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回故乡霍邱，特意去看了看城西湖。站在老城墙的废基上，远望西湖，茫然无涯，夕阳下的湖面混沌一片。触景生情，我想到了一个不幸的文人，以及他与西湖的那一段不幸的历史。
早在30年代，这个城西湖曾被围垦过。当时，一个文人想在这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但它只是梦幻似的“乌托邦”，很快就破碎了。大半个世纪过去了，霍邱县的老一辈人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韦立人。
韦立人，即二三十年代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诗人兼翻译家韦丛芜。
韦丛芜原名韦崇武，1905年生，安徽省霍邱县叶家集人。1923年秋，韦丛芜赴北京投奔三哥韦素园，入美国人办的崇实中学读书。1925年，在鲁迅先生的关怀并参与下，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韦丛芜4个叶集同乡与曹靖华共同创办了“未名社”，成为五四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团体。韦丛芜从此踏上了文学道路。从1923年学写新诗开始，至1958被逮捕为止，韦丛芜在近40年的文学生涯中，以翻译为主，兼顾创作，一生著译达数千万字，重要作品有《穷人》、《罪与罚》、《君山》、《冰块》等。
查考韦丛芜的生平，可以看出，文学伴随着他的一生，中间却有13年（1933年至1946年）是个空白。这段时间他干什么去了呢？对于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这个问题一直是个谜。
原来，作为诗人和翻译家的韦丛芜，于抗战前至抗战期间，突然在文坛上消失，先回老家霍邱从政，后东奔西走经商，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韦丛芜的这段经历都是他人生中的败笔。
60年后，城西湖再一次在我的脑海里兴起波澜，突然蹦出了《韦丛芜的人生败笔》这么个题目。可是，当我用键盘在电脑屏幕上敲出这个标题以后，心中又有些惴惴不安。写传记，一般规律是“老灶爷上西天――好话多说”，本文偏偏说传主的“人生败笔”，岂不是犯了一个大忌讳？何况韦先生的后代还在，他们或许一看到这个题目便要拍案。不过，且慢，我在这里无意指责韦丛芜，只是想通过他的这一“人生败笔”，来反观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探讨一下文人从政经商的命运。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相继爆发，中国人民从此陷入长达10余年的灾难之中。国难当头，一切爱国之士无不在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奔走呼号，许多热血青年学子不断发出愤怒的吼声。
此时，韦丛芜正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东三省沦陷，热河失守，华北危在旦夕，学校时常停课，韦丛芜深深地预感到，“教书这碗饭快吃不成了”。
这期间，韦丛芜有一个出国谋生的机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王锡礼，通过沈从文向韦丛芜发出邀请，聘他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对于韦丛芜来说，这样的邀请无疑是“雪中送炭”，所以，他积极地做着出国任教的准备，连《中国现代文学》讲稿的导言部分都写好了。然而很遗憾，由于家庭的拖累，他终于未能成行。
在日寇铁蹄的践踏下，社会动荡，人心思危，文学显得是那么的无力。为了生存，韦丛芜只能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国土上，去寻求新的生路。
三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都在探索救国之道，有一部分学者指出了“乡村建设”的途径。所谓“乡村建设”，就是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组织发动农民，团结合作，共同救国。这在韦丛芜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的思路沿着“乡村建设”的途径，不断地朝纵深处开掘，很快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合作社救国”。
韦丛芜构想的全国合作化的经济政策，是这样的一份蓝图：
不仅全国土地合作化，各行业合作化，就是一切国营企业与其它国有资产也一律加入合作组织中，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
这种构想形成之时，恰逢胡愈之先生主办的《东方杂志》征求“救国之策”，韦丛芜就把自己思考的结果整理成文，寄给了胡愈之先生。
1933年1月，第30卷第1号的《东方杂志》推出了“梦想的中国”专栏，把韦丛芜的梦想公布于世：
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是一个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员，都是股东，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均附属于其下，形成下一个经济单位向着世界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标走去。
