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仿与重构:论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文学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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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电视剧《人生之路》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该剧在片头注明部分取材自路遥的小说《人生》，
从小说文本到电视剧的立体呈现，原著13万字的中篇小说，前后延展，成了一部37集的电视连续剧。电视剧除了虚构出高双星这一人物，还给原著《人生》增加“前史”，即高加林、黄亚萍、马栓、高双星参加高考，并将小说内容向后扩展，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高双星、马栓相继进入上海发展。电视剧时代续写跨度从1984年至新世纪，空间上从陕北黄土高原到发达城市上海。从时间和空间上，电视剧都做了大程度伸展，主题思想从原本“城乡二元交叉体系”的人物矛盾转变为社会发展时代风貌的呈现。脱离小说《人生》本身的叙事，电视剧在事实上已经完成了对原作本身价值意义上的戏仿与重构，但其剧作本身的情节刻画存在创作上的误区。
一、主题思想的弱化与细节失实
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发表了路遥的小说《人生》，1984年路遥参与编剧、吴天明导演的电影《人生》上映。此后2014年由黄维若编剧、杨阳导演的剧版《人生》上映。相比于此前两版《人生》的改编，电视剧《人生之路》脱离了原著本身，但又使用了原著的情节。主体故事内核将高加林民办教师岗位被替，置换成了高加林高考被替换。高考是近些年的新闻热点，当新闻成为文艺创作素材的时候，要把握和处理好现实与艺术的维度。如何更好地呈现被替换的人生命运，既非简单的控诉，又非生活的照搬。
路遥《人生》将高加林放置在进城与返城的两难中，来抉择人生进退。人性的善恶并非一味褒贬，而是深深的同情。
戏仿与重构——论电视剧《人生之路》的文学改编
□ 胡红一　何凯凯
摘　要：电视剧《人生之路》通过对路遥《人生》的拼贴重组，用戏仿与重构的手法，完成了符合当下时代审美特征的文学改编。但在改编过程中，逻辑上的硬伤与细节失实，导致该剧在口碑上呈现两极分化。读过路遥作品的读者，认为该剧不符合年代特征，脱离了原著；而在新生代的青年观众眼里，撕考卷、山野飙车、高考宣誓，这些情节是自己经历过的事件。本文认为文学改编应该遵循的原则有三：一是忠实原著；二是准确把握年代特征；三是逻辑前后衔接要合理。
关键词：戏仿；重构；《人生》；《人生之路》；文学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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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研究
Research on Cultural Development
路遥《人生》的结局是高加林痛苦地回到土地，人物命运的悲剧与时代进程中的挫折反复映射出人性的复杂。电视剧《人生之路》的结尾则是高加林选择原谅高双星，高双星回到黄土地上继续教书，刘巧珍、高加林在上海奋斗获得了成功。“大团圆”式的结局相比于悲剧，在人性复杂的刻画上明显削弱了主题思想。在文学影视化改编上，主题思想的弱化是普遍现象，如电视剧《人世间》《白鹿原》等。一方面是大众传媒具有引导示范作用，另一方面则是观众素养的差异性要求剧本创作要满足大部分观众的口味。
在电视剧中，在物质资源贫乏的陕北高原，蜡烛一根接一根摆放燃烧，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还只能点煤油灯，为了多燃烧一段时间，还会打掉灯花。私人拥有拖拉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基本不可能。剧中，刘巧珍开着拖拉机随意出入县城，并以卖粉为业。西北以面食为主，将粉作为主食基本不太可能。自行车作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大件”之一，其价值不亚于今天的汽车[1]
。
当高加林想要进入上海工作时，有人伸出援手；当刘巧珍进入上海后想要工作，有人愿意帮助；当刘巧珍在上海想要创业的时候，顺风顺水。巧合过多，忽略了作为个体的人在时代风浪面前的脆弱与无助，顺境与逆境往往是复杂而又徘徊的，前进的道路往往充满波折。主题的弱化与细节的失实，带给观众的是观看体验上的不适，以及剧情的浮躁、脱离现实。
二、人物塑造的时代审美差异性
在路遥的《人生》中，高加林面对张克南的母亲，面对黄亚萍的父亲，充满了自卑和敏感，这种自卑和敏感来自高加林的卑微出身，他在面对充满歧视性的话语时，会呈现出情绪激动的一面。在“城市—乡村”的对弈中，乡村处于劣势，高加林的痛苦正是根植于这种城市化浪潮中地位与资源的不匹配。
在《人生之路》中，高加林被塑造成一个进取、落落大方的形象，原本的自卑与敏感几近消失，尤其是他面对黄亚萍的父亲这样有身份地位的人都能与之侃侃而谈。乡村青年在衣食住行与城市青年差异化并不明显的时候，性格特征才会有如此大的变化。这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人物性格的变化才会变得明显，可以说剧版高加林被赋予了当下性的特征。
