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那古老的源泉已经穷尽了，将要去追寻未来的源泉，那新的起源。兄弟们呵，新生命的兴起，新的泉水，从深渊中喷涌出来，那日子不会遥远了。——尼采。
一
人们读古代国家的文化史，随着时代往下读，直到最后一页，一定会感到有些凄凉，仿佛脱离了春天的温馨，而坠入了秋天的萧瑟；一切萌芽生机都消逝了，眼前只显得一片枯萎凋零。这种状态我不知道该叫什么，就姑且说他是萧条吧。人类流传到后代的文化，最有力量的大概要算语言文学了。古代人们的想象，奔驰于大自然那神秘的领域，同万物暗暗地相吻合，在心灵上沟通，表达他们所能表达的，于是就成了诗歌。他们的歌声，经历过无数年代，而深入人心，不但没有同他们的民族一起沉默而消失，反而比他们民族更加发展了；人民众停止了歌唱，光辉也就消失了。这样，读历史的人那种萧条的感觉，就会突然涌现出来，而这些古代国家的文明史，也就渐渐地接近最后一页了。凡是在历史开头时期享有盛誉美名，曾经闪烁着人类文化的曙光，而如今早已灭亡了的古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要举一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例子，最恰当的就是印度。印度古代有经典《吠陀》四种，奇丽而深远，被称为世界上的伟大作品。他们的《摩呵婆罗多》和《摩罗衍那》两大史诗，也是非常美妙的。后来产生了诗人迦梨陀娑（Kalidasa），以戏剧创作著称于世，有时还写些抒情的诗篇。德国大诗人歌德（W. Von Goethe）甚至推崇为天地间的绝唱。等到印度民族逐渐失去了活力，文化也一起衰颓了，雄伟的歌声慢慢
地再也不能从他们国家人民的心灵中产生出来，就好像逃亡者一样流传到别的国土去了。其次就是希伯来，他们的文学虽然大都涉及宗教信仰，但以深沉而庄严著称，成为宗教文化的源泉；对于人们精神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未停止。而在以列民族，也只有耶利米（Jeremiah）的歌声。以列历代帝王昏愤无能，上帝极愤怒，于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了；这民族从此也就寂然无声了。当他们流亡异乡时，虽然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国，而且还念念不忘祖国的语言和信仰，但是耶利米的《哀歌》以后，就没有续期的作品了。再其次是伊朗和埃及。这两个古国都是半途衰落下来的，就好像割断了的汲井的绳索，在古代是光辉灿烂的，如今却都萧条了。而我们中国竟能逃出这样的行列，那么人世间的最大幸福，没有超过这个的了。这是为什么呢〉英国人卡莱尔（T. Carlyle）说过：“能够发出清晰的声音，而豪迈地抒唱民族的心志而生存的，乃是国民头等意义的事。意大利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她产生了但丁（Dante Alighieri）。她有意大利语言，庞大的俄罗斯的沙皇，有兵刀炮火，在政治上能统辖广大地区，创立了宏大的事业，但是为什么寂然无声呢？他们内部也许有什么伟大的东西吧，但这个庞然大物，其实是哑巴。……等到兵刀炮火都摧毁了，而但丁的歌声仍然存在。有了但丁，国家就会统一，而没有声音迹象的俄国，却终于只能支离破碎了。”
尼采（Fr. Nietzsche）不厌恶野蛮人，认为他们中间有着新的力量。这种说法也得确是有推不翻得道理的，因为文明的萌芽本来就孕育在野蛮之中；在野蛮人那种未开化的形状中，就蕴藏着隐隐约约的光辉。文明仿佛是花朵，野蛮好比蓓蕾；文明犹如果实，野蛮则有似花枝。人类就这样往前发展，希望也
正在这里。然而，文化发展已经停滞的古代民族却不是这样。他们的发展已经停顿了，衰败就跟着来了。更何况长期以来，依靠老祖宗的光荣，曾经高高地处在周围落后的邻国之上，暮气发作，往往自己不知道；却自以为是而又愚昧无知，污浊得仿佛死海一样。他们在历史的开端有辉煌的地位，而终于在历史的末页衰亡消隐了，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俄国虽然是无声的，却潜伏着激越的声响。俄国好像是孩子，但不是哑巴；俄国仿佛是
