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下“中国娜拉”的成长之路
　２０２２年９月                吕梁教育学院学报Ｓｅｐｔ．２０２２
　第３９卷　第３期（总第１２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Ｌｙｕｌｉａ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Ｖｏｌ．３９　Ｎｏ．３（Ｓｕｍ．Ｎｏ．１２１）
【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７－１６
作者简介：赵玉梅，女，山西晋中人，晋中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时代变迁下“中国娜拉”的成长之路
赵玉梅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山西晋中０３０６０１）
摘　要：鲁迅的爱情悲剧《伤逝》、亦舒向鲁迅致敬之作《我的前半生》和秦雯改编版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三部作品是跨越时空的对话。作为女主人公的“子君”经历着相似的悲剧命运，但选择了不同的出走之路，相比《伤逝》中子君的无可奈何的时代悲剧，亦舒在《我的前半生》中塑造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香港
女性出走后的多种可能性，剧版《我的前半生》展示出新时期“中国娜拉”自我意识觉醒的必然性以及自我构建成长之路的开阔性。
关键词：《伤逝》；《我的前半生》；子君；女性；中国娜拉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０８６（２０２２）０３－０２３２－０３
  １９纪初，法国女权运动创始人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站在女性视角发出了世纪呐喊：“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伤逝》中北京青年子君冲破封建专制，大胆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婚后由于涓生失业丧失经济来源后被抛弃，最终“无路可走”；亦舒以婚姻教科书《我的前半生》继续着子君同涓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香港的生活，深入探索两性与婚姻问题；近年的影视作品中，女性题材成井喷态势，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上演着新时期子君的故事，凸显出女性独立之路的新特征，女性开始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建构。
一、被迫出走的“娜拉”
《伤逝》描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北京新青年子君与涓生的恋爱婚姻悲剧，二人谈论《玩偶之家》、封建专制、女性解放，冲破封建束缚公开相恋，婚后子君操持家务，恋爱的激情退却后生活开始
变得平淡。当封建势力让涓生失业，他们变得没有生活来源后，涓生最终抛弃子君。子君将剩余的全部物财留给涓生，而自己只能被动回到原生家庭抑郁离世，留给涓生深深的悔恨，希望能开辟出新的道路。
香港女作家亦舒非常推崇鲁迅并在《伤逝》启蒙下创作了《我的前半生》，小说的背景为上世纪８０年代开放的香港，故事中涓生是一名拥有个人诊所的医师，社会公认的典型的成功人士，妻子子君全职居家，儿女双全，家庭条件优越，雇有司机和保姆。看似幸福的家庭，但史涓生却移情于相貌平平并带有两个孩子的中年女演员辜玲玲。辜玲玲有
自己的演出收入，而涓生的移情别恋也非出于好，二人在一起相互之间不图财也不图。子君被弃后，曾一度处于人生低谷，最终凭借自身努力在工作中回自信，并与成熟又多金的翟有道再次走进婚姻殿堂。
近年来，“她题材”主题作品涌现荧屏，女性题材电视剧尤为多产，
２０１６年《欢乐颂》，２０１９年《都挺好》，２０２０年《三十而已》，２０２２年《我们的婚姻》，２０１７年７月《我的前半生》一度热播，女性话题被热议。秦雯将故事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香港移植到了当下我国经济中心上海，剧中的涓生（陈俊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项目经理，薪资丰厚，太太罗子君是个美丽单纯的全职太太，儿子乖巧，老公体贴，阿姨打理家务。然而，丈夫的出轨把子君自
以为令人羡慕的幸福婚姻击得粉碎。陈俊生与一个相貌平平女职工凌玲产生情愫，凌玲离异并带有一子。离婚前的子君一直依靠丈夫供养，知道被弃后方知生活不易，她举步维艰寻出路，最终华丽转身逆袭成功并赢得贺涵的倾慕。
“子君”不单单是一个名字，她讲述着爱情故事和人物的命运，承载了近现代中国百年变迁下女性生存的选择和意义。三位子君作为“中国娜拉”被迫出走的背后有着一定相似性，她们经自由恋爱进入婚姻，但最终都被深爱的男人所伤，对爱情心灰意冷被迫出走家庭，全职太太的饭碗不牢靠，婚姻不是女性的保护伞。当爱情褪去华丽的外衣后，本就不坚定的独立思想也无力挽救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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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都是知识女性，在婚后放弃自身价值追求，全心全意献身家庭成为全职太太。《伤逝》中的子君不仅在精神上被涓生裹挟着前进，就连物质生活上也依附涓生；小说《我的前半生》中，子君本是受过高等教育并有自己不错的工作，婚后在丈夫的羽翼呵护下辞职开启了全职太太生涯：照顾家庭、侍奉丈夫、逛街聊天，她和旧子君一样没有物质和精神的独立性，一直到被弃才发觉：“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依赖涓生，现在涓生已经离开，我发现自己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人”；影视剧中的子君带着哭腔的抱怨：“是陈俊生把我娶回家，叫我不要工作，说养我一辈子的呀”［１］，反映了类似罗子君的一些女性
