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武帝早年经历的研究僵局
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成迷，引起学者争议纷纷，陷入僵局，皆源于《魏书》与《晋书》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
《魏书·太祖纪》云：
太祖道武皇帝，讳珪，昭成皇帝之嫡孙，献明皇帝之子也。母曰献明贺皇后。……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1]
《晋书·苻坚载记上》云：
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与洛会于涉翼犍庭。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2］
学者们历来多不信《晋书》载记的记载，而以《魏书》记载为确。周一良先生参补《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的记载，明确提出《晋书》载记“之记述属实可信”；推断“拓跋珪实为昭成之孙，献明
与贺后之子，因昭成于献明死后妻珪之母贺后，珪遂被目为昭成之子”，遂认为翼圭就是拓跋珪；而《魏书》抹去昭成被擒
入长安及道武流放至蜀等事，是为了避免“重新暴露北魏鲜卑统治者祖先之羞耻屈辱”。［3］李凭以周先生的论断为基础，进一步系统考证了道武帝的早年经历，认为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十二月代国灭亡后，道武帝的经历应该是：先随昭成帝什翼犍等迁到长安，又从长安以“执父不孝”之罪迁到蜀地；什翼犍客死长安后，因燕凤的固请，道武帝被苻坚允许返回长安，得以投奔时在长安的慕容垂；淝水之战后，慕容垂脱离前秦，道武帝随慕容垂到中山，太元十年（385年）重返代北，被贺兰等部推为代王。［4］经周、李二人的论证，否定《魏书》、为《晋书》翻案的新观点引人瞩目，并有所流行起来。然而时隔李文发表十年后，安介生提出了辩难，直指李凭的推论是难以成立的，认为拓跋什翼健死于“寔君之乱”，死于云中，拓跋珪在代国灭亡后，并没有迁往长安及蜀地等，而是一直生活在雁北地区，先后在独孤部与贺兰部避难；指出《魏书》的价值应予肯定，关于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的记载虽然简约，但有较为可靠的佐证资料，其价值远在《宋书》、《南齐书》及《晋书》诸书之上。［5］安的观点的提出，使以往重《魏书》、轻《晋书》的传统认识重新得到强调。不久，姚宏杰也发表了与安文观点相似的文章。［6］随后李凭针对安、姚二文主要是安文，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作答，主要围绕着周一良先生《魏收之史学》、《崔浩国史之狱》两文之间是否存在观点转变的问题展开。［7］
从叱罗招男墓志看北魏道武帝
早年入蜀事迹
倪润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关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早年经历，由于《魏书》与《晋书》记载不同，相关学者各执己见，陷入僵局。目前研究趋势表明，拓跋珪入蜀事迹的可信程度尤易受到质疑。然北
周叱罗招男墓志的出现提供了新的线索。其从祖叱罗结作为拓跋珪元从之一，很可能是来自
蜀郡成都的賨人，本姓罗氏，到代北后赐姓叱罗氏。这将有利于印证拓跋珪入蜀的事迹。
关键词：拓跋珪早年经历；入蜀事迹；北周叱罗招男墓志；成都罗氏；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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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明显不同的主张，各自具有影响，为不同学者所依从。张金龙认为否定《魏书》的相关记载还需更有力的证据，故采纳《魏书》之说，而不取《晋书》及《宋书》、《南齐书》之说；提出代国亡后到北魏建立前夕，拓跋珪一直在独孤部的领地上生活，若他曾被迁徙长安、巴蜀多年而后流落中山，则没有机会掌握骑射之术，自然不会具有高超的军事本领，征服大漠南
北与平定中原都将无法实现。［8］
何德章、戴卫红则分别在论文中赞同李凭的主张，记述拓跋珪曾
流落中原十年。
［9］
近年来，李玉顺、孙险峰又先后补证李凭的主张。李玉顺分析了《魏书》纪传之间以及与其他史籍之间对什翼犍的死期、死地和道武帝早年踪迹的记载所存在的矛盾，认为《魏书》有关什翼犍昭成皇帝二十九年（376年）死于云中的记载、道武帝从其元年（377年）到九年（385年）为止一直居住在独孤部的记载、献明皇后贺氏于刘库仁接受苻坚封爵分摄代国东部地区后马上携幼子从贺兰部移居独孤部的记载，以及太祖道武皇帝条里“转幸独孤部”记载的可信性都不能不
受到怀疑，并推论道武帝元年到九年“转幸”独
