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府志》编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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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黔·责任编辑丨陈 涛
《遵义府志》编纂始末
文丨■ 王珺偲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80余万字的《遵义府志》编修书成，后人评论可与《华阳国志》相媲美。近百年后，梁启超先生也赞誉为“天下府志第一”。其作者便是被张之洞称为“西南两硕儒”的郑珍（字子尹，1806—1864年）、莫友芝（字子偲，号郘亭，1811—1871年），两人修志过程，一波三折。郑珍回遵讲席青年时候的郑珍就已经才学出众。道光六年（1826年），20岁的郑珍被选为贡生，到北京参加会试，落第后到湖南，跟着老师程恩泽游幕。程恩泽是一代大儒，又是湖南学政，他带着郑珍游历湘山阮水。郑珍以博学和谦逊的态度，结识了湖湘文坛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和他们砥砺而行。道光八年（1828年），郑珍从湖南回黔参加乡试落第。在此后的七年中，郑珍在禹门沙滩一边农耕，一边潜心钻研学术。“七年磨一剑”，郑珍带着撰写的《说文新附考》来到北京，再次拜见了程恩泽。程恩泽称其学术已经超过同时期的水平。道光十六年（1836年）正月，郑珍的大舅黎恂任云南平夷县知县，郑珍以幕宾身份随行，开始了他在滇中治学游幕的生活。郑珍到云南的同年，以儒臣名世的贺长龄，由山东布政使升调贵州巡抚。贺长龄到任后，发现“黔地瘠苦，文教未兴，或连数厅县，无一义塾”。因此，他把贵州的文教事业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在各州县兴立书院义学，整修省会书院，还参照岳麓书院的办法厘定条规，增设拔贡学额，以培养人才。而那时的遵义府城已有启秀、湘川两所书院，在教育相对落后的贵州，也算是兴盛。遵义知县德亨久闻郑珍其人，知道他“制行端洁，著作繁富，为黔中不易觏人物”。于
是，写信聘请郑珍为启秀书院主讲。郑珍在云南过着清苦的生活。恰逢好友莫友芝进京会试落第回遵，两人书信往来，郑珍在给莫友芝的信中说，即使过着“翻瓮饱黄齑”的艰苦生活，也要“冷寻红叶寺”，拿出好书“便当出秘籍，共读梅花底”的诗句，已生归意。郑珍在接德亨的聘信后欣然答应。道光十七年（1837年）二月，郑珍起程返，出任启秀书院讲席，走上讲坛，传道授业。知府两请修志郑珍回到遵义后，本地文人贤达都与之相交，其中遵义知府平翰与郑珍往来密切。平翰，字樾峰，浙江山阴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任遵义知府，是一位政勤廉德的诗人官员。一次，郑珍和平翰议论为官之道，他写下一首《次韵和郡守平樾峰翰》的古风长诗，郑珍把引进山蚕放养的陈玉殿、创修湘川书院的刘绍升两位遵义前太守作为地方发展的楷模，希望平知府能“继亩思旧畎”，效法前贤，做一个良臣，为遵义做出一番显世勋业。
此时，贺长龄要求各地州府编修地方志书，以推动地方的文化发展。修纂《遵义府志》，平翰当然想到严谨博学的郑珍，并给他写了一封信，邀请商辑修纂。郑珍也非常认同，在回答平翰的诗中说：“独思有此邦，昧昧古疆畎。公能念图志，山川感嘉腆。”
并明确表示，只要知府大人“请遂导先路”，
自然修纂志书就会“兹事有人践”。
然而，这一年秋，郑珍要到贵阳参加
乡试，编纂府志的事情也由此搁置，这是郑珍第五次参加秋闱。揭榜后，他考中了举人。贺长龄看了郑珍的试卷文章后，十分欣赏，把他纳入门下，并赠送一部清代著名学者阮元的《揅经室集》，希望他能在研究汉学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郑珍感谢贺长龄的认可和赠书，他说：“文学无贵贱，师弟有因缘”，也表达“千金学屠龙，
用志良亦专”的学术志向。
郑珍秋闱中举后，与好友莫友芝联袂赴京，参加来年会试。在寒冬行路上，他
们一起跋涉八十余日，经历了生死艰辛，才走到京城。郑珍又染上风寒之病，带着病体勉强完成考试，两人双双落第，但他
们一路游学，甚是惬意，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六月，才回到遵义。
郑珍会试返回后的重阳节，与平翰登
龙山郊游。此间，平翰重提请修纂《遵义府志》事宜，郑珍在《樾峰次前韵，以郡志稿重属仍和道怀》一诗中，写下“天荒
文献堪愁绝，空负黄鸡白日歌”等句，深Copyright©博看网 Bookan. All Rights Reserved.