稍加思考，便不难看出，韦丛芜的这个构想虽不是痴人说梦，但充其量不过是空想。韦丛芜竟十分虔诚地去宣传他的这一空想，并不懈地努力去实践它。首先，他把自己的构想整理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合作同盟》，印出1000册，赠送给好友。他寄送一册给他所崇敬的鲁迅先生，希望能得到恩师的教诲。
鲁迅先生收到这本《合作同盟》以后，一眼就看出了它的“幼稚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对韦丛芜这种狂热的不满：
立人先生大作，曾以册见惠，读之既哀其梦梦，又觉其凄凄。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则溺矣。立人已无可救。（1933．6．28．）
韦丛芜“神驰宦海”，是他远离文学的一个根本原因。这实在是一条险途。很可惜，鲁迅先生的提醒，他当时已不可能听见，即使听见，也未必肯遵从。
韦丛芜的“合作社救国”策略在《东方杂志》上一发表，他就利用邵华的关系，专程赴南京去求见陈果夫、陈立夫。邵华是他在阜阳第三师范学院读书时的同学，当时在天津任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出于同学的情份，他成全了韦丛芜的“好梦”。韦丛芜终于获得一次机会，把他的宏伟蓝图呈献于“二陈”，并讨得了一顶“皖豫社会事业考察员”的桂冠。
韦丛芜把“考察”的基地确定在自己的故乡霍邱县。霍邱位于安徽西部，淮河南岸，他的老家叶家集与河南仅隔一条史河。
韦丛芜在他的家乡开始了他的“合作社”试验。
为了从思想上做好准备，韦丛芜在县城的孔庙内兴办了“复兴农村工作训练班”，他亲自讲课，给100多名受训的本土青年学子灌输他的“合作社”理论。
陈立夫为韦丛芜竭诚报国的献身精神所打动，授意安徽省政府主席刘镇华，任命韦丛芜为霍邱县县长。县长的大权在握，韦丛芜就可以大刀阔斧实施他的“合作社”计划了。这个计划早已形成文字，即由他亲自撰写并呈送陈立夫审阅的《开发霍邱东西两湖实验农村合作化计划书》。
城西湖又名沣湖，位于沣河尾部，为淮河中游最大的湖泊洼地，面积527．5平方公里。城东湖又名溶湖，面积达338平方公里。东西两湖形如两肾，一东一西紧傍霍邱县城。湖域广阔，土质肥沃，韦丛芜的“开发计划”第一步就是围湖造田，垦荒种植。为了保障开发的成功，韦丛芜申请安徽省建设厅会同导淮委员会派员对城西湖实地查勘，以求得投资上的援助。
1936年，省政府决定，同意开发城西湖垦区，由省财政厅向银行贷款8万元，交建设厅浚河筑堤；同时由事业扩充费中拨款20万元，在城西湖划出湖地10万亩，作为安徽大学农学院的基地，进行垦埴。
利用这两项投资，韦丛芜发动民众，奋斗两年，在西湖北岸淮河堤上建成两座水闸，分别命名为“万民闸”和“万户闸”。通过两闸将水放入淮河，围出湖田20万亩，又收回了被土豪劣绅长期霸占的几十万亩沿湖官地。
“合作社”试验的基地已经形成，韦丛芜把这些湖田一分为三，分别作为“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试验农场。
经过1年的垦埴，试验农场丰收在望，谁知，天不遂人愿，万户闸突然溃决，淮水倒灌，农场的大片农作物受淹。所幸的是，受灾面积只限于局部，试验农场这一年仍然收获了1100万斤稻谷。
这点收获虽未能实现韦丛芜的理想，但足以向世人证明，他在城西湖进行围湖垦埴的试验，并不是空想。因而，他即兴写下《述怀》四首：
甘冒不韪试经纶，何怨求仁竟得仁。堪叹神州将沉没，两湖烟景待斯人。
牛刀小试惊海内，咄咄称怪问为谁？龙潭虎穴只身闯，哪管他人说是非。
万倾波光变稻黄，西风卷浪送清香。 书生投笔试经济，祗为御侮寻妙方。
稻逐水长傲水乡，一片金黄十里光。但遣新策结新果，万家欢跃任收藏。
诗言志，这四首绝句生动地表达了韦丛芜“牛刀小试”的踌躇满志和“投笔试经济”的远大抱负。
不过，韦丛芜高兴得似乎太早了一点，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乘着他的雅兴未尽之际跟踵而至。
灾难并非从天而降，韦丛芜在他收回土豪劣绅的湖田之时，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在那样的战乱年头，官匪一家，土豪劣绅就是地方官吏的衣食父母，而衣食父母供养贪官污吏的财源又从哪里来？毫无疑问，韦从芜收回土豪劣绅的湖田，不仅堵死了他们的财源，同时也侵犯了贪官污吏的利益。所以，韦丛芜在霍邱就成了官绅的众矢之的。
1937年1月，长期霸占城西湖沿湖官地的薛、田两姓地主，联手实施报复行动，他们以重金收买了一个手使双的马某充当刺客，行刺县长韦丛芜。马某为防自己失手误了大事，又转手收买了王于清作帮手。按照马某的吩咐，王于清在傍晚时分混进韦丛芜的临时住宅陈家公馆，探探路。可是，当王于清一看到韦丛芜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不安起来，因为他所耳闻的韦县长是个为民办事的“清官”，在这样的人身上下毒手，岂不是罪过？完全是良心发现，王于清将他和马某的行动计划如实地向韦丛芜作了“坦白交代”。韦丛芜没有惊慌，他布置手下人做好埋伏，然后指派王于清回去按计划行事。这样，当马某夜里带着王于清前来行刺之时，便被生擒活捉。二人被捆绑到韦丛芜的面前，韦丛芜亲自给他们松绑，并指着桌上的两摞银元说：“你们愿意跟我当差的，留下。愿走的，将银元带上！”就这样，韦丛芜躲过了一场生命之危。
行刺未遂，薛、田两家“倒韦”之心不死。他们又串通一批土豪劣绅，以“霍邱旅省同乡会”的名义，不断向国民党省政府“呈控霍邱县长韦立人祸霍”。
