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两个世界
一个国家，两个世界户籍决定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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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上曾流传过这样一个故事。十几年前，一个湖南学子、一个北京学子同时走进考场，写同一份高考卷子，湖南学子考523分落榜了，北京学子考421分进沈阳建筑工程大学，十几年后，他们在一建筑工地相遇，一个是农民工，一个是设计师。他们同为中国公民，因投胎方向不同，而命运就不同……我们无需考证这个故事是否属实，但它所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是不争的事实。 
  户籍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利益捆绑。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不平等体现在方方面面，从粮食供应到医疗保障，从退休待遇到丧葬抚恤，城里人习以为常的东西，则是农村人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尤其是在困难时期，城乡之间的差别不是贫富，而是生死。 
  计划经济首先是计划人 
  随着“三大改造”的逐步实现，中国实现了向计划经济的转型。工农业生产被纳入国家的计划的同时，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被计划了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直到1992年，南巡，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人们才开始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分开理解。 
  计划经济，首先就需要计划到每个人，吃多少粮、穿多少衣、需要多少住房，等等。那首
先要知道有多少人，并且有必要把他们固定化。至少要先把城里人和农村人固定起来，知道多少人吃“商品粮”才能开始计划。 
  1949年之前，或者说户籍制度建立之前，城乡之间的人员流动并无阻碍。数以百万计的人口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样流动怎么搞计划经济？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实行统购统销之前，农民的生产相对自由，农民是种粮食还是经济作物完全是市场行为。比如，一个农民只种植经济作物，卖给市场，挣了钱，再去私人粮店购买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之后粮食成为一种特殊商品。城里人拿粮票可以购买一定的“商品粮”，农民却不能。 
  实际上，这是在经济上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之后，又辅之以严格的户籍制度，在制度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通过户籍制度，中国人逐步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享受了巨大的利益。首先就是城里人有粮票，而农民没有粮票。那时候，你有钱没粮票，就没办法购买“商品粮”，没有粮票，农民就没法进城，就这一条就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下过乡的人都知道，农民最希望你能给点粮票。不只是粮票，几乎所有的物资供应都针对城市人口。城里人不但有固定的粮食供应，还有相应的食油、副食、布匹、工业品，以及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农村人所没有的。在票据通行的年代，农村人得了病，由于没有粮票，就很难进城到大医院，甚至只能在家等死。 
  别说农村人，就是城里人想到北京看看，也很困难。60年代之后，尤其是“”爆发，进北京就越来越困难。首先，你得凭介绍信，才能买到火车票。赶上非常时期，比如说赶上“五一”或“十一”前，突然规定要省级介绍信才能买到北京的火车票。省级介绍信，可不是随便一个工厂就能开，你得到省一级对应的机构去开。假如一个湖南醴陵的工人，需要到北京出差，必须先到当地工业局开去长沙的介绍信，到了长沙省办公厅或工业厅去开省一级介绍信。这叫换介绍信，一级一级地换。从县到市、从市到省，为了买一张到北京的火车票得跑好几趟。 
  人被计划住了，经济也就计划住了；人被束缚住了，经济也就被束缚住了。 
  户籍决定生死 
  1958年1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从宏观经济角度着眼，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城市的剪刀差。农民成为工业化的垫脚石。 
  学者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中也引用了上述估算方法：“据估算，1959-1984年国家征购粮食共约1.25万亿公斤。统购与市场价格的差额约为2500亿元。”1952-1986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农业为国家