一条暗藏在地下的河流，而不是一口枯竭的古井。十九世纪初叶，果然产生了果戈理（N. Gogol），以他看不见的泪痕和悲愤，是他的祖国人民振奋起来。有人将他比作英国的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就是卡莱尔所赞扬和崇拜的那个人物。我们放眼看看全世界，新的声音争先竞起，没有不是以自己独特的雄伟而优美的语言，振作他们民族的精神，而把伟大而优秀的东西介绍到全世界去的。至于沉默无闻而没有什么作为的，只有前面所列举的印度以下那几个古代国家罢了。
唉，那些古代人民的文艺创造，未尝不庄严，未尝不崇高伟大，但是他们的声气不能与现代的相通。那么，除了供给怀古的人们玩赏咏叹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遗留给后代子孙呢？要不然，也只是诉说自己民族从前的光荣，以衬托今天的寂寞，反而不如那些新兴的国家足以令人崇敬；即使他们的文化还未昌盛，可是未来却是大有希望的。所以，所谓“文明古国：，只是一个悲凉的名称，讽刺的话语罢了。那些破落人家子弟，家业已经衰败，却偏要罗罗嗦嗦地告诉别人，说他们的祖宗在世时，才智与声威是如
何了不起；有过什么样的高楼大厦、珠宝珍宝以及猎狗骏马，如何比一般人高贵显赫。听到这些话的人，哪一个不哈哈大笑的呢？谈到民族的发展，虽然对于古代历史的怀念，思想必须明朗，就像照镜子一样，时时迈进，时时回顾过去；时时奔向光明的前程，时时也怀念光辉的旧有文化。这样，新的东西就可一天天地新起来，同时古老的东西也不会死亡。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只是一味夸耀，自我陶醉，那么，黑暗的长夜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现在请到我们中国的大街上走一走吧，就可以看到有些军人徘徊往来，张开嘴巴，高唱军歌，痛骂印度和波兰的奴性。还有随意作“国歌”的人，也是这个调子。这是因为今天的中国，也很想一一夸耀以前的光彩，不过不能说出来，于是只能说什么左边的邻国已经成了亡国奴，右边的邻国也快要灭亡了；同那些已灭亡了的国家来相比，试图显示自己的优胜。至于印度和波兰这两个国家，同中国相比较，究竟哪个差些，现在暂且不去说它。如果说这是赞美篇章，国民的声音，那么，世界上歌颂的人虽然很多，却实在还没有见过有像我们这样的做法啊。一个国家没有了诗人，这事看起来极为细小，但是那种萧条的感觉，往往就会随之而来，侵袭人心。我认为，如果要发扬祖国真正的伟大的精神，首先在于认识自己，同时也要了解别人。有人周详的比较，才能产生自觉。自觉的声音一旦发出来，每一个声响一定能打动人心，那声音显得清楚而明彻，不同于一般的声响。假如不是这样，大家都哑口结舌，沉默无言，那么，我们便会比以前更加感到沉寂了。正在昏沉做梦的民族，怎能发出声音？即使受到外来的震动，自己勉强振奋起来，不但不能强大，而且只能更加悲叹罢了。所以说，民族精神的发扬，同世界见识的广博是很有关系的。
如今暂且放下古代的事情不去谈它，另外到国外去追求新声吧，而这个起因就是对古代的怀念所激发的。新声类别很多，不能详细地去研究。但其中最能振奋人心，而且语言较有深长意味的，实在没有比得上“摩罗诗派”的了。“摩罗”这一名称，是从印度借来的，原来是指天上的恶魔，欧洲人称为撒旦，人们本来是用来称呼拜伦（G. Byron）的。现在把那些立志要反抗，目的在行动，并且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并到这一派里，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以及他们的流派和影响，从这一诗派的领袖拜伦开始，最后谈到马扎尔（匈牙利）诗人。这些诗人外表很不一样，各以本民族的特发出光辉，但是他们的大方向却却都是趋于一致的。他们大都不愿唱那种随波逐流，和平欢乐之歌。他们放声呐喊，使听到的人们奋起，与天斗争，反抗世俗；而他们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动后代人们的心灵，流传下去，永远不止。除非那些还未出世的，或者已死的人们，才会认为他们歌声是不值得听的。如果让那些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处身在自然界的束缚之中，流离颠沛，而又无法摆脱的人们，
听到了这种声音，就会感到这是最雄壮、最伟大、最美丽的歌声了。但是，把这些告诉喜欢和平的人们，他们就会更感到恐惧了。
二
