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文化与徽文化在皖南的交汇
吴越文化与徽文化在皖南的交汇
戴新彪 戴红莲
吴越文化是苏、浙、沪、皖（沿江以南）一种大文化，后来延伸的还有楚文化、长江文化。这些文化和徽州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应予以保护和开发。
吴越文化在苏、沪、浙影响较大，当地党委、政府极为重现，尤其江苏在无锡成立了吴越文化研究会。吴越文化在安徽区域分布于马鞍山、芜湖、宣城（部分县）、铜陵、池州等地。去年我们有幸参加了有关研讨会，加深了我们对皖南沿江地区吴越文化与徽文化相互交汇、渗透的了解。2007年8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连续对徽州文化生态整体保护作出重要批示，之后，国家级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实验区获批准正式挂牌。此范围跨涉三市（本省黄山市、宣城市、江西省上饶市），九区、县（歙县、黟县、休宁县、祁门县、屯溪区、徽州区、黄山区、绩溪县、婺源县）及黄山风景区的文化生态区块。2009年7月，安徽省政府批准设立“皖南国际旅游文化示范区”，规划范围更广，有黄山、池州、宣城、马鞍山、芜湖、铜陵及安庆市的潜山县，共47个县（市、区）。今年我省三市（黄山、宣城、池州）欲捆绑申报设立“徽州生态文化国家公园”。这次范围增加了宣城市的旌德县、池州市的石台县，国土面积1.32万平方公
里，总人口（2011年度统计数）为191.8万人。这一系例规划、政策、措施、定位出台，有助于提升徽州文化、皖南高品质文化旅游资源的品位，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品牌。
一、吴越文化的起源
在古代，吴和越是活动于今长江以南的东南地区的原始居民，是东南地区的两个土著部旅。据历史记载，这两个部族实际上同属于古越族——“百越”，是“百越”的分支。百越是我国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于我国东南及南部，甚至越南的北部广大地区也有百越的足迹。越有百种，其中于越、句吴、杨越、闽越、南越、东越、山越、骆越、瓯越等，都是越族中著名的分支。百越支系虽然繁多，但有许多相同之处。吴越文化起始于春秋时期，吴、越二国史实见诸文献，始自春秋。《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都有记载。吴王阖闾都于姑苏，越王勾践都于会稽，这是史书上都已注明。然而在这之前，吴越文化中心又在何地？文献上记载是周太伯奔吴，初居梅里，后居姑苏。要追溯悠久的历史，那就从泰伯、仲雍“奔吴”讲起。
据史籍记载，约在前公元十一世纪我国商代末，中原渭水之滨的岐山南面，居住有一支黄帝的后裔——以古公禀父为首领的姬姓部族，因其住地名周原而自称为周人。古公有三个儿子，
叫做泰伯、仲雍、季历。季历生子名昌，就是后来为周朝的建立奠定基础的周文王。相传姬昌长得颇不凡俗，很得古公的疼爱，被看做是周人振兴的希望。泰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的心意，为避免权位之争，便一起离开中原，不远千里来到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
当时聚居在江南一带的是被称为“荆蛮”的人，经济上尚处在比较落后的状态，由于多水的自然环境，生活习尚与北方也不相同。泰伯、仲雍到达后，遵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和荆蛮人打成一片；同时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和筑城技术带到了江南，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因而赢得了荆蛮人的信任和拥护，被推为领袖，建立了一个部族小国，号曰“勾吴”，这就是吴国的起始，也是苏州称为“吴”的由来和依据。泰伯、仲雍的“奔吴”是苏、锡地区和江南一带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华民族内部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一个生动例证。
泰伯当时活动于无锡一带，他所建立的勾吴都城在无锡梅里的平墟（今无锡梅城），称为泰伯城，亦名吴城，从泰伯至诸樊22世均都于此。诸樊在位十三年（公元前560——547），将吴国都城从无锡南迁苏州。泰伯无子嗣，死后由其弟仲雍继位。仲雍追随长兄泰伯之后共同避居江南，所以曰“恭”，同时这样做又顺从了其父古公的旨意，故又称“孝”，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他们的功业不仅是“恭、孝”、“让权”，而是他们代表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对整
个江南的开发作出了特大贡献。两个都城皆在苏州、无锡之间，属太湖地域。但苏州、无锡一带的商周时期文化遗存没有非常明显的商周文化因素，而宁、镇地区长江北岸沿江地带以及安徽的部分地区却发现大量的西周时期的周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的吴文化遗存。这说明泰伯、仲雍在无锡、苏州一带传播中原文化时，也把中原文化传播到了宁、镇和芜湖一带。吴文化的早期活动也随之传播和影响至以芜湖为中心的皖江地区，这里包括马鞍山、宣城、池州、铜陵等市和黄山部分地区以及江北的沿江市县。
西周时期，吴越文化的疆域泾渭分明，到了春秋时期，宁镇（包括安徽皖江地区）地区的吴文化面貌产生了明显的越化，而太湖地区吴文化因素也多了起来。这些变化体现在墓葬中，西周时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多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类似。1978年秋，泾县南容发现了西周时的铜的编钟，1981，泾县黄村发现了春秋前的铜壶。春秋初期，广德县也有了青铜句罐，而到了春秋晚期，青铜器极少见了。到了汉代，皖南的宁国出现了车马神兽铜镜，这些变化说明越文化对吴文化进行了大量渗透和同化，这种变革是越族人的入侵所为，同时证明了越文化己渗透到皖南地区。青铜器具有吴文化特点，这种贵重物品只有贵族才用得起，这就说明青铜器是上层贵族人的标志。吴文化的创始人是周人，大伯奔吴与当地的土著融合，华夏化，形成了吴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共气共俗，逐渐在相互
