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国名之“党项”
旌
中华文化之西夏一瞥
一、选题意义
我国古代的党项族，以其建立西夏政权和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一页，但由于作为宋、辽、夏、金后期的元朝，仅修订了《宋史》《辽史》《金史》，而未修西夏国史，这就使很多西夏历史资料未能通过正史保留下来。且蒙古大军武力灭亡西夏时，对西夏文物、典籍进行了大规模破坏，仅存的西夏资料也逐渐被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使西夏的历史变得朦胧而神秘。
西夏是我国西北时期以党项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它统治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宁夏、陕西、甘肃、青海和内蒙古等各一部分地区。《宋史》称为“夏国”；《辽史》《金史》和《元史》称“西夏”；《长春真人记》称“河西”；《蒙古秘史》称“唐兀”；西藏人称（minyag）“弥雅”或“本雅”，《马哥孛罗游记》称“唐古特”(Tangut)，外国人因袭其称；自称“大夏”、“大白上国”、“白上大夏国”。
关于西夏的名称，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称呼往往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发展根源和发展过程是相关的，甚至能够反映它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处的社会角，所发挥的作用。
在此，我们主要讨论西夏国名之“党项”。
关键词：西夏国名党项弥药唐古特
二、“党项”名称的问题
“党项”之名，见于隋唐，而论其原始，则远在炎汉。《旧唐书》云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新唐书》亦云汉西羌别种是矣。时至唐末，遂别其居夏州者为平夏部，逮于宋季西夏因著称于世。宋、辽、金、元史除辽仍有称党项者外，率以唐古唐兀以代党项，此则以其音近使然。“党项”一词作为称呼在西夏的历史上存在长久的时间，那么它到底是民族的自称还是外族的称呼呢？
“党项”一词，是内地汉族对他的称谓；北方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这在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文可以到证明。唐古特（唐古）应即党项的异译，即是说北方民族是沿用了内地汉族的称呼。由此可以确切的知道，“党项”是西夏民族的自称。
关于西夏族人的自称，还有一个叫做“”的称呼在西夏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论其来源或是本意，却是尚且不能妄下结论。因为一个民族的自称往往与这个民族的发展根源和发展过程是相关的，所以有必要对这个“弥药”进行必要的说明。
藏族（吐蕃）称党项为“弥药”（Minyag），汉藏史籍均有明确的记载。至于“弥药”大致有以下两种看法：
1.党项人自称，据有的学者推测，可能与藏族人对他们的称呼相同，称谓弥药
或弥人。1908年至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盗掘的西夏文书中，有一些西夏文诗歌、谚语。其中有一首诗是颂扬党项人祖先的：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
其中“高弥药国在彼方”一句，似乎西夏人（党项）确自称为“弥药”。
2.但据《探索西夏文化》一书中介绍，唐玄宗开元年间，党项族由于受到不断
强大的吐蕃王朝的侵扰，向唐王朝请求内迁，唐玄宗下令在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县）置静边等州予以安置，并任命拓跋赤辞的孙子拓跋守寂为右监门都督，封为西平公。于是，从唐玄宗初年起，党项族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第一次大迁徙，他们依然以姓氏为部落，携家带口由青藏高原沿洮河流域向黄河高原转移。党项族人的原聚居地被吐蕃族人所占据，未能迁徙出来的党项人成了吐蕃贵族的奴役，被吐蕃人称为“弥药”。
由此观之，似乎“弥药”是吐蕃对西夏族人的称呼，而且于西夏人是一个具有屈辱意味的的称呼，那么，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感情上来说，“弥药”不应是党项族人的自称。退一步说，有的党项族人想以“弥药”这个侮辱民族的称呼为自称，以此时时的鞭策自己，但是这要上升到整个民族的自称，那是很有难度的。
首先统治者阶级的虚荣心不容许；其次也不容易整个民族对外发展平等友好的关系；最后，整个族人从心理上也是不愿意接受的。这正如，刚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走出来的新中国一样，外国人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我
们中国人是不愿意接受的，虽然我们以这个称呼为动力努力发展，但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个称呼光明正大的作为口号来呐喊的。
而相反，如果“弥药”是党项族人的自称，那么在党项族人受到吐蕃族人的奴役时，吐蕃族人凭借军事和政治上的优越感，对西夏族人的称呼是应该具有一定的蔑视的。这也正如，从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开始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以此来证明日本人于中优于中国人一样。（支那人最初是中国人自己的称呼，但后来随着日本人将它作为对中国人的称呼，“支那人”渐渐地由来蔑视的意味。）所以，我是比较同意“弥药”是吐蕃人对党项族人的称呼的说法，而此后在党项族人中，“弥药”也能表示出党项人，成为党项人的别称。
三、“党项”名称的原意
问题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党项”是一个可以代表西夏的称呼，那么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集中在“党项”这一词的原意上了。对于“党项”一词的原意，中外学者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
(一)丁绣先生认为：党、宕音近，藏语党谓之“高寒平旷之地”，“昌”一作
“项”，意亦为荒野或二水之交，故谓“党项”，即“宕昌”。
