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们认识世界，总是由近及远，由熟悉的事物到不熟悉的事物。古今许多建树卓著的文学家、学问家，往往从对自己生活地方的风土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入手，多识前言往行，师法借鉴，推广引申，触类旁通，渐进渐远，从而取得其辉煌成就，走入永恒行列的。孔子作《春秋》，为天下后世立法，而梁启超称之为“方志之滥觞”[1]；鲁迅为现代文学泰斗，而以绍兴文献自任，不仅纂《会稽郡故书杂辑》，其经典之作《祝福》、《阿Q正传》等，也取材于故里见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一生兵法权略，心术政术，得益于其同乡曾国藩及岳麓学人者，亦非鲜浅。章学诚“地近则易核”[2]，不仅适应于方志编纂者，对一般的文化工作者，也很有启发。
潍坊地处中华文明木本水源的山东中部，地兼先秦齐、鲁、杞、纪、莱等国，汉青、徐二州的北海、琅琊、齐数郡，自古贤豪辈出，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深厚博大。要在一篇文章中全面介绍潍坊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几乎是不可能的。本文仅列举潍坊文化几道重要矿脉，以期举一反三，抛砖引玉。
一、经学
经学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也是秦汉以来中国学术的主要形式，是塑造中华民崇尚和谐，厚德宽容、高瞻远瞩、聪明睿智等优秀品格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在经历了“五四”以来矫枉过正的“西化”的冲击、解构以后，人们认识到，承续中华文化慧命，必须对经学这份伟大的遗产进行批判的继承。
潍坊地区的经学，曾在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先秦、两汉之际，这一带曾是经师之堂奥，儒林之渊薮。孔子的得意门生、女婿，诸城人公冶长家学心传，直接圣人，他对这一地区儒学，自有开创之功。后来则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大都能在这里到其代表人物。传《易》者有孙虞、王同、梁丘贺、梁丘临、鲁伯、邴丹、王横、郎宗、郎顗，传鲁《诗》者有王扶；传齐《诗》者有今文经学宗主伏氏子孙（伏理、伏堪、伏黯、伏隆、伏恭、伏无忌等）、师丹、皮容。传今文《尚书》者，有伏氏子孙、殷崇、牟融。传古文《尚书》者有王横。传《礼》者有徐良、临孝存等。传《春秋》者有王中、贡禹、公孙弘、莞路、左咸、甄宇、周泽、徐子盛、承宫、逢萌。传《论语》者有王卿、贡禹……还有一些名人，以功业德行显但仍兼通诸经，如诸葛丰、孙嵩、邴原、王修、是仪、孙乾、徐干、管宁
等。还有些人的名字可能永远失传了。如光武中兴廿八将中的上上选高密侯邓禹、胶东侯贾复子孙（北海下密为其属邑），亦以经学传家，《后汉书·贾复传》说贾复就国后，“与髙密侯邓禹并剽甲兵，敦儒学”，晋袁宏《后汉纪》卷九说邓禹“十有三男，各命通一經”，但其传承细节，并皆泯灭。梁启超在《近代学风的地理分布》一文中说：“山东邹鲁，孔孟实生；齐稷下，方术之士聚焉。自昔为文明渊丛。两汉经师，什九为齐鲁产，盛矣！”[3]东汉末年在北海高密产生了囊括大典，兼综百家的一代儒宗郑玄，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战国纷争，秦楚扰攘之后，文献绝续之际，潍水两岸的经师，口传心授，抱残守缺，守先待后，延续中华文明的圣火，其功业足以彪炳千古。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其中四种出于北海学者之手，即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还有一种是在北海安丘完成的，这就是赵岐的《孟子注》。赵岐，字邠卿，京兆长陵人，汉灵帝延熹年间，因避中常侍唐衡、唐玹兄弟陷害，避难齐鲁之间，卖饼北海市中，为安丘孙嵩认出，载归其家，藏孙家复壁中数年，注《孟子》七篇[4]。所以清末《山东通志》亦将赵岐附于山东经师之列。
汉魏以后，潍坊地区经学之绪，仍绵绵不绝。唐宋之际，又出现一次高潮，唐中叶琅玡人王
仲丘撰《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使“唐世五礼之文大备”。晚唐五代之际，诸城苏仲容、苏禹珪父子，皆以五经进身。宋代诸城赵氏家族，丞相赵挺之一支（西赵）“家传《周易》、《左氏传》”[5]，龙图阁待制赵粹中一支（东赵）则“世明礼学”[6]。其他如安丘韩近卿、杨光辅、杨安国父子，青州李之才、王暤，昌乐卢士宗，亦以经学为世所重。
清代是中国学术百川汇海的总结性时期，虽然清代总的学术倾向是尊汉卑宋，但潍坊地区经学却汉宋并重。以刘喜海、陈介祺为代表的金石考证之学，领海内风骚，延郑学余绪。性理之学，也不逊，《清稗类钞·性理类》有《山左学派》一条，所列山东宋学家共七人，其中潍坊就五人：安丘刘原渌，昌乐阎循观，潍县姜国霖、刘以贵、韩梦周。其实这个名单之上还可以加上诸城王钺、张侗，安丘张贞，潍县杨青藜，昌乐周士宏等。