交纳的税收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业新创价值的18.5%。另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和温铁军引用，“1953-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的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 
  如果说这些数字尚不足以给你震撼，那么真实的生活会帮助你读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确立不久就赶上“”，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户籍便决定了生死。困难时期，城里人保证有粮食供应，哪怕是定量供应。 
  所谓定量供应，就是根据东西的多少，按人分等级平均供应。那时对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主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标准是：成人每月粮食22至25市斤，食油2至4两，肉2至5两。实际上，这个标准也难以保证。粮票分三类：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前两种粮票分别在全国和全军使用，地方粮票是哪个省的只能在哪个省使用，跨省无效。食油票，随粮票印发。困难时期成人每月供应二两。布票，不分供应标准，居民农民、大人小孩一样，每人二尺。棉票每年每人一市斤。限时购买，过期作废。糖票，无规定标准，也不保证供应。三年困难时期每人供应过二两。产妇、肝炎患者凭医院证明，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买一点。
此外，还有众多的蔬菜票、煤油票、火柴票、豆腐票、豆渣票、花椒票、草果票等等。即使是城里人，不同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供应相对充足，而中小城市就差远了。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小城市粮食供应不足，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但真正饿死的很少。大量饿死的是农村人。当时，一碗粥价格一毛五，可要二两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就算有钱，也买不了一碗粥。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确实非常相信共产党的政府是为老百姓的政府，农民经常说“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因此在发生饥荒时，农民都对政府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待国家发救济粮，救他们的命。事实证明我国当时的许多干部辜负了农民的信任。究竟饿死多少人？学术界有争论。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那一刻，户籍的分别不是贫富，而是生死。 
  户籍制度实施以后，农村人地位就变得特别低，命贱、不值钱，连死的价值都不一样。即使到了21世纪，在一起车祸中，如果死了两个人，一个农村人、一个城里人，赔偿金额是不同的。 
  艰难的生活和更艰难的生活 
  随着计划经济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计划起来，除了粮食，最先被计划的是油。城市里，食油的供应一般是每人半斤，东北更少，只有三两。由于全国粮票里含有一定量的食油，因此非常紧俏。全国粮票里为什么含油呢？比如，北京人要到上海公干，前后要一个月时间，这就意味着他会消耗上海食油定量。上海也是计划供应，哪里来多余的油呢？所以规定了全国粮票里含油。全国粮票并不是随便就能得到，必须要有单位开证明，证明你要到外地出差多少天，需要多少斤。凭着证明，才能到粮店获得全国粮票。为了全国粮票，很多人就希望单位通融，多开几天的出差证明，就能多要点全国粮票。省下来的全国粮票，就可以多买点油了。农村干脆没有食油供应，农民只能用棉花籽榨油，逢年过节才放点油在菜里。 
  在经济发展相对比较好的1964年到1965年，商品略微充足，票证开始减少，但在“”的十年间票证达到顶点。被计划的东西越来越多，买线袜要线票、买双尼龙袜要工业券，后来发展到买灯泡也要工业券，甚至买火柴也要工业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收集了许多那时的故事。一个书法家叫康殷，就是画粮票被发现了判了刑。一位复旦大学的教师，单身教工没有副食品券什么都买不了，当时的床都是计划供应的，了很多人才买到了一个双人铁床、一个暖水瓶、一个洗脸盆、一个痰
盂，算是置办了家当。南开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师，小孩出生后不久，他把暖瓶打了，那时候的暖瓶是要工业券的，买一个暖瓶要全家的全年的工业券，孩子刚出生需要烫奶没有暖瓶就很不方便，借了邻居一位大家的暖瓶，生怕再把暖瓶打了，因为打了不是有钱就可以还的，所以就是做梦都是在担心暖瓶打了，暖瓶成了他的一种心病，生怕打破，“夜里睡觉都变成了大喜、大悲和大惊的梦”，不是梦见买到新暖瓶，就是梦到暖瓶被打。一位上海的女作家，1961年生孩子时，街道特别照顾，给了她一张铝锅票，她高兴了好几天。 
  花生早成奢侈品，有篇回忆老舍的文章，有一年春节前他和时为北京市长的彭真在一起时说“咱北京人过年就讲究吃二两花生米喝点酒”。彭真是大费脑筋，终于在春节搞到一批花生，全市每人二两。梁晓声永远特别感激他们的街道票证员王姨，就每个月给他们家略微多发一点豆腐票，因为她的偷偷照顾，“那些年我们比别的城市居民吃到了更多的豆腐”。 
  这些还都是说票证的紧张或者票证给城里人带来生活的种种不便，而农民是没有票证的。他们的生活则更加困苦。 
