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卷第2期2006年12月
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 J I ANG UN I V ERS ITYOF TECHNOLOGY(S OC I AL SC IE NCE)
Vol.5No.2
D ec.2006
文章编号:100624303(2006)022*******
女性主义视野中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形象的再解读
钱国莲，王延伟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310023)
摘要：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分别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成为公认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形象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误读，例如出于政治或经济利益(如旅游开发等)的原因，将西施、王昭君作为爱国主义的典型而掩盖她们在男权社会被作为物体来交换的生存状态。因此本文力图以女性主义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形象的女性悲剧意义：四大美女作为中国古代美女形象的基型只是男性欲望的存在、审美的对象和理想的载体，是男性之间实现政治目的或利益互换的物体，而她们的结局则象征着父权制文化系统下男性及男性文本对女性的压抑甚至憎恨。
关键词：女性主义视角；古代四大美女；男权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男权社会，男性操控着整个语义系统，在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文化抵抗的背景下，他们以男性的审美理想为标准创造出期待中的美女，四大美女就是在这一语境下产生的符合男性的审美需要和欲望的对象性物体，而且一旦产生后就被作为中国古代男性文本孜孜不倦叙述的对象，即使偶尔成为女性作家叙述的客体，但是这些女性作家已经在男权文化的语境下自觉将男权制的价值标准内化———她们作为女性作家仅仅具备物理特征，而丧失了文化特征。因此，四大美女形象渗透着浓郁的男性意识和偏见，其共同点是美丽温柔、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或者甘愿牺牲自我，因此她们成为男人祭祀给政治或其他“事业”的“物品”，这是古代文学作品中美女形象的基型。
一、“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使四大美女成为象征着男性审美理想的标志性符号
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男权文化完全用男性操控的语义系统创造的，并和男权价值体系及审美理想相吻合的女性形象基型。这种吻合首先而且必然体现在外貌上，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皆以美貌赢得了男性的关注和赞美。最初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并非特指，而是泛指美丽女子，如《庄子》曰:“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哉?”①《新五代史》中称“(明宗淑妃王氏)有美，号‘花见羞’”,②《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等,③后来发展成四大美女的专署。西施、王昭君、貂蝉和杨玉环作为男性理想中的美女代表，分别被历史性地冠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标志性符号。她们作为美女的代表收稿日期:2006-07-03
作者简介：钱国莲(1964-)，女，浙江淳安人，副教授，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庄子》卷一《齐物论第二》,《四部备要》子部，中华书局据华亭张氏本校刊。
②《新五代史》卷十五《唐家人传》第三,《四部备要》史部，中华书局据武英殿本校刊。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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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期 钱国莲，等：女性主义视野中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形象的再解读
这一地位是由男权文化赋予的，换言之，脱离了男性的认同,“四大美女”之说就不会延传至今。汉武帝的乐师李延年所唱的歌谣“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就很有代表性，男人发现了女性尤其是美女的巨大威力，因而女性的美丽或曰美丽的女性(尤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四大美女)越来越成为男性审美理想的寄托。当四大美女作为标志性符号得到男权文化的认同时，她们作为女性本身的主体价值随即消亡。
西施树立了第一个标准，汉人赵晔的《吴越春秋》赋予绝世美女西施以籍贯、职业和特长———籍贯:
越国苎萝山(今属浙江诸暨)；职业：鬻薪，即卖柴；特长：舞蹈。①一个如此普通的农家女成为千古传颂的
美女绝非偶然，而是因为西施所具备的特质(妙丽善舞且甘愿为男人的事业牺牲自我)可以让她成为负载男性的欲望、寄托男性审美理想的语码。为了维护这个天使的绝对地位，掌握文化话语权的男性还创造了一个与其相对立的符号———丑女东施。《庄子天运》:“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
知颦所以美。”②这就是“丑人效颦”的故事，后来因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记载诸暨县有西施家、东
施家,③
后人遂凿言“东施效颦”。“东施效颦”未必就不美丽，但东施不知道女人如果没有男人的认同是永远不会美丽的，她必然成了丑女，这正是东施的悲剧根源所在。于是,“丑女效颦”或“东施效颦”成为一个敢于挑战男性话语权的靶子不断被后代文人射击。
四大美女中，貂蝉的身份是很卑微的。《后汉书》载，董卓擅权，以吕布为骑都尉，两人誓为父子，吕布“尝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掷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顾谢。与侍婢私通，益不自安”,④这个和吕布私通的董卓侍婢就是貂蝉。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貂蝉为汉室司徒王允之养女,“自幼选入(王允)府中，教以歌舞，年方二八，伎俱佳”。⑤作为“侍婢”的貂蝉在男权文化的文本中不过是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她变成光彩夺目的四大美女之一首先得益于“闭月”这一符号的流传。除了“闭月”的美貌外，她还擅长歌舞，也就是具备以“”和“伎”给男性带来欢娱的资本与技能，关键还在于这位“侍婢”甘愿为男人的政治奉献自我。基于此，社会地位非常卑贱的貂蝉就得到文人的不断描述和广泛传播并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大众认同，这样就给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美女形象带来一种正统化的效果。
