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许书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读许书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蒙养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
焦虹
摘要语文教育作为我国的母语教育，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就我国当代语文教育史的现状而言，幼儿、低龄阶段的启蒙教育越来越受重视。我国古代一般将8~15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使儿童接受启蒙教育；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称为蒙学；所用的教材，称为蒙养书或小儿书。
关键词：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蒙养教育
“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有教育就有语文教育”因此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从文字产生开始算起，截止于1904年语文独立设科。蒙养教育，是古代小学（与今天的小学不全是同一概念）教育，因为它是一种启蒙教育，所以称之为“蒙养”教育。《易·蒙》：“蒙以养正，正功也。”易经的蒙卦，蒙，具有亨通的特性，就是在儿童智慧蒙开之际，施以“圣人之道”的教育。蒙，是蒙者求教于我，不是我训之以蒙。
1古代语文教育史的分期
在古代语文教育史分期的问题上，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以张隆华、曾仲珊编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为代表。他按照古代教育史的分期，将古代语文教育分为七个历史时期：远古及西周时期的语文教育，春秋战国时期的语文教育，秦汉时期的语文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文教育，隋唐五代时期的语文教育，宋元时期的语文教育，明清时期的语文教育。
第二种是以王松泉、王柏勋主编的《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为代表。它以文字创立为界，分为两个时期：言文教育期和古文教育期。从文字产生至奴隶社会中期为言文教育期，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结合劳动和生活所进行的言语和文字的教育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文教育。从奴隶社会中期至语文独立设科前为古文教育期，这一时期进行的内容广泛的古文教育是语文独立设科的酝酿和准备。
第三种是以谢保国撰写的《古代语文教育史稿》为代表。它将科举制度的建立设为分水岭，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从原始社会的言语教育开始魏晋六朝的语文教育；后一个时期从隋开始至清末的语文教育。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的分期不是绝对的，但是无论哪种划分方式都离不开对古代语文教育中蒙养的研究。在本文中将选取以张隆华、曾仲珊编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为代表的划分方式，进一步研究我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中蒙养教育在各朝各代的发展轨迹。其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中期（商周时期）称为言文教育期，这一时期人们通过生产劳动受教育，成人做什么事，儿童也跟着做；大人怎么用
口头语言交流思想，儿童也学着如何进行表达。教育和劳动没有分离，也就没有特指的蒙养教育，所以我们对古代语文教育史中蒙养教育的研究将从学校的产生这一历史时期展开。
2.学校产生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我国古代学校的设立，大致从虞舜时代就开始了，虞舜时代有“上庠”（大学）和“下庠”（小学），夏代有“东序”（大学）和“西序”（小学），再到商代有了专门进行教学活动的场所，即学校，有“右学”（大学）和“左学”（小学）。这些学校当时都属于官学，其教育内容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西周的学校集前代之大成，将官学又细化为分为国学和乡学。国学按照学习的程度划分，又可以分为“大学”和“小学”。大学设德、行、艺、仪四门课程。小学设置德、行、艺三门课程，尤其偏重于“艺”。乡学只有小学。
这里的小学教育属于启蒙教育，我们可以将其归为西周时期的蒙养阶段教育。小学教育首先强调的是德行教育，实际上就是关于奴隶主贵族道德行为准则和社会生活知识技能的基本训练。但是在这种德行教育的背后，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语文教育的身影。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主要是“六艺”中的“小艺”，即“书、数”，“书”是指文字书写；“数”是指算法。而语文教育的启蒙教育阶段主要是学习识字、写字、背诵，这与西周阶段的小学教育中“书”的教育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作为古代语文教育史中蒙养教育阶段的开山——“六艺”，在后期的语文教育中也承载了很重要的任务。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时，六艺教育被奉为标准。
3.春秋战国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崩溃而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阶段。这一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私学教育空前繁荣的大好时期。无论是从政治制度上还是从生产力发展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反映这种关系的文化、教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三方面的变化，是比较明显的。第一是由“学在官府”转变为“学在四夷”；第二是由“文化垄断”转变为“文化下移”；第三是由“礼制乐作”转变为“礼崩乐坏”。
蒙养教育也正是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夏商两代，蒙学读物无史可考，唯有
西周有相关文章记载，相传出自周宣王时期的《史籀篇》在春秋战国时期，仍然是十分流行的儿童识字课本。甚至在张隆华、曾仲珊编著的《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中写到“这可能也就是后来语文教育中的‘文字蒙求’之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蒙养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已经具备了两个有利的条件，即有专门的识字写字的教材；民间也开始出现了蒙学教育的机构。并且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其“性相近，习相远”教育思想更是对后期历朝历代的蒙养教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蒙养教育虽然仍然是以德为中心的，但是此时的识字写字训练我们已经可以看做是专属于语文的蒙养教育了。
4.秦汉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秦代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所以学校教育没有什么成绩可言。但是秦代的对识字写字教学还是相当注意的，统治者出于书同文的政策，编撰了一批文字书。所以对于蒙养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秦代在识字写字方面做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编写字书和识字写字课本。丞相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的《博学篇》。这些书都起到了识字教学的课本的作用，此外还有《凡将篇》、《急就篇》。其中《急就篇》在字书中流传最广，它具有集中识字、整齐押韵、注重实用、知识面宽、进行思想教育、读写结合等特点。《急就篇》的这些特点对后代的童蒙课本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东汉时尤为盛行，取代了《仓颉篇》。