孤部之前，道武帝并没有留在代国旧地。［10］
此文全力论证拓跋珪不在代国，但对其具体去向则不加赘述，看来是完全赞同李凭的观点。孙险峰从代王什翼犍的生死与道武帝的迁蜀、道武帝与贺氏、卫秦二王、道武帝不在漠北、北归路线、重建代国的支持者慕容垂等方面全面补充论证了李凭的一些观点，认为寔君弑父的观点难以成立，李凭所持道武帝执父是替人受过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代国亡后，道武帝不在漠北，而是被带到长安，并与慕容垂共
同生活，后随慕容垂到达中山，踏上北归之路，先后到过独孤部和贺兰部，再
赴牛川即代王位。［11］
不过，该文观点上出现新的动向，即相信拓跋珪离开代地、来到长安，却不支持到过蜀地的记载，明确提出道武帝被发配到蜀地的可能性很小，更不会在蜀地长期生活。
通观道武帝早期经历研究的争议，大背景实际上是史学界关于《魏书》和《晋书》价值比较的未决公案。没有新的史料出现，双方的分歧很难破解。李凭与安介生互驳的结果，是双方的主张陷入并存的僵局之中，互有损益。平衡之下，有的学者总体支持李凭的意见，力保道武帝到过中原的观点，却倾向于摒弃入蜀事迹。
二北周叱罗招男墓志提供的新线索
在道武帝早年入蜀事迹大有淡出之势的情况下，北周王光夫人叱罗招男墓志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线索。叱罗招男与其夫王光的两块墓志出土于陕西省华阴市，现收藏于西安市大唐西市博物
馆。［12］叶炜对这两块墓志的铭文进行了抄录和考
释。［13］现将叱罗招男墓志（图一）志石铭文转引如下。
大周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都督上黄郡开国公乌丸光夫人/曲梁县君叱罗氏墓志
夫人字招男，河南洛阳人。其先氏胄，出/自成都。迺祖迺父，世官世禄，不常其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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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而家焉。夫人资性婉淑，体兼四德，柔/以事人，顺以接下。闺训肃睦，容止必礼,/妇道无愆，母仪有则。至如内韫经诰，深/会众典，笔下清文，言同落玉。庶毕戒旦,/克谐君子。时运不留，春秋卌，薨于同州。/曰以元年冬十月六日，葬于华阴东原/
乡通灵里。陵谷亟迁，是用志之。/
祖退干，魏骠骑大将军，济、徐二州刺史。/父鉴，魏骠骑大将军，岐州刺史。/
长子毗沙门。/
次子阿师奴。/
女摩耶，出枖々氏。/
次女须摩提。/
叱罗招男葬于北周元年，即闵帝宇文觉元
年，为557年。叶炜首先揭示出叱罗招男的家世与《魏书》记载的罗结家族有关。罗结即叱罗结，迁都洛阳后孝文帝推行汉姓，遂改为罗氏。“罗结，代人也，其先世领部落，为国附臣。刘显之谋逆也，太祖去之。结翼卫銮舆，从幸贺兰部，后以功赐爵屈蛇侯”。［14］“太祖”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叶炜认为罗结很有可能是跟随拓跋珪逃亡贺兰部并支持其称帝的二十一元从之一。［15］叱罗招男的直系祖先叱罗渥是叱罗结的从子。叱罗结的直系子孙在北魏时期地位显赫，此后衰落。叱罗渥的子孙则在北魏晚期、东魏时期达到极盛，与北魏、东魏皇室关系密切。招男祖父退干的一位姊妹嫁给了孝文帝，生清河王元怿，是为“清河王太妃河南罗氏”；父鉴的一位姊妹又嫁给了元怿；东魏孝静帝元善见是元怿之孙，故而罗氏又成为“孝静外戚”。叱罗招男薨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而不是在东魏辖境，是因为537年沙苑之战东魏兵败，王光投降，招男随夫而入西魏。［16］招男在东魏时姓罗，西魏大统十五年（549年）五月“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令复旧”，［17］招男又改回姓“叱罗”。结合《魏书·罗结传》［18］的记载，可将叱罗招男的家族关系梳理如下（表一）：
此外，叱罗招男墓志还提供了其他重要的信息，述及籍贯时，称“河南洛阳人。其先氏胄，出自成都”。而《魏书·官氏志》记载叱罗氏为神元帝时诸姓内入者之一，［19］《魏书·罗结传》也称罗结“代人也，
其先世领部落”。代人改换中原籍贯，是孝文帝迁洛后推行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北朝晚期墓志中，代人表述籍贯的方式通常为三种：一是只称中原籍贯，如众多元氏宗室的墓志皆称墓主人为“河南洛阳人”或“河南人”。二是只称代地籍贯，如北齐顺阳王库狄迴洛墓志称其“朔州部落人也”；［20］北齐娄黑女墓志称其“代郡平城人也”，［21］而娄黑女兄子北齐东安王娄睿墓志称其“太安狄那汗殊里”人，太安郡狄那县属朔州，治所在今内蒙古固阳县西南，［22］可见娄氏最初的籍贯还在平城以北的地方；北周独孤浑贞墓志称其“桑干郡桑干县侯头乡随厥里人”。［23］三是除言代地籍贯外，还托附汉人祖先，如北周叱罗协墓志称其“代郡太平县人也。因国命氏，有自来矣。若春秋罗勇，有晋之大夫；汉史罗環，则作梁之相。”［24］这三种方式对代人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做法。然而，叱罗招男墓志并称两个汉地籍贯，则实属罕见，一方面不符合代人之常情，另一方面表明“成都”对叱罗招男家族有着特殊的意义。进一步而言，招男从祖罗结应是蜀郡成都人，而非代人。
