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E的历史机缘及其时代任务——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转向
大连限号收稿日期:2020-12-12
品酒师资格证作者简介：姚新中，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哲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PPE 的历史机缘及其时代任务
——
—新文科建设的三大转向①姚新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哲学高等研究院，北京100872)
摘
要:PPE 作为一门跨学科专业蕴含着20世纪以来世界高等本科教育改革中的三大转向：从传统到
现代的转向；从单学科到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的转向；从纯知识探究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的转向。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必须更为关注理解和解决现实世界问题、更加重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交叉、更有效地提高培养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新文科的“新”在于能否将其建设为多学科互补的知识平台和学科交叉的创新过程。
关键词:PPE ；世界高等教育；跨学科；新文科建设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21)03-0020-07
作为一个以培养兼具深厚学理基础和宽阔学科视野人才为目的的跨学科专业,PPE 通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个学科的交叉互补、相互融合，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的新型学科专业。PPE 发端于英国牛津大学，其诞生标志着20世纪初西方高等教育改革的开端;PPE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展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蕴含着本科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和教育目标的三个重要转向：从关注古代世界转为关注现代世界；从单一学科深耕细作转为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的素质教育；从培养追求纯学问的学术精英转为培养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强调知识应用和实践参与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三个方面的转向代表着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我们审视PPE 的内涵与形式提供了历史背景，为理解其内在要求及时代任务提供了多维的视角，更为我们探究新文科建设的途径、方法和标准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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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
PPE 所赖以成立的第一个转向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这一转向实际上浓缩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
的三个重要阶段或理念：从古代的大学教育发展为现代的大学教育，从传统的知识灌输发展为现代的能力开发，从一个国家的教育改革尝试发展为受世界各国欢迎的新型专业。
现代大学教育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但其根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393年创建的柏拉图学院(Academy)和前335年创立的亚里士多德学园(Aristotle's Lykeion)。作为古希腊教育发展里程碑式的事件，柏拉图学院和亚里士多德学园不仅承袭了早期希腊人特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教育理念，而且发展出更为正规、更加系统、更加专业的学院式教育体系。这样的教育理念和形式直接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教会学校，并催发了中世纪后期高等教育的蓬勃兴起。罗马天主教会主导或具有独立自主性的各种各类大学从11世纪开
始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087)、英国牛津大学(1168)、剑桥大学(1209)、法国巴黎大学(1200)、意大利帕多瓦大学、那不勒斯大学(1224)、西班牙帕伦西大学(1212)、葡萄牙里斯本大学(1290)先后建立并开始教学实践活动。这些大学虽然大多数都由教会设立或脱胎于教会学校，其基本宗旨是论证上帝的全在、全能与全善，但教学内容包括了哲学、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天文、几何、音乐、医学、法学等等专业，为欧洲文明、文化、学术的传续、发展提供了学术框架和课程体系保障，对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世纪及随后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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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经济、技术、思想、文化变革撬动了高等教育的新一轮改革，其标志是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的创办。根据洪堡的理念，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以知识及学术为最终目的，大学应该是教学与研究、学术自由与探索精神、分门别类的学科教育与个性的道德修养之统一。