和平这种事，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勉强可以叫做“和平”的东西，不过是战争才停止，或者尚未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罢了。外表上仿佛是一片平静，暗中的激流却早已潜伏着；时机一到，动荡就开始了。且看
那大自然吧，和煦的风吹拂着树林，及时的雨滋润着万物，看起来似乎没有一样不是为人间造福的。但是烈火藏在地下，一旦火山喷发，万物都被毁灭了。所以那时是降临的和风细雨，只是暂时存在的现象；世界并不能永远安逸，好像亚当的老家那样。人类社会的情况也是这样。衣食、家庭和国家之间的斗争，都表现得很明显，已是不能掩盖的事了。甚至两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一起呼吸空气，就发生争空气的斗争，肺量强的人就会得胜。所以说，残杀的动机，是随生命开始的；所谓和平这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在人类开始的时候，原始人都以英勇、顽强、猛烈的精神，进行着反抗战斗，逐渐地发展到文明社会了。他们有了教化，风俗也变迁了，便开始变得懦弱起来。他们知道前途是那么艰险，就索性保守，想逃避斗争了。但是，战场就在眼前，又明知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就运用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理想过来。他们或者把这种理想寄托在人们所不能到的地域，或者把这种理想推迟到不知多少年代以后。从柏拉图（Platon）的《理想国》开始，西方的哲学家们抱着这种想法的，不知有多少人。虽然从古代到现在，绝对没有这种和平的征象，但是他们仍然伸长头颈，遥望将来，心神奔驰到所向往的目标上去；成天追求，不肯放弃，这也许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因素吧？
我们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根本不同于西方。他们的心神所向往的，是在唐尧虞舜那么遥远的时代，或者索性进入太古时代，神游于那个人兽杂居的世界之中。他们以为那时候什么祸害也没有，人们都可以顺从自然，不像现在这个世界这么污浊而艰险，使人无法生活下去。这种说法，同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事实对照起来，恰恰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远古人民在发展和迁移中，进行着的抗争和辛勤劳动，即使不比
现在更为艰苦，也绝不会比今天稍微轻松些。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历史记载没有遗留下来，他们流血流汗的痕迹，都已统统消灭了，因而后人追想起来，好像那时代是非常快乐似的。如果教这些哲学家们生活在那个时候，跟古代人民一起同患难，他们便会感到颓唐失望，进而追念盘古氏还没有出生，天地还没有开辟的世界，这又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了。所以，凡是有着这种念头的人，必定是没有什么希望，不想前进，不肯努力；这同西方的思想比较起来，就有如水火不能相容。如果不是自杀去追随古人，就必定一辈子毫无希望，无所作为，使大家奔向所信仰的主要目标；只好束手无策，长声哀叹，精神和肉体一起堕落罢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他们的论调，还可以看出我们古代那些思想家，决不认为中国是一片乐土，好像现代人所宣扬的那样。他们只感到自己十分懦弱，无所作为，于是只希求超脱尘世，神往于远古，让人类堕落到爬虫、野兽的地步，而他们自己可以隐居山林，了此一生。哲学家是这样，而社会上却吹捧他们，说他们是超脱清高的人，而他们自己则说：“我是禽兽虫豸，我是禽兽虫豸啊！”也有些想法不同的人，就著书立说，想把人们一起带到那遥远的古代，像老子这种人，就是最杰出的代表。老子写了五千字的著作，主要的意志就在于不触犯人心。为了不触犯人心的缘故，就得首先是自己做到心如槁木，提出“无为而治”的办法；用“无为”的“为”来改造社会，于是世界就会太平了。这方法真是好得很呵。然而，可惜自从星云凝固，人类出现之后，无论什么时候，什么事物无不存在着拼死的斗争。就算自然界进化也许会停止吧，但是生物绝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了。如果阻止它向前发展，那