刘巧珍，在路遥的塑造中是一个含蓄内敛、温柔体贴的传统妇女形象，她对高加林的爱情，真挚而又热烈，充满着古朴传统美。在《人生之路》中，刘巧珍果敢、泼辣、敢想敢做，这是受当下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在男女爱情观上，剧版呈现出平等的一面。然而，剧作《人生之路》在乡村女性形象的造型上又呈现出“傲慢与偏见”的一面。
对比电影《人生》《牧马人》等诸多文学影视改编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女主人公灵动的眼神、红扑扑的脸庞，一举一动都透露着生命的美感，是非常成功的乡村女性青年形象。近些年的影视剧中，在乡村女性的塑造上有电视剧《山海情》中的水花和电影《隐入尘烟》中的曹桂英，乡村女性表现出的对命运
的不屈和对生命的哀婉，深深地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对乡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一方面是市井流俗间对“村姑”的嘲讽，另一方面是地域文化上对“乡村”的歧视。李沁所饰演的刘巧珍，病态而又黝黑的脸庞，搭配染发烫发的装扮一起出现时，一种混搭感扑面而来。
《人生》与《人生之路》所探讨的是个体如何在时代进程中实现阶层的艰难跨越。正如路遥在小说扉页题写的柳青的名言：“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2]
个体的成功除了自我奋斗的内
林永健主演电视剧
因，也有体制门槛的外因。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认为文化资本的取得要通过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课外教育三种方式，实现家庭内部的文化资本传承与代际更替，拥有
先在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子女在学习生活中更加如鱼得水。
[3]觉醒了的高加林、刘巧珍，在缺乏先在资本的条件下，想要成功，面临着诸多难以解决的人生困惑，德顺爷爷的形象作为一个劝喻者在不断修正高加林人生的方向。他用自己过来人的经验规劝高加林进取。高加林选择刘巧珍会获得安稳的生活，但也会陷入摄影师老蒋那样的枯燥生活，两地分居，双方会因面临巨大的生活沟壑而难以沟通理解。这部剧呈现了人物在时代中的矛盾复杂性。当时间的坐标轴移
到今天，已经成功了的高加林、刘巧珍并没有选择再续前缘，相反，他们在各自的领地里默默耕耘继续发热。剧作的婚姻观，从过去出于乡俗伦理的婚姻必然，到今天婚姻选择上的自主自觉，人和人的关系呈现出现代的流动性。
三、文学改编的基本原则
电视剧《人生之路》尽管部分取材自小说《人生》，但在改编过程中出现逻辑问题，时代特征并不明显。
上世纪八十年代教育并未普及，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少数人，《人生之路》电视剧的配音应该选择说方言的。刘巧珍、高加林的方言在城市、乡村中转变得过于快速，如果说一个操着一口方言进了城、又有着一番抱负的年轻人，在城市生活中与人交流充满了别扭感又在努力适应，这个转变过程的呈现，会比进了城就说上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要好得多。而且，德顺爷爷说着一口关中话，而林永健饰演的高明楼说着一口陕北话，这是陕西方言内部的差异，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不该出现这种语言混乱现象。
在剧本台词中，带有陕北语言彩的地方并不多，相反为了励志反而冲淡了本身叙事所要探讨的阶层跨越难题。陕北的语言特征一是前后鼻音不分；二是多用叠音词或重叠副词，像“圪梁梁”“蓝格莹莹”“女娃娃”；三是会使用衬词，如“哩”“啊”等；四是在民歌民调中，会运用“兴”
的手法，如“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是为了说“兰花花”。
[4]在路遥的作品中，第一，语言体现人物特征。“恓惶”“受苦”“可怜巴巴”“烂包”这些词不仅仅是对家境的描写，也是对人物处境与内心的书写。当这些词从人物口里说出来时，生活的苦难与压抑感扑面而来。当人物通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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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来塑造时，语言也在体现着人物的内心世界。
第二，方言带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它的发展演变以及流传使用都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彩。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民俗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特征。[5]
在路遥作品中，他使用陕北方言构建着自己的文化地理坐标以及整体叙事风格。在平面的文本转化为影视的过程中，地域方言能够让观众更好理解，也能最大程度还原原著的风貌。
从陕北宽州县到上海，地域跨度较大，在电视剧中为了更好地呈现年代感，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上的时代差异。因为不同时代的经济发展和审美趋向不同，人们生活在不同时间段的差异感就呈现出来。而《人生之路》之所以在年代感的呈现上不如《人世间》《觉醒年代》等剧作，一方面是因为原作《人生》本身的厚度不足以支撑电视剧的改编；另一方面，时空上的大跨越在视觉上并不容易被接受，原作以及此前的改编，故事地点基本维持在黄土高原上。叙事空间单一，这样就要保证文化结构相对稳定，人物面貌易于在紧凑的叙事结构中呈现出张力。