这些原则、精神和方法奠定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为19世纪欧洲、美洲、亚洲等地的大学发展提供了样本和框架。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在欧洲列强势力范围之间进行了重新洗牌，也给高等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现实对于人才的需求冲击着大学的传统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的形式与内容急需改革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需求与历史机缘背景下,PPE作为新型本科教育的专业得以在牛津大学正式登场。1920年10月，有着近8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在其伯里奥尔(Balliol)学院迎进了一批独特的新生。与其他专攻神学、希腊语、拉丁语、文学、历史等等这些“伟大古典学科”专业的学生不同,PPE的新生将要同时学习三门“伟大的现代学科”(“Modern Greats”)：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并由此合成为一个新型专业:PPE。牛津早在1825年就设立了政治经济学教席,1904年开始经济学方面的硕士课程，但在1920年，经济学既没有专门的学部或系，也没有本科专业②；政治学早自亚里士多
德开始就已经得到专门研究和讲授并一直居于重要的地位，但在当时的牛津也还未形成独立专业，其课程大多隶属于法学学部和历史学部。哲学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哲学是一门古典学科，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盛极一时，另一方面传统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认识论、规范伦理学等)的原理与方
法在20世纪开始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新型的元哲学、元伦理学标志着现代哲学的开端。作为三门学科中唯一一门贯穿古今的哲学学科就无可避免地担当起统合、整合、创建一个以哲学为基础但面向现实的新型专业的艰巨任务。事实上，正是牛津哲学家、教育改革者、时任伯里奥尔学院院长的Sandy Lindsay博士，敏锐地捕捉到一战结束后英国所面临的新时代需求，提议并着手筹建这个全新的PPE学位课程，以适应当时大英帝国在本土及殖民地对高级学术与管理人才方面的需要。③
PPE专业的兴起标志着传统的牛津大学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观念上的一个重大改变：从通过希腊文、拉丁文、历史学等专业学习培养出熟悉古代社会的贵族型知识精英，到打通古今但专注现代社会发展而培养出博雅型学术与管理人才。这样的转变适应了一战后的新形势、新格局、新需求，有利于一部分具有现实关怀的学生深入了解现代世界的经济运行、政治活动、社会变革，培养学生强大的哲学逻辑思维和高级应用技能。PPE所蕴含的从古到今的转向并非否定古典学科、经典文本的重要性，也非排斥历史、文学、神学等传统课程，而是表明教育的关注点不再是以熟悉古代世界为唯一标准，而是要把学习重心移到当今的生活、社会的需求、时代的任务上来。PPE学生当然需要了解三个学科发展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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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学科中的经典文本，但学习的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当下社会奠定学识基础，为分析、理解复杂多样的现代世界、解决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服务。
PPE在牛津大学的成功，不仅在英国其它大学得以顺利复制和发展，而且通过大英帝国的不同渠道引进到海外各地，欧洲、北美洲、亚洲、大洋洲、非洲等地的高校也纷纷效仿或根据各自不同的教育文化、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良和变动。根据Wikipedia的PPE词条，现在全世界约有140多所大学开设了PPE或PPE的衍生项目如PPEL(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法学),PPL(哲学、政治学与法学)或PPES(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等，包括英国28所、爱尔兰2所、加拿大7所、美国39所、非洲9所、澳大利亚与新西兰6所、大陆欧洲29所、中东与亚洲14所等④。
比较而言，中国的PPE专业发展较晚，但短短的十几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无论在规模上、质量上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令人瞩目。2008年北京大学率先在教育部注册了“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简称“政经哲”PEP)的专业。中国人民大学经过几年的筹备后也于2015年开始以自主招生的方式正式招收PPE专业的学生。随后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10余所高校陆续开设或筹建PPE专业，且逐渐发展出各自的风格，蔚然成为中国高校新时代新文科建设领域一个新的潮流。
二、从单学科到多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的转向
不同于传统教育，现代大学是一种高层次的专门化教育。专门化教育的优点在于经过专业系统训练培养出精通该专业学理的专门人才，为科学创新、知识深化、学科传承提供必要的积累和有利的条件。但到了20世纪，世界日益复杂，理论日益丰富，单一学科教育在学科交叉、知识爆炸的新形势下暴露出明显的弊端，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过分强调单一专业限制了学生的视野，影响了现代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克服这样的弊端、提升本科教育水平是PPE 自诞生之日起100年里能在世界各地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因。一战之后的英国急需具有多方面综合创新素质、知识与技能的人才来应对现实需要，这一方面是由英国公务员体系、政府特殊治理方式决定的⑤，另一方面也是所谓“日不