就势必走向衰落。像这样的具体例子，世界上是很多的，看一看那些古代的国家，都是可靠的例证。如果真能逐渐使人类社会，回到禽兽、爬虫、草木以及原生物的状态，又逐渐变成无生命的东西，那么，虽然宇宙还是那么广大，有生命的东西却都已不存在了，一切都成了虚无，那岂不是最清静了吗？但是，不幸的是进化犹如飞奔着的箭，除非掉下来，是不可能停止的；除非落到物体上面，是不会打住的。祈求飞箭倒过头来，飞回原来的弦上，这是情理上不会有的事。这就是人世之所以可悲，而“摩罗诗派”之所以伟大的道理。人类得到这种力量，就可以生存，就可以发展，就可以进步，就可以达到人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中国的政治理想在于不触犯，这同上面所说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有人触犯别人，或者有人受到别人触犯，这是皇帝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保护统治地位，使子孙万代，永远做帝王，没有止境。所以，天才（Genius）一出来，他们就竭尽全力把它毁灭了。如果有人能触犯我，或者又能触犯别人的人，这是人民所严厉禁止的。他们的意图就在于平安地生活着，宁愿蜷伏着，堕落下去，而厌恶进取。所以，天才一出来，他们也要竭尽全力把他毁灭掉。柏拉图创立一个理想国，认为诗人会扰乱统治，因此必须把他们流放到理想国外面去。尽管国家有好有坏，见解有高低不同，但是两者的统治手段实际是一致的。
诗人，就是那些能触犯人们心灵的人。所有人的心中，本来都是有诗的。如果诗人写诗，诗绝不是诗人所独有的。人们一读他所写的诗，便能领会，这就是说，人们心中本来就有诗人的诗，否则，他们怎么
能够理解呢？只是人们心中有诗而不能说出来，诗人代为表达出来，仿佛拿起拨子把琴一弹，心弦立即受到感应。那琴音震荡在心灵深处，使一切蕴藏着感情的人都抬起头来，好像望见朝阳一样；使美丽、雄伟、坚强以及高尚的精神更加发扬起来。于是污浊的和平状态，就会被打破了；和平一被破坏，人道就发扬了。然而，从最高的上帝，到最下层的奴隶们，也就不能不因此改变他们以前的生活状态了。于是他们便同心协力，加以摧残，希望永远保持老样子，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一直保存着老样子，这就是所谓古老的国家。可是，诗歌毕竟是不可能消灭完的，于是，他们又造出种种清规戒律来加以约束它。比如我们中国的诗歌吧，虞舜说“诗言志”，后来圣贤著书立说，则认为诗歌能约束人的性情，《诗经》三百篇的基本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无邪”二字。但是，既然说诗是言志的，为什么加以约束呢？如果强加以“无邪”，那就不是言志了。这样的事情，难道不等于在牢笼和鞭子的抽打下，还说什么给你自由吗？不过后代的文学，颠来倒去，果然都超脱不出这个界限。那些颂扬统治阶级，讨好豪门权贵的作品，不用说了；就是那些有感于鸣虫飞鸟，山林泉壑，从而产生的诗篇，往往也受到种种无形的拘束，不能抒写天地间真正的美妙东西。要不然，就只有那些悲痛愤盖世事，怀念从前的圣贤，可有可无的作品，勉强在世上流行。如果他们在吞吞吐吐的言辞中，偶尔流露出一点男女情爱的东西，那些儒家门徒便纷纷加以责备，更何况那些大反世俗的作品呢？只有屈原在临死之前，心里涌起波涛，想投入泊罗江中；他回望那家乡的高山，悲叹着祖国没有贤人，于是抒发哀怨，写成了瑰奇的诗篇。他面对着江水，一切顾虑都抛弃了；他怨恨世俗的混浊，歌唱自己的美好的才能。从太古时代开始，一直到万物中最细微的东西，他都提出了种种疑问。他大胆抒怀，无所忌惮，说出了从前人们所不敢说的话。但是，他的
作品中还有很多艳丽的词藻，凄凉的音调，而反抗和挑战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呈现出来。因此，他的诗对后代人的感动力量不是怎么强大的。刘勰说：“才能高的人，就从中吸取宏伟的体裁；内心灵巧的人，就猎取些美艳的词藻；一般欣赏的人，喜欢其中山水的描绘；初学的人只效法美人香草的比喻。”总之，人们都只是注重屈原作品的外表，没有接触到它的本质。因此，这位孤独的伟大诗人死了，社会还是那个老样子。在刘勰所说的这四句话里，包含多么深沉的悲哀啊！所以，那些雄伟壮美的声音不能震动我们的耳膜，也不是今天才如此的。这大都是诗人们唱唱自己的歌，一般人民是不喜爱的。