纵观潍坊古代经学，以易学家为最多。而中医理论，以阴阳理论为核心，与易理相通。所以潍坊地区古代医学也非常发达。历代名医见之记载者，北宋有治愈欧阳修宿疾的潍州名医徐问真；明代有以朝廷大员兼通医术诸城王化贞。清代有诸城刘奎、臧尔詹、窦光彝、王肖楠，昌邑黄元御等。这些名医大都兼通易学，而以黄元御最著。其《周易悬象》为《四库全书·经部》著录。
郑玄《周易注》创六十四卦爻辰之说，并以爻辰与律吕相配，这就将《易》理与音乐联系起来。现代《易》学家杭辛斋先生对此甚是推崇并发明其说：“阴阳之气，冲击动荡，发为声音。气不可见，而以音表之，则触耳而能辨其清浊，以耳代目，气之不可见者，亦不啻予人以可见矣。黄帝吹管定律，与干支同为协和阴阳之用，故音出于律，律出于数，数出于阴阳之自然。”[7]所以古代音乐家，也大都通《易》学。潍坊诸城自晚清以来，产生了许多古琴演奏和作曲大师，如王既甫、王冷泉、王祚祯、王宾鲁、王露等，都在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尤以王宾鲁（字燕卿）“梅庵派”古琴，声明最著。《梅庵琴谱》不仅远播香港、台湾，还被美国华盛顿大学翻译成应英文，于1983年出版。王宾鲁在1931年《梅庵琴谱》初版序言中自述心得，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又佐以莱子《易》注“推其数以穷其理”。所谓“莱子《易》”，即汉时东莱费直所传之《易》。但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费直传《易》，授琅琊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文号‘古文《易》”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如此则王宾鲁所谓“莱子《易》注”，实指郑玄《周易注》之类著作。王宾鲁虽不以治《易》名家，但他能以音乐通之经史、《易》数，这恐怕是一般的《易》学家所难以做到的。
二、史学
在传统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相表里。经以史明道，史辅经以垂训。所以深于经学者，必深于史学。经学发达的地区，史学亦必发达。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囊括大典，遍注经的一代经神郑康成，也是成就最大的史学家——实际上中国古今史学研究著作中，郑玄著作的“引文律”确是最高的。稍早于郑玄的今文经学家伏无忌，汉桓帝时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并撰《伏侯古今注》，都是历史著作。
汉代以后，潍坊地区史学家也前后接踵。晋平昌安丘人伏琛《三齐记》（又名《齐地记》、《齐记》）、伏滔《青州人物论略》，为研究潍坊地方文史著作中较早的。南北朝时乐安博昌人任昉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的归来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史学研究（主要是史料考证）的夫妻店。元代于钦《齐乘》，延伏琛、伏滔之绪。明代冯琦任国史馆副总裁，为经筵讲官时，与余继登编《通鉴讲义》进万历帝，“传以时政缺失”[8]，亦史体。据有关记载，现在通行的《宋史纪事本末》，为冯琦首创，陈邦瞻继成之，谷永泰《明史纪事本末序》：“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而袁枢是通史体，断代史体的纪事本末，始自冯琦。
清康熙年间选拔编纂《明史》的博学鸿词考试，由冯琦后人冯溥任主考官，山东唯一中选者，
为诸城李澄中。乾隆四十二年，最后一次开明史馆，刘墉是总裁之一。乾隆朝刘统勋任总裁的《钦定四库全书》（其子刘墉继任总裁）、《御制评鉴阐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刘墉任总裁的《钦定续通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钦定日下旧闻考》（此书诸城窦光鼐任总纂）等，都关系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个泰斗级人物，应该是胶州柯劭忞，自北洋政府以来通行的《二十五史》，有两种最终成于他手：《新元史》、《清史稿》。但柯氏自十二岁（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就随父母由胶州迁居“书香之城”的潍县，这里优越的文化环境，太适宜于这个喜欢黯然潜修的一代学人的成长了。据赵岐附于北海经学家之例，柯劭忞自然亦可列于潍坊史学家之林。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重视政治史和军事史，这方面潍坊先贤也流风相继，辉映简册。“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9]，凝结了古代潍坊先民的优秀品质的大舜，是中国古代政治人伦的最高典范。春秋后期夷维（今高密）晏弱、晏婴父子，对维持齐东方大国的地位，贡献最大。汉代公孙弘、贡禹，前秦之王猛，宋代之王曾、燕肃，元之王文统，明代之黄福、翟