官官相护，霍邱的土豪劣绅控告韦丛芜，背后有地方官吏撑腰，迫于官绅的压力，省政府受理了此案。最后牺牲的只能是韦丛芜这个“书生”：省政府以“渎职罪”撤去了他的县长之职，并宣布将他逮捕关押，以平“民愤”。
至此，韦丛芜的“合作社救国梦”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韦丛芜实在是太天真了！本来，他为他的“合作社”所勾划的蓝图十分“美妙”：
在这个合作社里，全国成年男女都是社员和股东，一方面实行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制，并规定全体社员生活的最高限制和最低保障，我以为这样可以取得共产党的同意；一方面实行按财汇股，使资本家享有合作社领导权，使执政党享有领导权，我以为这样可以取得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同意。
他为能获得崭新的生活而感到由衷的高兴：韦丛芜终于明白，“这只是一个梦想，谁也不会同意，谁也没有同意。”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国共合作，韦丛芜才因时局的发展而获释。
但是，韦丛芜并没有认真吸取这次官场失败的教训，仍然执迷不悟，依托官场做起了商人的买卖。1938年1月，韦丛芜以甘肃省政府秘书处名誉秘书的身份，兼任贸易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羊毛咨询委员会的稽核一职。整个8年抗战期间，他投身商旅，辗转上海、重庆、安徽等地，颠沛流离，与他所钟爱的文学事业彻底决裂。
抗战胜利后，在政坛上一败涂地、在商场上一无所获的韦丛芜，重新回到文学界。从1946年起至1949年，韦丛芜翻译出版了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的囚犯》、《死人之家》、《女房东》等作品。
建国以后，韦丛芜担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并且加入了上海市翻译工作者协会。他感叹道，“这是大时代救了我。既然至今还未‘溺死’，精神也应当复活起来，彻底地复活起来，好好地作点工作，庶不负鲁迅先生当年培养的苦心，不负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教育，不负这个翻天复地的伟大时代”。
在建国初的6年时间里，韦丛芜翻译了近五百万字的外国文学作品，其中有陀思妥也夫思斯基80万字的暮年巨著《卡拉玛卓夫兄弟》、美国现实主义大师德莱塞的《巨人》、杰克＆#8226;伦敦的《热爱生命》、还有大量的苏联文学名著。
回头再去看他在抗战前后从政、经商的那13年经历，不能不让人为他感到惋惜：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实在是太大太大，他在生命旅途中所作的无谓牺牲实在是太惨太惨。然而，他的损失和牺牲还不止于此。
1958年9月，韦丛芜突然被上海市公安机关拘捕起来，未经正式审讯，关押了近1年半时间。直到1960年1月13日，上海市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韦丛芜3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原来，这次的不幸遭遇，根由仍然是他在国民党政府从政的那一段经历所致。所幸他在历史上没有“反革命”，否则的话，他就真得吃不掉兜着走了。
韦丛芜在监外执行期间，一家老小被强令迁居杭州。或许是天意，他在家乡的城西湖误入仕途，20多年后在杭州的西湖边上仍然接受命运的惩罚。一家老小断了基本的生活来源，韦丛芜只能靠扫马路、摆地摊来维持生计，其艰难困苦之状难以尽述。
在西湖边上那间破旧的木板房里，韦丛芜留下过这样两首小诗：
六尺板屋足潜身，一株桐树好乘阴。清风明月入襟怀，坦腹高歌羲皇人
自饮自爨自吟哦，闲傍小摊逐利末。天外浮云物外隐，人间岁月隙间过。
饱受人生的磨难之时，韦丛芜才真正悟透了生命的真谛，功名利禄本来就如“天外浮云”一般，只可叹“人间岁月隙间过”。
1978年11月，浙江省政协为韦丛芜安排了工作，介绍他到杭州丝绸学院任教。不幸的是，乐极生悲，韦丛芜竟于12月9日溘然长眠，怀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人世，结束了他73年的生命旅程。
时间又逝去5年，1983年1月31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1960年的错判，宣告韦丛芜无罪。
这迟到的平反昭雪，韦丛芜没有等到。但是，综观他的一生，他还算幸运的，他为后人留下了一大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为世界文学所作的贡献，将永远载入中国文学史册。
后人记住的韦丛芜，将是缘于他所留下的几千万字的文学作品；后人遗忘的韦丛芜芜，必然是他从政、经商那13年历史。假如那13年他没有溺于官场和商海，那他一定会为后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从这个角度看，那段历史不能说不是他一生中的“败笔”。这一人生败笔虽由社会所造成，但他本人的执迷不悟，似乎也给后人以警示：既为文人，当远离官场和商海，否则，一旦自溺“无可救”时，便悔之晚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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