试看自从有了文字记载以来，直到如今，那些诗家词客能够运用他们美妙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感受，以陶治我们的性情，提高我们的思想境界的，到底有多少呢？从古到今，到处寻觅，几乎不到一个。但是，这也不能只是责备他们。因为人们心中都刻着“实利”这两个大字。没有得到实利的人，就成天劳劳碌碌；一旦得到了，就昏沉入睡了。即使有激昂的声响，又怎么能触动他们呢？他们的心灵即不被触动，不是枯死，就是萎缩罢了。况且实利的念头，又好像火一般在胸中燃烧，而且所谓实利，又是那么卑劣，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样，他们就逐渐地变成卑鄙、懦弱、吝啬，以及保守而畏惧了。他们没有古代人民的纯朴粗犷，却有末代人世的势力刻薄，那又是必然的趋势了。这也是古代那些哲学家们所没有料到的吧。至于说到要用诗歌改变人的性情，使人们达到真诚、善良、美好、雄伟、刚强而敢做敢为的境界，听到的人也许会讥笑这种想法是迂腐的吧。何况这种事本来是无形的，它的效果也不会在顷刻之间就能显示出来。如果要举一个明确的反证，恐怕没有比那些古代国家被外来敌人所灭亡的事更恰当的
了。凡是这样的国家，不但对它们加以鞭打、拘禁，比对野兽还容易些；而且也没有人发出沉痛而响亮的声音，触动后代人，使他们振奋起来。即使有时产生这样的歌声，听到的人也不会受到什么感动。当他们的创伤痛苦稍稍减轻时，他们就又要营营碌碌忙于谋生，只求活命，不管什么是卑鄙龌龊的了。外国敌人再来，他们就跟着被摧毁了。所以，那些不斗争的民族，他们遭受战争的机会，常常比好斗争的民族要多；而胆小怕死的民族，他们的衰落灭亡，也往往比那些强硬不怕死的民众为多啊！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
一八零六年八月，拿破仑大败普鲁士军队。第二年七月，普鲁士求和，成为法国的附庸国。但是，当时德意志民族随遭到战败的屈辱，但古代的精神的光辉，还仍然保存着，没有消逝。于是产生了阿恩特（E. M. Arndt），写出了《时代的精神》（Geist der Zeit）一篇，以雄伟壮丽的笔调，宣扬独立自由的呼声。德国人民读了以后，同仇敌忾的心情大大炽烈起来。不久，他被敌人察觉，追捕很紧，就逃到瑞士去了。到了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在莫斯科的严寒和大火之中被打败了，逃回巴黎；整个欧洲因此就风起云涌，纷纷组织兵力，进行反抗。第二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下令征兆人民，建立军队，宣告为三件事而战斗，那就是：自由、正义、祖国。青年学生、诗人和艺术家都争先恐后地投笔从戎。这时，阿恩特也回国了，写了《什么是国民军？》和《莱茵河是德国的大河，而不是她的边界》两首诗，以鼓舞青年们的斗志。当时在义勇军里，还有一个人名叫特沃夺·柯尔纳（Thedor Korner）。他毅然放弃笔墨生涯，辞去维也纳国立剧院诗人的职位，离别了父母和爱人，拿起武器就走了。他写信给她的父母亲说：“普鲁士的雄鹰，已经以它的翅膀的拍击和赤诚的心雄，唤醒德意志民族伟大的希望了。我的歌唱，
都是向往我的祖国的。我要抛弃一切幸福和欢乐，为祖国而战死！啊，我依靠上帝的力量，已经彻底觉悟了。为了祖国人民的自由和人生的美好意义，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牺牲吗？无限的热了在我的心中汹涌着，我站起来了！”后来他的《琴与剑》（Leier and Schwert）诗集，也都是以这种精神凝结成激昂的歌声。只要翻开他的诗集一读，热血就会沸腾。不过，当时像这样胸怀热情而觉醒起来的，并非只有柯尔纳一个人。整个德国青年，都是如此。柯尔纳的声音，就是全德国人的声音；柯尔纳的热血，就是全德国人的热血啊。所以，推广来说，大败拿破仑的，不是什么国家，不是什么皇帝，也不是什么武器，而是人民。人民都有诗，也就是有诗人的才能，于是德国终于没有灭亡。这难道是那些死抱着功利，排斥诗歌，或者依靠外国的破烂武器，图谋保卫自己的衣食和家室的人们，所能意料得到的吗？不过，这只是把诗歌的力量同米和盐相比较，借以震醒那些崇拜实利的人们，使他们知道黄金和黑铁，绝对不能振兴国家；而且德、法这两个国家的外表，也不是我们中国所能生吞活剥的。这里我揭示他们的实质，只希望我们有所理解罢了。这篇文章的本意，还不在这里呢。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