落帝国”众多殖民地管理的需要。然而，在特殊的国度、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这一教育改革恰好适应了20世纪后半叶高等教育日益全球化、国际化的世界需求和时代任务。回顾PPE的百年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结合对于培养具有广阔视野并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具有很强的内在哲理，因为无论从事理论研究还是实际管理，批判性思维、知识论分析、逻辑概念推理、伦理道德反省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和基本思维方式，而当代政治学、经济学的问题异常复杂，单以任何一种方法来进行分析往往会不得要领，需要代入多重视角、多重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才能得到全面理解和认识。
PPE的发展既是从单一学科(single disciplinary)走向多学科(multi-disciplinary)的过程，也是从多学科
走向交叉学科(interdisciplinary, cross-disciplinary)、从交叉学科走向跨学科(transdiscilinary)的不断深化。学科分类是现代大学教学方式的标配，无论是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门类，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还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都分别在大学设置中自成一体，互不纠缠。这样的分类虽然有利于学生专注一门学科的深入探究，但对于大学生来说，过早进入一门学科很容易导致对相关学科和表面上无关但实质上不可或缺的其它学科的忽视，不但基础无法打牢而且容易形成狭隘的知识偏科、眼界视野受到限制、实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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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力不强等弱点。因此，随着高等本科教育日益普及，从单学科走向多学科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多学科的教育强调几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学科并存的状态，试图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修补单学科教育所形成的片面性。比如早在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就意识到单一学科教育的问题，开始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在专业教育之外提供比较系统的博雅教育；我国大学近些年来也广为采取博雅课程、辅修学位等措施，其目的就是要扩展学生的视野、提升人文素质和增强实际应用能力。多学科消减了单学科专业教育的一些负面因素，但其本身只是把相关学科平面铺陈，至于能把握多少、如何在不同学科之间形成连接，还主要依靠学生自己的悟性和把握。在这个意义上,PPE是一个多学科专业但
外国名字>有什么好看的小说推荐又不仅仅是一个多学科专业;“多”并不能完成PPE内在的需求，因为它所追求的不是学科之间的简单叠加。PPE作为一门专业的性质只能通过交叉学科教育来实现。“交叉学科”强调在同一个大的领域多个学科之间的差异性和相互渗透性，因为差异而有交叉的必要，而交叉的结果又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不同学科的共通性和共在性。
仅仅有交叉还不是PPE的最高境界。真正的PPE是要从交叉学科发展为“跨学科”，在不同学科的交互性中获得知识的圆融和贯通，成长为新的学科和知识领域。跨学科不满足于学科的简单交叉，而是要在不同学科之间寻共同性，并在交叉学科之间形成互相建构的关系，不仅使每一个学科都因此获得更大的活力、丰富性和交互性，而且它们合力建构起一种能普遍共享的新型学科体系。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如何实现1+1+1>3的问题。归根结底,PPE只有在学科交互中才能彰显出自己的本性，才能提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中的每一个既作为工具与方法又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历史上和当代的伟大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约翰·罗尔斯、阿玛蒂亚·森等都是横跨并融合三大领域的杰出代表，而我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如“文明的对话”“气候变化的应对”“现代世界的兴起”“传统、现代性与全球化”等等也都只有通过哲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跨学科学习与探究才能得到较为合理的解答。
进一步分析跨学科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的跨学科属于“两跨”，即把两门学科交叉起来，实现它们的融合贯通。大学教育中的学科分为两类：基础学科与衍生学科。在PPE语境
中的基础学科指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它们在现代大学早已单独成系，有着各自不同的学科演化发展史、研究问题、经典文献、方法论体系等等，而衍生学科则包括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伦理学、经济哲学等。衍生学科虽然横跨两门专业，但不同立场不同学识的人对它们的规定并不相同，因为他们常常会从不同角度来定义其研究问题和治学方法。以政治哲学为例，那些侧重政治学的人往往将政治哲学视为政治学的延伸，但具有哲学头脑的人则倾向于将其看作是哲学的扩展，前者是对政治学的再阐释——
—政治哲学的重点在政治学，而后者则是把哲学思考引申至政治领域——
—其落脚点是哲学而非政治学。