识字写字教学到了汉代进一步得到重视。汉初萧何草律，明文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讽书就是背诵默写，要能够背写九千字以上才能当郡县史。还要用各种书体进行考试，考得最好的用作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汉代吏民上书，字写错了，尚书令史有责任检举揭发。这些规定，促使大家更加重视识字写字教学。汉代的学校有官学也有私学，蒙养教育的学校主要集中在私学。汉代的私学按照其程度可以分为书馆和经馆两类。其中书馆又称为书舍，主要从事的便是初等的基础教育。
书馆的教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识字写字教育，也传授一些数字常识。识字教育所用的字书有《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在字书中流传最广且一直保存至今的，只有《急就篇》。所谓“急就”，有速成和急用备查的意思，必要时可以作为字典使用。《急就篇》一直使用到唐代，才被新的字书取代。第二部分主要是进行读写训练，但中心开始转到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观念和伦
理道德上。教材主要使用《孝经》、《论语》，让学生接受儒家学说的基础部分。另外还有《尔雅》。《尔雅》也是一本字书，从语词学的角度对汉字的构造、组词及名物术语进行解释，能够形成学生对汉字的系统认识，扩大识字面。
秦汉时期蒙养教育阶段的语文教育在教材上和教育机构上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规范性。书馆实行个别教育，重视口授和背诵。但是在书馆的学习过程中，儿童很多时间都要花在练习书法上，这和当时在录用官吏的选举考试中重视书法有关。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的蒙养教育阶段，对语文教育已经有明显的专项训练。但是在书馆教育中，体罚现象比较严重，“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
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期间社会动荡不安，家庭教育异军突起，成为蒙学教育的又一重要途径。其中颜之推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尤其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颜氏家训》是现存的、内容详备的一部教诲子孙的书。书中多谈立身、治家、处世的经验，也反映作者的语文教育思想。他认为学习语文的目的，在于提高语文能力，增长知识，砥砺品行，从事工作；学习语文的时间，应该尽可能早些；要博览书，读书要精读、刻苦、博问。此外，他还在写作方面给出了很多建议。
这一时期关于蒙养语文教育仍然集中于识字写字教学，和汉代差不多。但是相较汉代而言，这一时期的
字书种类更加丰富。识字写字教材往往变成韵语，同时向学童进行知识教育和学习态度、立身行事的思想教育。这类蒙学教材有：《三苍》、《埤苍》、《急就篇》、《吴章》、《小学记》、《少学》、《始学》、《劝学》、《发蒙记》、《启蒙记》、《启疑记》、《千字文》等名称。其中《三苍》、《急就篇》都是汉代常用教材，到魏晋南北朝仍然沿用下来。不过这时候已经有些感到难读，所以要有人注解。儿童学习这些教材，目的是学会识字、写字，同时也获得一定的思想教育和知识。写字是日常的主要作业。
6.隋唐五代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隋唐时期，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选仕制度都趋于制度化，蒙学教育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这一时期的蒙学教育主要是由初级私学承担的，仍然是以识字教学为主，同时进行知识教育和封建思想教育。有的学校还教当时文人所作的诗篇。
这段时期使用的儿童教学用书有以下一些：一、以前编写，这时仍然使用的。例如《急就篇》、《开蒙要训》、《千字文》等；二、这段时期新编写的。例如《太公家教》、《兔园策》、《蒙求》等；三、当代诗歌选本，供学童讽诵。例如《文场秀句》；四、字书和常识问答，供学童随身携带，临时查阅，主要进行识字和知识教育。例如《杂抄》、《俗务要名林》等。五、这段时期开始出现一种专供蒙童习字用的教材。在唐以前，识字和写字用的是同一套教材。《仓颉篇》、《急就篇》以至《千字文》，既
是识字课本，也是写字范本。这样，蒙童刚刚发笔就要写一些笔画多的字，这对初学写字的小孩来说，确实有些为难。所以就有
人选一些笔画简易的常用字，教儿童写。这就是与识字教材同时使用的写字教材。例如《敦煌掇琐》、《浪迹续谈》等。
7.宋元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宋元时期，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官方思想。这一时期的教育主要有三种类型：官学、私学和书院。宋代的官学、私学和书院对语文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宋元两代，由于理学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学而优则仕”外，教私学、办蒙养教育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宋代产生的《三字经》、《百家姓》长期作为童蒙识字教材使用。专进修身教育的《童蒙训》（又名《吕氏童蒙训》）、《童蒙须知》、《教子斋规》也是这个时期出现的。
宋代的蒙学教育十分发达，而这其中很大程度是由于宋代蒙学教材的发展。其中使用最广的应当数“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使用这类语文教材，主要目的是目的为了识字，兼及初步的道德行为教育和最基础的文化知识学习。
传统蒙学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习字，即写字练习，是学习语文的一种基础练习。分别有描红、影写、
临帖三种方式。宋代书法有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蔡襄四家，世称“苏、黄、米、蔡”。元代书法，最有名的是赵孟頫，后誉为“赵”体，后人学赵字的很多。所以在宋元时代，蒙童在习字方面较前代有很好的发展。此外，宋元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对蒙养语文教育十分关注的学者，例如张载、朱熹等。
8.明清时期的蒙养语文教育
明清时代在文化教育方面，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保守派尊敬崇儒，服膺程朱理学，而革新派则力主经世致用，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学说。第二，一方面是科举制度愈来愈僵化，教育内容愈来愈空洞，另一方面私学、义学愈来愈昌盛，搜书、藏书、编书之风愈来愈风行。第三，西学东渐，给当时的中国封建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多民族的文化交流，有给当时的汉族本体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这些特点，对语文教育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例如，随着私学、义学、社学的普遍发展，幼学教材多起来了：“三、百、千”等仍然是幼学的重要教材，还新编了如《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新教材。为了满足继续提高语文能力的需要，还编选了不少阅读教材，如《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还有浅易的诗歌读本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之类。
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学者十分关心蒙童的教育事业。例如王守仁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教约》合称为《社学教条》，是发给当时各社学蒙师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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