从小说《人生》到电视剧《人生之路》，文学的影视化改编一直是文学行业内的重要领域，文学作品提供了原材料，影视化改编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品、传播作品，而优秀的影视改编也在修正着文学创作。路遥的作品拥有众多粉丝，人们也在关注着他的作品改编情况。电视剧《人生之路》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尊重原著，要对地域文化风俗有基本把握，剧本本身的逻辑问题与谬误要尽可能避免。
四、结　语
电视剧《人生之路》对路遥小说《人生》进行了拼贴与
戏仿，淡化了作品本身的主题思想意蕴。在剧情创作上，高考宣誓、撕考卷、山地飙车等存在于当下的社会现象，被塑造进剧情之中。有一定社会阅历的观众体在观赏此剧时，会不免大失所望。一部剧集的口碑呈两极分化，在播出之余形成了热烈讨论。就实际意义而言，路遥的作品本身被赋予了当下性，
带有当今青年学生体的烙印。而在剧集创作过程中细节上的失实、主题思想的弱化、服化道的粗糙以及方言场景运用的刻意与陌生，带给观众刀刻斧凿的痕迹。同时在剧作中对乡村女性形象的偏见，让该剧备受诟病。就作品改编来讲，首先要尊重原著，尊重作品本身。其次是要尊重历史，让人物在符合历史语境的社会中活动。在逻辑衔接上，要顺畅自然，符合事实逻辑。这样才会拥有制作精良、深受观众喜爱的佳作良品。
（广西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佚名．曾流行在我们生活中的自行车品牌[J]．传承，2010（4）：
62-63.
[2] 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1.[3] 冯瑞．教育贫困代际传递的成因及阻断路径：布迪厄文化资
本理论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2020（4）：22-26.
[4] 庞欢．陕北民歌中的特有语言现象分析[J]．汉字文化，2018（3）：
11-12.
[5] 孟万春．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陕北方言探讨[J]．咸阳师范学院
学报，2020，35（1）：44-48.
（上接27页）
（三）课后探索明酒品
学习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的时间，学生还需利用课后的时间进行思考、探索。在课堂上教师激发了学生对川酒文化的兴趣，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也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课后探索的天地更为广阔，白酒的酿造过程由最初原料的栽种与选择，再到酒曲的制作，到发酵、蒸馏，最后到窖藏陈酿，每一步都蕴含着不同的知识。四川之所以成为酿酒重地，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这里水源充足、气候适宜，为白酒原料高粱等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原材料的种植过程中，可以让学生去一线的种植基地，体验酿造白酒的第一步栽种农作物，真切地感受生产劳动的不易，让学生对这一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印象。
四、结　语
本研究从语文古诗词入手挖掘川酒文化传播的新路径。青少年作为地方未来发展的主力军，必须树立文化自信，传播家乡文化，进一步推动当地文化发展。川酒文化是
一种极具特的地域文化，研究者应充分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蕴，无论是酿酒历史、酒器文化、诗酒文化还是地方的饮酒习俗等，都应该是推动川酒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推动川酒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依靠白酒本身的优良品质，还需要发现白酒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到二者的关联，为川酒文化的传播开辟一条新路径。
（四川轻化工大学、川酒发展研究中心）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酒发展研究中心2022年度资助项目成果，课题“高中古诗词教学中对川酒文化的体验与传承研究——以泸州地区为例”（项目编号：CJY22-07）。参考文献
[1] 常璩，刘琳．华阳国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8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2022.
[3] 温儒敏．普通高中教科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1.[5] 雷丽珠．基于地方资源开发和项目式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探索[J]．基础教育参考，2021（5）：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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