  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允许农村人进城后，农村人没粮票就是一个大问题。只好先采取“双轨制”同样吃饭，用粮票就便宜一些，不用粮票就贵。不过，好歹你可以花钱买了。“农民工”这个称谓孕育而生，你进城打工，职业上是工人，可身份上还是农民，所以就叫农民工。除了
农民工，还有“农民企业家”。农民已经开工厂、办企业、经商，发了财，成了企业家，可是身份上还是农民，所以你叫“农民企业家”。后来，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很多地方规定投资、买房都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就渐渐变成了历史。 
  农村兵提干之后 
  1958年户籍制度正式确立之后，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三十年里，转户口非常困难。即使是城市人，没有组织原因、调动工作，想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都几乎不可想像。农村人想要变成城市人，就更难了。作家路遥的小说《人生》 中，刻画了一个不甘心一辈子当农民的农村青年——高加林。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际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但是，在户籍制度面前，所有的努力归于失败，最后他只能接受那片黄土地。实际上，在农村有千千万万个不甘于一辈子种地，穷其一生与命运搏斗的青年人，他们中多数都以失败而告终。 
  农村年轻人想走出农村，变成城市户口，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当兵，再提干。当时，能当兵的人就很少，提干者更是少之又少。二是考上大学。在教育十分不发达的时代，能考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又能有多少？考上中专者，已属不易。 
  农村青年如果能当兵，就走出了改变命运的第一步，成为村里姑娘的首选对象。这时候就
会有人给你说媳妇，而且是村里条件相对好的姑娘。三年之后，如果你没能提干，复员回家务农。媳妇就要和你拜拜。当初姑娘看中你有可能提干，如今你没提干，又是一个农民。姑娘为啥还跟你呢？有不少农村姑娘家毁约。 
  另一种情况恰恰相反，一个农村兵在部队突然提干了，就要和老家的姑娘毁约。在部队里这种事情太多了。这不仅是道德问题，也是生存问题。农村兵如果提干，就意味着改变命运。当时的户籍制度规定，孩子的身份是以母亲的身份为准。父亲是城里人，母亲是农村人，生下来的孩子就是农村户口，哪怕你是干部。这种家庭被称为“一头沉”。 
  女方的家长和女方就会到部队里闹，指导员、政委就要负责调解。由于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因此部队里对“悔婚”也是不赞成的，你一个农村兵，刚一提干就忘本，就看不起农村姑娘了！这怎么行？所以，部队隔三贫五就有“运动”，或者说是一种小小“整风运动”，来打击这种忘恩负义之徒。如果农村兵刚刚提干就提出跟自己农村的对象分手，女方闹到部队，恰好部队赶上这种“小整风”，那就惨了，不但要遭到批判，最后还会被取消干部身份，复员后又成了农民。 
  并不是说这些农村兵提干之后就看不起农村姑娘，也不是感情问题，根本问题是户籍制度。所以，他们宁可悔婚，也要个城里姑娘。据雷颐回忆：1976年5月，他所在的部队要
从江西调往福建，当时福建是对台湾的前线，所以叫做“轮流战斗值班”。就在出发前不久，一位王姓战友的父母带着一个女孩到我们部队来。这个女孩儿就是他们家未来的儿媳妇。那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叫他记忆犹新：“你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刘少奇都当了了，还不是被打倒了。”由于要上前线，部队上指导员、连长拼命地做工作、安抚，再由部队里出钱，买了车票，把他们一家三口送回家。 
  农村青年要想走出农村，还有一条路是考上大学。他们就算考上大学，也会有实际上的不公。当时，在计算工龄时，城里人从下乡开始算，农村人就只能从大学毕业后开始算。农村人从小就下地干活，不算工龄，城里人十几岁才从城里到农村，结果就开始算工龄。在那个年代，工龄决定级别、工资待遇、单位的各种福利、甚至分房。雷颐向《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记者讲述：近代史所有一个研究员出身农村，当初在农村自由恋爱，有一个感情很深的女朋友。自从考上了大学那一天，他就知道这段恋情完了。当时，他实在不知道怎样和女朋友说。如果他们结婚，两个人的孩子就还是农民。后来，那个女孩主动来他，哭着说自己不拖累他，咱俩关系断了吧！ 
  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三十年里，这样的故事天天都在重复。每一个农村青年都是高加林，每一个成功的高加林都可能成为陈世美。 
  户籍在人生的起点埋下如此深刻的不公，或许这个制度在建国之初能稳定社会治安，或许这个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必须，或许这个制度在工业化初期能集中有限的资源搞重工业。但是，在今天资本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全球化大潮之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它应当，也必须彻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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