面临的狼狈处境。她在扮演全职太太的过程中逐渐失去自我独立人格以及社会竞争中的生存技能。她们人格上的不独立主要表现为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
二、出走之路的多重开掘
三部作品（１９２５—１９８２—２０１７）延续着不同时代背景下子君和涓生的故事，展示了女性在自我意识觉醒过程中追求社会认同和自我成长路上的差异性。《伤逝》中子君在五四新思潮的启蒙下，为了追求爱与自由果敢地脱离旧家庭与涓生在小旅馆同居，但在爱情破灭后只能回归原生家庭被吞没，在五四时期的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男尊女卑的集体无意识使得女性要想生存下去只能取悦并依附男人，像张爱玲一样以文学创作为生的强者女性毕竟只是少数，这也就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男权父权社会下女性“娜拉”无奈的出走之路的宿命式悲剧终点，经济的不独立制约着女性的生存权，女性除了通过婚姻嫁人，几乎没有其他事业可言。
亦舒的《我的前半生》是致敬《伤逝》之作，子君没有了婚姻和爱情，依然有儿女的陪伴以及好友唐晶的帮助，此外老张、陈总达等潜在“涓生”的角安排扮演了爱情和职场导师的双重角，他们帮助子君重获新生。子君在经历失败婚姻后也开始面对现实，唤醒自我，学习插花、书法、剪纸、陶艺，提高自己的审美品位，甚至在陶艺方面到了自己的事业开端。重拾自信的子君拒绝了前夫的复婚提议，“现在的我，不再依附于涓生，也能够过得很好”［２］。子君享受久违的自由和独立，还赢得了异性青睐和新
的婚姻“依靠”，在短暂式的独立后，嫁得惊人，开启另一段婚姻。亦舒改写《伤逝》是想从现代女性的角度重新回答“娜拉走后怎样”这样一个世纪疑问，并向读者展示：时代不同了，女性的社会化、职业化程度今非昔比。同样被抛弃，现代子君不会默默地死，她凭着人脉交际、个人禀赋与不懈努力活得风生水起，再嫁更是成就惊人。
近年来，以女性主义叙事的都市情感剧已成为我国电视剧创作的中坚力量，２０１６年《欢乐颂》、２０１７年《我的前半生》、２０１９年《都挺好》、２０２０年《三十而已》、２０２２年《我们的婚姻》等带有“大女主”［３］元素的剧作一度引发热议，讲述了新时期职场女性奋斗进取的自我实现过程，构建起一个探讨女性价值话语空间，女性开始进入“身份认同”阶段。４２集电视连续剧《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在唐晶和贺涵全力扶持下在职场亦步亦趋，贺涵更成为其精神和职场的启蒙者，解决着子君周边的一切问题。子君也在逐步散发出独立女性的自信之美，并和贺涵萌生了微妙的爱情，但子君并未急于投入贺涵的怀抱依附于他。“我要感谢你，如果没有你当初帮忙抛弃我，我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有能力干这么多事，生活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哪怕是我现在一无所有，一身麻烦地站在这里……我仍然觉得好过过去那些浑浑噩噩的当陈太太的日子”［４］。子君如此女性意识觉醒的独立宣言实属新时代女性独立之路的进步。
小说和电视剧中的新子君相比《伤逝》中的子君要幸运得多，也得益于现代婚姻制度的保障，旧时女性根本没有法律的保护，自然也无法保障其权利，而新时代女性在离婚后有赡养费作为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保障，因而她们才能痛定思痛，开启新生活。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女性开始承担更多的社会角与责任，女性形象出现了“复合型”和“叛逆型”等样态［５］，女性不再局限于社会对女性“妻子”“母亲”等的传统性别角定义，大胆追求事业与理想，成为“职场白领”“社会精英”等去性别化的设定。她们有着强大的内心和毅力，她们于生活与工作之间处理得游刃有余，彰显着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
《伤逝》中的子君终究没有摆脱旧式妇女宿命式的悲剧，男人一纸休书便可轻易将女人打发走，封建社会对弃妇的不友好态度使得再嫁且能嫁好成为难题。“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准衡量”［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中国社会通过相关组织以及宪法、婚姻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权益保障和选择的多重性，她们可以选择结婚或者单身，亦可在职场争得一席之地。
也有人说小说《我的前半生》中的子君争得个人独立后再次寻求婚姻“依靠”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独立，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子君作为第一主角，享受着剧中几乎所有男性的关爱，从逆境中跌倒再一路披荆斩棘走上人生巅峰，贺涵成为其“精神导师”和“”［７］，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贺涵的引导支持，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是男性对女性的“养成史”［８］。当女性正面应对生活的挑战时，她们又似乎必须接受男性的帮助，在此过程中，真正意义上“作为女性的女性”依然缺席［９］。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层面讲，子君并非主动地觉醒，女性主义叙事一不小心就掉入“他者”的逻辑陷阱。但是，正如子君所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做，如果想要明天更好的生活，今天就必须努力”［１０］。中国女性虽然没有实现“质”的转变，但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她们都努力追寻自身价值，讲述着“中
国娜拉”出走后的故事。
三、新时代的“娜拉”