罗结作为拥护拓跋珪称帝的元从之一，是什么机遇使他成为道武帝的亲随呢？如此推论，《晋书》记载拓跋珪流放入蜀就不是空穴来风。罗结很可能是拓跋珪在蜀地结识的朋友，后追随他到代国，拓跋珪赐其姓为叱罗氏，列入北族行列。北魏初期有赐汉人胡姓的记载。《周书·窦炽传》云：“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
大
表一叱罗招男家族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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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25］可见，罗结获赐胡姓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另外，随同罗结北行的还有其侄子罗渥，渥父并没有同行，这大概是《魏书》不记罗结的兄弟，而从侄子记起的原因。罗结子斤、罗渥子提，均似北族用名，当出生于代北。
罗结赐姓叱罗氏，原本姓罗的可能性最大，而罗氏恰为巴蜀望姓之一。西周初年，武王封罗人为子爵，正式形成“罗子国”，后迁到襄阳所属的宜城县境内。春秋早期，罗子国被楚武王所灭，其子孙便“以国为氏”，改为罗姓。其遗民逐渐向南迁移，最初迁居于枝江，继而迁到长沙，还繁衍到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襄阳、长沙、豫章三郡遂成为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罗氏的主要郡望，同时罗氏也在向其他地区播迁，巴、蜀即其中之一。［26］
蜀地罗氏最早的名人是西汉晚期的成都巨商罗裒，“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钜万。……数年间致千余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
其货。”［27］东汉初期，劝谏公孙述归顺汉室没有成功的罗衍，也是成都人。［28］《华阳国志》记载蜀郡辖县“郫县”的冠冕大姓为何、罗、郭氏，并录有郫人公府辟士罗衡、列女景奇妻罗贡罗（罗倩女）、孝子罗偶的事迹；［29］西晋末期，广汉人罗琦“行巴郡太守”。［30］
巴地罗氏位居賨人七姓之首。《华阳国志·巴志》记汉高祖刘邦募賨人出兵定秦地后，“（范）目复请除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31］十六国时期成汉建立者李特就是賨人，其祖先为巴西郡宕渠（今四川渠县）人，位处川东，后经汉中迁于陇东之略阳。［32］李特妻为罗氏，其子李荡妻亦来自罗氏，荡妻兄弟名罗演。［33］这些罗姓人士属于賨人的可能性很大，原居地估计也在陇东，成汉时期则主要在蜀地活动。
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灭成汉。东晋宁康元年（373年），前秦攻取东晋的梁、益二州。东晋太元十年（385年），东晋收复益州。拓跋珪入蜀正是前秦占据益州时期。代国灭亡于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十二月，拓跋珪被俘至长安应是太元二年（377年）初，旋又罪徙蜀地，抵
达成都。在成都，拓跋珪能接触的罗氏无非汉人、賨人两源，而以其罪人之身，能够结交的朋友应是成汉灭亡后、受到东晋弹压的賨人。前秦占领益州后，不会特意地去改变賨人的生存状况。因此，罗结当为賨人，与拓跋珪同为异族，境遇皆不佳，不免同病相怜，具备远走他乡、前往长安、寻求新空间、新机遇的情感动力和现实需要。淝水之战后，中原大乱，罗结、罗渥叔侄又随同拓跋珪到了代地。既非汉
族、又非北族，使他们在代北深感人生地疏，难以获得族认同，拓跋珪赐其北族胡姓，有助于他们融入新环境，同时“出自成都”也便成为家族内部的秘传。待到叱罗招男生活的时代，代人的荣耀已不如往昔，比附汉人成为通例；553年，西魏占领益州，成都纳入西魏版图，不再是敌国之境。种种条件表明，叱罗招男重提旧籍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三结语
代人改姓是罗姓来源之一途，罗结家族往往被学者们依据《魏书》视为叱罗氏改姓罗氏的典范。然而，叱罗招男墓志的出现，揭示其祖先来自成都，并非代人。罗结及其父、祖很可能是成汉以来、寓居成都已久的賨人，故言“出自成都”。罗结的这一身世背景倘若可靠，拓跋珪入蜀也就不是难以相信的事情了。