但据《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等对西羌与党项关系的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称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患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西夏始强。”由此可知：“宕昌”是与西晋末原属慕容鲜卑一支的吐谷浑在羌族原居地所建立的吐谷浑政权同时的。“宕昌”在北周保定四年（564年）为周大将田弘击灭后，于此设宕州。而党项，是在宕昌、邓至灭亡后开始强大的。又据《隋唐·党项传》云“其种有宕昌、白狼（即白兰羌）”可知，宕昌、邓至有一部分的族人融入党项，成为其组织部分。所以，“党项”和“宕昌”是有区别的，是不同的民族，“宕昌”只是以部分族人加入，并非是整个民族的同化，甚至说相同。
吴景敖先生在《西陲史地研究》一书中，对丁绣的此种说法也持不赞同的态度，但可惜，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观点。
(二)王静如先生在《西夏国名考》中，则疑党即上古音羌之讹，加“ut”为
其复数，故汉族称之为“党项（唐古特）。”那么，这里就涉及到党项族的族
属问题，关于党项的族属，大致说法有以下两种：
1.党项族是羌族的后裔。
1)新旧唐书里均记载着党项诸部中有拓跋部，所以断定拓跋赤辞及咸通末年的
拓跋思恭，及属于此拓跋部，而为羌族支系的党项，他们的后裔建立了西夏，所以说西夏是党项羌所建立的国家。
但是对于此点不利的依据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以拓跋为姓的尚不止此党项羌中的一部。最早的有后魏鲜卑族拓跋氏，还有在西夏活动区内的吐谷浑拓跋氏。而在西北地区，部落众多，旧唐书本传明言“有羌酉拓跋赤辞者”，但在新唐书本传中只是列举式的提到“有拓跋赤辞者”，并未说明他究竟属何族。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判断“党项族是羌族的后裔”的证据。
2)西夏语言属于藏缅语系的罗么语，和羌语极相类同，因而判定所有西夏居
民均为羌族，当然其中的拓跋氏系也属于羌族。但是这种说法似乎过于武断，黄河上游地区，羌民虽然是占多数，鲜卑族是少数，但鲜卑族是统治阶级，他是很有可能强迫同化羌族的语言，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所以暂时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此观点。
2.党项是北魏拓跋氏后裔。
对于此种说法，在很多的史料上都有记载。《辽史》：“西夏本魏拓跋氏后，其地则赫连国也”；《宋史·夏国传上》元昊上宋朝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十一月西夏使贺九言致宋书中语，《金史·西夏传》的《夏国谱系·序》；连西夏开国者元昊在建国时也明确的正式提出过自己出于元魏拓跋氏。
但是，对于此点，一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些记载均出于西夏统治者之口，有“冒认”和“高攀”之嫌，以次来证明西夏立国的合法性，是不足为据的。
如果在以后的研究或是考古中到确切的证据，证明了党项族是羌系民族的后裔，那么，王静如先生说法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了。但是可惜的是，至今未到确切的材料去证明。
总之，追溯历史上一个早已消亡氏族的族属问题，的确是一件十分复杂，而且需要对全部史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深入探讨、去伪存真的工作到令人信服的证据。从目前的已知的文献史料和出土的实物资料来看，党项拓跋氏（即
西夏皇族）无论在语言，还是生活习俗，如发式、服饰、婚姻、葬俗、复仇方式、信仰等方面，都与党项族的其他氏族部落一样，与古代羌系民族更为接近。
(三)党项与吐蕃（古藏族）关系密切（这在藏族或是西夏史上是很容易到
论据的），因此有学者企图从古藏文文献及传说来考释“党项”的原意和其族属问题。
张云撰先生《党项国名及族源考证》一文，即引用藏文文献所记藏人组成。结合汉、西夏文文籍对此作了分析、研究，得出汉文所说的“党项”一词来源于藏文中Ldong或Sdong gsham的音译。
(四)日本寺婉雅认为“党项”有扩大草原之意，是藏语“Than-Skud”的对音，
《西藏古代民族之研究下》。
(五)青木文教则认为藏语“Tanggrgot”有野蛮人的原野的意思，指西藏高原
的游牧地区，是否以此来为党项命名，则不得而知。《西藏文化之新研究》张云撰先生、日本寺婉雅和青木文教先生的观点均和藏语有关，因为我不懂做藏语，在此就不做分析，只是在此提出这些不同的想法。
(六)冈崎精郎在其《党项古代史研究》一书中，则引西田龙雄的说法，以党
项自称“弥药”有“黑的党项”之意。对于“弥药”的称谓，在第一大点中已做了详细的介绍，在此就不做说明。
关于“黑”字，冈崎精郎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白”是指比较文明的部落，“黑”即与“白”相对，指比较野蛮的部落，在党项族中受到尊重的部族往往加上“黑”的称呼。“黑”只是单单因为民族的喜好，而表达民族中部落的地位。
这种民族彩图腾在我国的历史上是长期存在的，如秦朝，尚黑。《吕氏春秋》中，它反映了邹氏“终始五德”的基本内容。对于这套有利于神化皇权的五行学说，秦始皇自然乐于接受。他以为，既然“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正好是水德主运，为“水德之始”。水，北方，尚黑，故秦始皇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岁首，“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以黑为主，崇尚黑，并在封建等级中体现。这在秦朝，衣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一个重要标志，“非其人不得服其服”。否则，就是僭礼。以衣服作为区分的标准，其中的审核之一就是颜。秦人尚黑，所以，一般的平民是不可以穿黑的衣服的。
因此，在“党项”前加“黑”字，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黑”在党项的社会中到底是赞扬还是蔑视，我在此对西田龙雄先生的看法持反对态度。《探索西夏文明》一书中对西夏的全名“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做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很多的论据，我比较相信白是党项族图腾的颜的说法。不管怎么说，“黑”只是表达党项族的一种图腾文化，不会影响“党项”这个名称的原意。
纵观这些史料和这些学者的看法，都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都有他的弊端和不足，那是因为我们尚不能
到确切的史料，去证明这些让我们困惑的事情。而这些不同的看法的出现也是表明我们更接近真正的事实，希望我们能到更多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去解决这些问题，得出历史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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