感地方文献资料匮乏，担心有负重托。但受黔北山川孕育的郑珍，感到深有责任为这一方土地留下亘古、翔实的史志记录，他当仁不让地受命。
来青阁三年成书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初，平翰在府署内的来青阁开设修志局，正式聘请郑珍主持修志事宜。
郑珍入主来青阁修志，无任何资料，他请莫友芝一起到修志局辅佐。二人进入府署内的来青阁，下榻听莺轩，着手搜集资料。
修志局成立之时，仁怀县温水（今习水县温水镇）人谢法真、穆继贤托神降临，招募无赖流民在仁怀、綦江（重庆綦江）两县之间的温水一带，仇杀掠村。仁怀、綦江两县派捕役围剿不果，领兵千总被杀，捕役死伤无数。谢法真、穆继贤二人声势大振，占据险关碍口，竖旗反清。
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月初九，平翰与副将福谦、都司张文贵领兵前往温水，会同省内其他各地官军围剿反贼，直到十二月初七，才将谢法真、穆继贤擒获伏法。次年三月初二，平翰因温水民变事件处理不力而降级，到省补用。知府的调任，资料的匮乏，严重影响修志进程。郑珍在给杨华本的诗信中有“郡方谁嗣歌，纂辑想难更。逝讲归竹溪，重寻鱼鸟盟”之句，已经有了打算放弃修志，返回沙滩过隐居生活的想法。
平翰离开遵义后，张瑛代理遵义知府。他了解修志局情况后，继续筹款支持，让郑珍、莫友芝安心修志。郑珍开始组建修志团队，请得遵义县（今播州区）生员黎兆勋、张云标、张朝琮，绥阳县生员聂通会，桐梓县生员赵旭等人为采录，另外协采12人，负责各地的资料收集和考察。
在此之前，遵义有两部志书：一是明万历平播过后，遵义知府孙敏政编修的《遵义军民府志》；二是清康熙年间遵义知府编修的《遵义军民通志》，两部志书距离郑珍时代，已经有160余年和200余年的
时间。
然而，这两部志书佚落民间，博学的
郑珍也没有听说过这两部志书的下落。经
过近一年的采录和收集，仅在民间到《遵
义军民府志》前半部分手抄本和内容十分
粗糙的《遵义军民通志》，以及一些县的
志稿。郑珍后来回忆说：“议之始盖茫然
无刺手处。留心一年，始知有孙《志》、陈
《志》及各州县《草志》而搜得之。”
道光十九年（1839年）八月，代理遵
义知府张瑛离任，新任知府黄乐之还未到
任，修志一事又暂停。郑珍、莫友芝干脆
回到禹门沙滩，与黎兆勋等人诗文畅游。
黄乐之出任遵义知府时，张瑛特意关
照，请支持修志局编修。黄乐之欣然同意，
致信郑珍，请出山继续编修，又设法落实
修志局用款。后来黄乐之在《遵义府志》
序中说道：“张公告余旧政，意恳恳属为
平公终此，余敬承不敢怠。”
有了黄乐之的支持，郑珍、莫友芝于
道光十九年（1839年）九月底回到来青阁，
又开始他们的修志工作。
修志第二年，郑珍与莫友芝以及黎兆
勋、杨本华、赵旭等人或寻访山中耄老，
考核古今文献；或悉发荒碑仆碣，抄录旧
记资料。经过两年多的搜求考证，共征引
古今各种文献、书目、家谱共358种，加
上遵义原有的府志、县志稿和未记名的手
稿等，总引征不下400余种。在郑珍、莫
友芝的纂写下，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
《遵义府志》纂毕成书，共48卷，80余万字。
后世评名垂千古
《遵义府志》稿成，黄乐之令郑珍送
到贵阳评审，主评审官是贺长龄。
贺长龄对郑珍、莫友芝编修的《遵义
府志》十分满意，他在序中写道：“实余
门人郑生珍属稿，莫孝廉友芝佐焉”，流
露出一种得意之情；又写下“是志也，于
黔中足谓雅赡耳矣”的评价。
贺长龄曾任翰林院编修，这是为朝廷
论撰文史的学问型职位，得到他肯定并不
容易。随后纂成的《贵阳府志》，贺长龄
则要求删繁考订，纠正其“体未详、载未备”
的缺陷。
《遵义府志》在成书当年刊刻出版。然
而，郑珍、莫友芝二人的“秉笔直书”，如实
记述陈规陋习、人物详略各异，评价高低有
别，引起了这些后裔、族的责难。周围
有些无知之人对他们冷遇、白眼，在背后
窃窃私语。更有甚者，进入煽动无赖“不云
合围而劫之家，即拟聚而殴之市”。
对于这些非议和恫吓，郑珍写诗反讽
那些生事的人说：“太祝瞎无翳，仲车聋
有灵”，并言其心志道：“海澄何日见？世
议皱眉听。”莫友芝也说：“谨守吾素，不
与世争，风波之兴，任其自起自息而已……
今此嚣嚣，不值得一噱！”
虽然郑珍、莫友芝是一代名儒，但是府
三年编修80万字的志书，其中也有一些
遗漏和瑕疵。《遵义府志》在刊发二十年
后，郑珍在给赵旭的《桐筌》作序时用检
讨的口吻写道：“余昔之辑郡志，阅三年乃
成，而物产不采《茶经》，祠庙不摭《宾退
录》，杨氏事不载《清容集》，则目之未遍也。
鼓楼隘之水误指为渭河，乐安江混叙其源
处，则足之为周也……然余固悔之。”
莫友芝在收录地志遗迹篇章时，古代
牂牁郡，有一“郘亭”就被遗漏。他后来
看到南朝顾野王的《玉篇》时，查阅“郘”
字，才发现这个遗漏，懊悔不已。为了永
记治学上的这种疏忽，他把自己的“号名”
定为“郘亭”，以此警醒自己。
《遵义府志》白璧微瑕，它的出版在
晚清、民国时期的学术界引起轰动，意欲
研究西南风土人情的专家学者争相求购。
光绪十八年（1892年）又补刻出版，民国
二十六年（1937年）再补刻出版。赵恺在
编纂《续遵义府志》中写道：“古今文献，
搜罗精密。好古之士欲考镜南中，争求是
书，比之《华阳国志》。”
后来，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南开等大
学讲学时这样评价道：“各府州县志，除
章实斋诸作超绝伦外，则董方立之《长
安》《咸宁》二志，论者推为冠绝古今；
郑子尹、莫子偲之《遵义府志》，或谓府志
中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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