注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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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李凭：《再论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
—答安介生先生》，《民族研究》2007年第4期；b.李凭：《北魏道武帝早年经历的问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第171~17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
［8］张金龙：《北魏政治史（一）》，第170~177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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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不断修正而锻炼出来，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完成了精神层面的渴望。随着制陶技术的发展与完善，一切重要事件和带来刺激的感知都会成为描述的对象与素材，将生活的很多方面进行再现，技法上的表现与组合也更加丰富多样
。
有学者提出，因为氏族人们经常剥制动物皮
张，看惯了摊开的左右对称的兽皮状，因此氏族画
工在图案中也运用了左右对称的摊开样式。一直影
响到后来将鱼身纹演变为左右对称的花纹。［3］笔者
认为，关于对称纹饰的感知与应用，可能与先民
对自我身体的认知有关，这种对身体的对称感知
在没有摊开兽皮进行观察之前就已经存在。不
过，无论哪种解释都应该是基于精神领域中，诸
如审美观或者宗教观的一种文化认同体
现。
如果还原时空背景，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图形
蕴涵着丰富的情感且象征意味浓厚。象征是为了
简单地表示复杂事物的观念，借助有关物象表示
其意味，它不仅是一种符号，更有其特殊的精神
或感情内在，蕴涵着特定意义。在现代图形设计
中象征的意义也常常包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包
括力量、权利、生命和吉祥的象征等四种类型，
恰恰与远古时期先民的内心渴望不谋而合
。
新石器时代彩陶图形的各分期因为地域不
同，类型也会发生变化。通过大量实物分析，不
同阶段的陶器图形有着不同的风格特征，传递着
不同的社会信息。但是，不管以什么类型进行划
分，凝结着当时社会信息的彩陶图形比较明显地
呈现出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态势。这种具有明确
设计意识的图形变化可能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远古
先民意识形态及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
注释院
［1］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庙底沟文化彩陶研
究》，第15页，文物出版社，2011年。
［2］王仁湘：《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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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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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绚丽的曙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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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b.戴卫红：
《北魏道武帝引文人参政问题考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学报》2006年第3期。
［10］李玉顺：《北魏道武帝早年踪迹考》，《延边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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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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