如果说上述的“两跨”专业还是比较容易把握和理解，跨学科的第二个层次“三跨”则要困难得多，因为它需要在三门学科的总体贯通中来规定一个新专业的性质、方法和问题。在PPE的语境中，这就是把三个基本学科以及众多的衍生学科都放在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合一的框架中进行解读，突显它们如何能以单独的形式或交叉的方式对PPE学科的内涵与外延作出自己的贡献。PPE中的哲学是基础的基础，主要负责提供方法论的训练，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和伦理判断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分析、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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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古老的爱智慧学问，当然有着自己的学科发展史和问题域。哲学问题包括哲学中的永恒问题与前沿问题，前者自始至终伴随着人类文明，是人作为人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人类具有存在论意义；而后者则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提出新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决定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与未来的命运走向，对人类具有方法论价值。在PPE的视域下，学哲学尤其重要的是培养做出正确伦理判断的能力，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所有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价值问题，可以使用正当与不正当、善与恶、正义与不公、义务与责任等等范畴来评判和理解。
PPE中的政治学并非各种各样的国家理论、治理体系论证的简单集合，而是把政治视为各种社会经济利益和诉求的集中表现，视为围绕着国家政权而展开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政治学与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仅在起源上它是从哲学理论中分化出来的，而且其对政治的评价、政体的构成、权力的获取与分配的探究也受着特定哲学原则、伦理规范的制约。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家政学”，由家庭、家务与规则、守则的词根结合而成，在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似乎就是“家务管理的艺术”，而17世纪初法国开始从管理一国事务的角度研究“政治经济学”，把古希腊“家政事物的管理”上升为“国家事物(财富)的管理”。对现代经济问题的分析发展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但它们都需要建立在特定的哲学预设和政治洞见之上。经济学的模型、态势与原则或明或暗地反映着特定的政治价值与诉求，而经济全球化更是特定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架构之
下的产物。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分配模式与特定政体相辅相成，经济活动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历史文化的影响、伦理道德的规范。在论证资源分配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需要平衡公正、平等、效率等价值诉求，而评判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后果，也需要考虑国际政治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要素。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是一个政治理想、价值目标，关乎着人类的未来，但其基本支撑依然首先是人类的经济共同体。
三尧从纯知识探究到知识与能力并重的转向
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的总汇，是以追求知识的深化与扩展为目的的教育体系。但是，知识的内在规定不仅仅在于认识世界、理解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从培根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到现代大学的发端柏林洪堡大学要通过学习与研究实现教育的目的(“Education through learning and research”)，都指向了知识的实践本质。洪堡大学的校训是“哲学家应当改变世界而不只是思考世界”，而马克思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这些都蕴含着知识、教育、思想要不断参与现实实践与社会改造的深刻含义。两个多世纪以来，这些思想一直是现代大学持续改革背后的强大动力，而PPE通过建立多学科、交叉学科和跨学科，努力践行着一与多、专与博的统一，追求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积累到能力培养，特别强调知识的融会贯通、实践力行的素质发展，明确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具有丰富知识、较强工作能力的学术与实践并重的人才。观察不同国家成功的PPE专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的成功在于发展出了别具一格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方
案。可以说自其诞生之日起,PPE就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培养目的、突出实践应用能力的专业，在其后续发展中逐渐形成一种丰富知识与提高能力、教学与实习并重的教学方式，强调关注厚重学理基础、重视开阔学科视野、强调积极参与能力、促进适应国际交往的人才培养理念体系。
第一,PPE人才培养的核心是既有厚重知识积累又有开阔学科视野的复合型人才，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厚与博之间寻求平衡。单一学科的优势在于专注一门学科，可以系统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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