《伤逝》中男女主人公面对失业威胁，终落得“一伤一逝”，假设当时中国内地已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香港地区亦或是今天上海的发达程度，以涓生与子君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们的婚姻问题最多只能是情感危机。轰轰烈烈的革命年代过去了，转眼已是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但“娜拉”并未走失，她成了文学世界里永不凋零的花朵。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都不难发现“娜拉”似曾相识的影子。鲁迅在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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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２月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清醒回答是堕落或者回来，然而新时代“中国娜拉”在追求自我的解放过程中摆脱了鲁迅设定的宿命似魔咒，开拓出一条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道路。
《我的前半生》中，两位子君都不再是周围人眼中“房中的天使”［１１］，当她们面对离婚后的困境，恢复了“独立人”身份，蜕变为一名具有现代独立精神的女性，为读者和观众塑造了一个由“他者”升级为自
我［１２］，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娜拉”。女性取得“身份认同”后变得更“强”更“飒”了，不再委曲顺从，充满了“狼性”。
在剧中，子君的励志逆袭与唐晶黄金“剩女”的失婚故事违和地缝合在了一起，二人是一对好闺蜜，唐晶对子君更是肝胆相照，她在事业上很忙碌但依旧去帮她应付生活中的各种要求，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国民好闺蜜。唐晶将精力都投入在工作中，独立而强大，由于恐婚以及爱情的不确定性，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与男友多年一直维持相互陪伴但又相对独立的关系。爱情屡次让步于事业，感情只是她生活的一部分，她事业上的成功足以支撑她活得很好，她始终都没有在片面的爱情中失去自我。
自强不息的唐晶对于婚姻的犹疑代表着当下独身女性的焦虑，“我其实不想结婚，我只希望身边有一个支持我、爱护我的男人，我们相依为命，但互不侵犯，永远维持朋友及爱侣之间的一层关系。”［１３］可惜这样的关系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香港社会很难维系，剧版《我的前半生》向我们展示了生活在２１世纪上海的唐晶的更大可能性空间，婚姻已成为当代社会多元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不是传统观念中认为的恋爱成熟便一定要结婚。
唐晶甚至成为当下很多女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的代表。她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而这种骄傲就是源于她对自己的自信，作为一个独立的女人，她在这部剧中处处散发着自己的魅力，笔者很欣赏她和男友分手时的那句话：“戒指很漂亮，我会自己买；我也会好好的爱护我自己。分手了，我没办法痛苦流涕，还
是要笑语嫣然的去上班。”［１４］职场已成为当代女性展示自我价值的另一重要场所，职业女性这一身份传递着经济和人格独立等更深层的意义。故事结尾，子君从职场小白转身成为“金领”，着装打扮也展现出职场女性风范，也不再屈从男性审美，子君拼搏在职场寻到了真实的自我，领悟了跟“房中的天使”迥然相异的人生。这些转变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建构。
如今，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离婚后慌乱不堪的罗子君，在闺蜜男友的指引下进入职场到了女性的尊严；唐晶爱情失败后重回职场寻人身价值；洛洛在老卓离开后一个人经营着日料店。剧中的这几位女性代表最终都没步入婚姻，而是准备在职场继续自己的修行。
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性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显著提高，社会和家庭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扩展，女权运动的进步推动了女性思想的解放。在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下，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已经越来越多地影响到我国女性，更多的女性冲出国门，接触到先进的思想教育。我国人民对于“男女平等”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新时代女性在自我觉醒之后不愿被男性俯视亦或是充当男性叙述话语权下的“他者”，开始关注女性自身的生存境遇和价值追求，成为了自己人身道路的掌舵者。时至今日，我国社会对女性有了前所未有的包容和尊重，女性用自己的能力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着内心的声音，现代女性不再是被迫出走的“中国娜拉”，新时代女性会有着更加开阔的成长之路。
女性问题不仅是时代问题，同时也是男性问题，一定程度上亦是两性及婚姻问题。历史的逻辑似乎拧成
了一个荒诞的死结。鲁迅也好，亦舒也罢，可能都没有想到，追求独立人格的“娜拉”既不会堕落，也不会回来，而是孤独终老。不是因为她们未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而恰恰是因为她们飞得太远太高，终于成了戴望舒笔下永无休止的“华羽的乐园鸟”［１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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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娜拉演过的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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