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海派文化乃至今长江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
二、吴越文化的特征
泾自商末周初起，吴和越两个国家分别在今天的江、浙地区逐渐形成，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这一地区在公元前11世纪“泰伯奔吴”之前，已经达到较高的文明程度。这从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家浜文化时期和良渚文化时期的考古发现中可以得到佐证。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六朝时期以前产生并存续于江浙地区的吴越文化，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核心价值理念，具有鲜明的统一性和系统性的文化形态。直到六朝前期，吴越民众仍以尚武逞勇为风气。相比中原地区，吴越文化的落后是明显的。但就总体性状而言，粗犷中蕴涵精雅，是当时吴越文化的显著特征。从近年来出土的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春秋吴国大基的玉器、青铜器中可以看出，吴越人已具有从粗犷中追求精雅的审美心理和实践创造力。
经古籍记载和考古证实，可以看出吴越的相同特征：一是稻作文化相同。由于气候地理都适于稻作生长，水稻种植都成为吴越的主业；二是淡水养殖业相同。由于地处水乡泽国，有得天独厚的渔业资源，渔业成了吴越的经济重要行业。三是制造工艺相同。吴越都制造几何印
文陶器。近年出土的“夫差自乍其元用剑”（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越王勾践自乍用剑”（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其制作工艺水平和风格特征均无多大差别；四是语言相同。吴越古语都是讲越语，椎髻鸟语，吴语是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来；五是习俗相同。如《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太伯、仲雍二人本荆蛮”，后“纹身断发，凿齿锥髻，踞箕而坐，喜生食，善野音，重巫鬼，习水便舟，巢居，善铸铜，饭稻羹鱼”，“火耕水耨”。这种习俗固然与图腾崇拜有关，也反映出吴越先民的审美意识。另外，在葬俗上，土墩墓和石室土墩墓是吴越地区相同的埋葬方式。
三、徽州文化内涵
徽州文化简称徽文化。徽文化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厚实积淀，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西晋以来中原世家士族大举南迁，给徽州带来了中原孔孟儒家文化，唐宋以后徽州人到江浙经商和江浙一部人途迁徽州，使吴越文化渗透到皖南徽州，从而逐以形成了重血缘、严主仆的宗族社会；加上徽州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闭塞，较少战乱的侵扰，丰富的物态和非物态文化遗产得以大量留存。宋以后二程、朱熹理学对其祖籍地徽州的深刻影响，构成徽州文化的理性内核，提升了徽州文化的理性层次；到了明清时期徽商经济的发展繁荣，又促进了
徽文化的发展，使之在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实现了徽州文化的“区域总体全面发展”，成为明清时期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说徽文化有中原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的元素。十二世纪朱熹的理学是接受孔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它的精华，提出了理论上的思辩性和物质存在的自然科学性。十八世纪清代哲学家戴震第一次对“后儒以理杀人”的批判、对上下尊卑封建等级制度的质疑，其“体情遂欲”哲学的阐发，突出反映了徽州文化勇于自我革新、进行思想开拓的创新品格；二十世纪胡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严厉审视，倡导白话文，推动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集中体现了徽州文化的时代创新个性。
徽州文化是徽州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经过千百年的长期孕育和陶冶，逐步形成了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的新安理学、徽州朴学、徽州教育、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州档案、徽州方言、徽州文学、徽州戏曲、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民俗、新安画派、徽州书法、徽州宗族、徽州土地制度、徽州历史文物、徽商、徽州科技。
四、吴越文化与徽文化在泾、太两地的表现
吴越文化和徽文化是泾县、太平（现黄山区）两地的根基，好比房屋中的两根柱子，不可抽走一根，两地文化民俗、名人和古建筑可以说明这一点。
泾县，处长江南岸与皖南山区交接地带。“枕徽襟池，缘江带河”，这是说连着徽州，又与池州交织，按吴越文化划分范围，又处芜、宣之内，西汉和东汉时期，即公元前109年，泾县属丹阳郡。公元281年，丹阳郡又划分两个郡，一个仍名丹阳郡，另一个名宣城郡。泾县属宣城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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