变创造一个‘典型环境'”。（《从小说到电视剧》，前揭，342页）这样，情节之间的相互联系就要密切得多。同时，电视剧中还利用巧合来加强这种联系。例如，由于食物中毒事件，徐义德没来厂里上班，他的三姨太林宛芝来看望食物中毒的工人，之后，她来到徐义德办公室。与之相关的一个情节是，徐义德的儿子徐守仁拦路抢劫的竟是舅妈马丽琳。“五反”检查队队长严志发怕徐义德怪罪于马丽琳，因此，他来办公室打算做徐义德的思想工作，未曾想与初恋情人林宛芝在此重逢。巧合使情节紧凑，一环扣一环。
        二
        不可否认，电视剧打破了原著中作为上海两种特征的革命与浮华之间的并置关系，在客观上，这使剧情更为集中。但另一方面，电视剧中革命与浮华的交织却无视了原著的独特性和创作语境，并因此带来了简单化的弊病，表现出廉价的乐观和情欲的泛滥。第十六集中，工程师韩云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党支部书记余静对韩云程说：“党的大门永远向要求进步的同志敞开着。”“旧知识分子只要跟党走，也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难道不是吗？”这让
人觉得牵强。问题在于，“进步”到何种程度可以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并不意味着达到了党员的标准。对此，余静没有说清，在韩云程身上也没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至于原著中资本家伤感、矛盾和困惑的心理，在电视剧中同样没有被充分地表现出来。全剧甚至在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中结束。在电视剧最后一集中，当沪江纱厂被挂牌为公私合营单位时，徐义德一边鼓掌一边想起当初建厂的情景，眼角不禁有两滴眼泪。于是，他一个人先回到办公室，看了弟妹马丽琳的来信之后，就去了车间，用纱布擦拭着机器。然而，他伤感和留恋的时间是如此短暂。这是因为，很快，梅佐贤带来了这样的消息：区政府要在全厂大会上宣布一项任命，请徐义德兼任长宁区棉纺系统总经理。不仅如此，他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这让他对前途满怀憧憬，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终于到了。因而，他想从瑞士进口一批机器设备，改造和扩建区里的许多纺织厂和花行。回家以后，他还熬了一个通宵写规划书，用他的话来说，“走马上任，总得要规划一下。改革工艺，更新设备，确定目标。”第二天早晨，徐义德带着规划书坐上汽车走马上任，全剧以此结束。比较原著中他在家里嚎啕大哭的举动，在电视剧中，徐义德的喜悦更多是由被委以重任带来的，因此，我们不能不说，这种乐观是廉价的。
        同时，电视剧中还表现出情欲泛滥的特点。电视剧中不仅大大扩充了徐义德与三个太太
之间的“家庭戏”，而且增加了下述情节：管秀芬怀孕、流产，林宛芝和李平（后改名为严志发）的恋爱以及五年后的重逢，徐守仁与吴兰珍订婚，徐义德打算与弟妹马丽琳在香港同居等。另外，对于余静和杨健之间的恋爱方式，由通过秦妈妈牵线改为自由恋爱。第十五集中，杨健生病，余静前来照顾，两人眉目传情。在电视剧中，一方面，感情戏被过于铺叙，多到令人感到眼花缭乱；另一方面，它不仅冲破了原著中关于爱情描写的禁忌，而且达到情欲泛滥的地步。
        以工人管秀芬为例。她看不上真心喜欢自己的钟珮文，觉得钟珮文为人太老实，是个“书呆子”；却被油里油气、会说甜言蜜语的陶阿毛所打动。尽管厂里的人都劝她要珍惜钟珮文，不要和陶阿毛太接近，然而，她却固执地听不进去。这种情爱价值取向与莫言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似，即“男人之坏，女人之爱”。在《生死疲劳》中，白氏、迎春、黄秋香一生中最爱的都是地主西门闹，而西门闹对她们却没有爱，有的只是占有欲；合作、互助、庞抗美都死心塌地地爱着西门金龙，而金龙对她们却只有玩弄和利用。在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中，陶阿毛对于管秀芬也只有占有、玩弄和利用。他占有管秀芬的一系列镜头展示了他粗鄙的情欲，这样的镜头如果出现在原著中，那将是无法想象的。当管秀芬因此怀孕后，陶阿毛却不愿意要孩子。不同于《生死疲劳》中的女人们，她们永远爱那个
伤害自己的男人；而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中的管秀芬一旦认清陶阿毛的真实面目，就会迷途知返，转而去爱真心对待自己的钟珮文。
        在电视剧《上海的早晨》中，这种缺乏禁忌的情欲泛滥时常溢出全剧的主旨，使电视剧有沦为情感剧的嫌疑。与之相比，原著中的性描写则呈现出分裂的景象。就对资本家的相关描写而言，全书几乎没有具体的情欲描写或情场面，更缺乏爱情细节。周而复无非想说资产阶级没有爱情，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和利益关系，却显示出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认为资产阶级生活糜烂，另一方面，他却净化和抽象对他们的情欲描写。相较而言，无产阶级的情欲描写在书中就更是禁区了，其中对工人领导余静和杨健的结合过程的描写，几乎没有任何让读者感到心旌摇荡的地方，仿佛他们的结合只是出于工作需要。余静虽身为女性，却被淡化了女性的性征和魅力，她不能撒娇、耍心机，也不能表达爱情。总之，无论是原著的性禁忌，还是新时期的电视剧中兜售的伪造的情欲，都是处于两个极端的伪性。学者徐岱在《小说形态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既非单纯的精神也非单纯的自然因素，而是生理—自然因素同精神—社会因素的融合和互渗，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所以，真正具有魅力的性现象，只能属于那种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精神内涵的现象。”（《小说形态学》，徐岱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436页）这无疑给在两个极端摇摆的都市性描写指引了健康
的方向。
        综上所述，在对上海历史的回望中，同名电视剧《上海的早晨》采取了与原著十分不同的处理方式，它打破了原著中作为上海两种特征的革命与浮华之间的并置关系，并尽可能地使其交织，这一方面使剧情更为集中，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简单化的弊病，表现出廉价的乐观和情欲的泛滥。电视剧《上海的早晨》对原著的改编，所体现的主要是不同语境的影响和作用力。不同于受政治意识形态严格规约的小说创作语境，在该电视剧改编和拍摄的80年代末，已经有了相对自由的表达空间。但是，电视剧的改编无视原著的独特语境，并以纵欲来瓦解其中小心翼翼的禁欲，却是走向了另一极端。
        [本文系安徽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资金资助课题“洋场遗风与改造运动交织的暧昧历史——重读《上海的早晨》”研究成果（编号：07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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