銮、刘珝、刘应节、冯琦、钟羽正，清代之冯溥、刘正宗、刘统勋、刘墉、窦光鼐，陈官俊皆不世出之才。特别是刘统勋、刘墉父子，乾、嘉之际先后入相，选贤任能、定疑决难，同时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予以潜消默夺，为缔造、维持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津民间有“乾隆帝，坐江山，刘罗锅子半拉天”之谣，正所谓“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当今史学研究，特别是远古的研究，仅靠翻故纸堆是不够的，必须有充分的可靠的田野考古证据。如国际史学界至今仍认为商朝以前夏朝乃至三皇五帝等都是神话传说，中国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史学界闭门造车，自欺欺人。除了可能有的西方的偏见，中外学术规范的差异外，就是田野考古证据不足。这次有关夏朝编年的考古工程，以河南为核心。而实际上自古以河南为统治中心的朝廷，大都是由周边入主的。关于夏之氏族，史学界有起于山东之说（王献唐、徐北文等力持此说），而以潍河流域为中心。夏之故墟遗迹，若牟、娄、斟灌、斟鄩、寒，在潍坊市境内，星罗棋布。《竹书纪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浇帅师灭斟灌”；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寒之部族在今寒亭，斟灌在今寿光境内，其时帝相居斟灌，为寒浇所俘，灭斟鄩后弑之。后来周封夏后杞国，其中心区域在潍坊境内；春秋末期自称少康之后的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诸城东南
潍的琅玡，可能也有寻祖的倾向。无论怎样说，关于夏代的历史，值得潍坊文史工作者利用地近易核之便，长久关注。
三、道教与佛教
无论我们对宗教是什么态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须面对。鲁迅先于1918年8月20日给许寿裳的信中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虽然有些夸张，但对于那些忽视宗教文化的人，应该有振聋发聩之效。
道教与黄老之学、神仙方术之学有一定渊源关系，而先秦两汉之际，今潍坊地区由于其滨海地区变化万千和开放性的地理环境，曾是这类学说的中心。《列仙传》卷上：“安期先生者，琅琊阜乡人也，卖药于东海边，时人皆言千歳翁，秦始皇东游，请见与语三日三夜。”阜乡亭，在今潍坊市诸城境内。
西汉初，有胶西的盖公，“善治黄老言”，被曹参礼拜为师，“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其治要用黄老术”[10]。盖公的思想，通过曹参影响了汉代统治思想，缔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陈寅恪先生《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断言“琅邪为于吉、宫崇之本土，实天师道之发源地”[11]，联系当时琅邪、北海地区深厚的黄老、神仙之学背景，更加可信。
天师道即后来的正一道，为古代道教主要流派。金元之际后期的全真教派，与天师道起源的地区相近，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谓的东方“滨海”地区。潍县属全真教传教基地的莱州，今潍坊北郊紧靠烟潍路的北宫，即全真道领袖丘处机门下首座尹志平所建的玉清官故址，原名玉清观，后因尹志平应成吉思汗之诏，随丘处机度沙漠，下天山，朝成吉思汗于西印度大雪山之阳，应对称旨，授以清和大师之号，并于1225年春，特旨赐尹志平清和演教元德真人号，升观为宫[12]。
苏轼有言：“北海名邦，民朴而富。”[13]朴则易起信（也容易痴迷），富则易做缘，这可以作为古代潍坊地区宗教活跃的原因。道教之外，潍坊地区在古代也是北方佛教的中心之一。
今天潍坊所辖的青州市，是古代横贯东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东端一大都会，也是山东佛教传播中心。自西晋在青州设立宁福寺，南燕国设立七级寺，佛教长盛不衰。北朝魏、齐间，青州高僧辈出，如僧世、普明、宝亮、道明、僧远、惠缘、真玉、道猷、慧海、济本、道诠等。青州佛教造像也在这一时期繁荣起来，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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