王昭君的美貌是在为男性牺牲的最后一刻才被发现的。《后汉书南匈奴传》载:“(王)昭君，字嫱，南郡人。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
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⑥具有“落雁”之貌的昭君，是实现政治和平的手段和工具，因此她负载着男人对女人的期待信息，唯其如此，她也才能在四大美女中占据一席位置。
杨玉环为唐玄宗贵妃,“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唐玄宗之子李瑁)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甍，后庭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宜充掖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请求出家入女道士籍)，号太真。”天宝四年(745),“立太真为贵妃”。杨氏“善歌舞，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⑦
白居易《长恨歌》称杨氏“天生丽质难自弃”、“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在具有开放精神的盛唐时代，雍容富态的杨贵妃给传统的审美标准带来了一次颠覆,“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美女标准至此终于有了改变。但这一改变并不是杨贵妃自己造
①《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②《庄子》卷五《天运第十四》,《四部备要》子部，中华书局据华亭张氏本校刊。
③《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越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④《后汉书》卷七十五《吕布传》，中华书局65年版。
⑤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八回，长江文艺出版社年版。
⑥《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65年版。⑦《新唐书》卷七十六《杨贵妃传》、卷五《玄宗本纪》，中华书局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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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卷成的，而是因为符合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男性审美追求的转向。杨贵妃的富态美最初并不见得具有代表性或普遍性，但一旦得到男权社会主流话语的认同并给予传播，很快就变成女性美的一种标志，杨贵妃也就顺理成章地在四大美女的排行榜中取得了最后一个席位。杨贵妃之成为四大美女之一，更加佐证了这一观点：在男权文化语境下，只有取得男性社会的广泛认同，符号的传播才具有公开性、权威性和显著性。
西施、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四人成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也许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男权文化的操控下，产生若干个符合不同时代男性审美理想的美女形象则是一种必然。而这些负载着男性最高期待的美女形象的基型一经产生后便始终存在并频繁出现于男性文学创作之中，现在很难统计古代文学中以四大美女为叙述对象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这种文学现象多多少少是男性对女性支配和控制欲望在文本中的折射。
二、四大美女是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支配欲在文本中的隐喻
在男权话语体系中，女性形象永远是被创造的物体。四大美女作为男性审美理想的载体出现并始终存在于男性文化的文本中，而男权文化期待的理想女性不仅要具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还必须具备下列特性：缺少独立人格，任人摆布，为了男人的事业心甘情愿地牺牲自我。因此，她们是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和支配欲在文本中的隐喻。
西施率先作为被使用的道具出现在男人们的政治场里。尽管我们现在读到的文字往往如下：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抛下与之相爱的范蠡，前往吴国，以其美诱使吴王无心国事，从而使越国一举消灭了吴国，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操。但是这一评价仍然掩盖不了西施只是男人政治的祭祀品的文化内涵。
《国语越语》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等文本都没有将西施和美人计联系在一起的叙述。《吴越春秋》始以小说家笔法演绎吴越之战中以西施为主角的美人计故事，该书中记载大夫文种向勾践献“称霸天下之九术”，其中一术为“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于是勾践“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然后派相国范蠡将西施、郑旦进贡给夫差。西施到了吴国后，日日以美貌歌舞迷惑吴王夫差，于是未满十年，吴国为越所灭。①
此后西施以美诱惑吴王夫差使其为勾践所灭的话题不断成为后来的文学叙述对象，典型的如明代梁辰鱼《浣纱记》等。而男性则在叙述中得到了对女性尤其是美女支配欲望的满足，用以证明男人是超人，女人只是作为一个参照物来证明男人的伟大。
为了给主流精神寻支撑物，我们更愿意把王昭君供奉为为民族团结做出卓越贡献的伟大女性，就结果而言，王昭君出塞的确带来了汉匈关系的改善。但是基于这种政治视角的诠释却掩盖了王昭君的女性悲剧意义。探究王昭君这一形象的原始意义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王昭君出塞也是一种美人计，王昭君和西施、貂蝉一样，是男性政治棋局的一颗棋子，而王昭君自愿作为牺牲(实为无奈的选择)的姿态正是男性所期待并强加给女性的。
如前所述，呼韩邪单于请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答应将五名宫女赐给他。这次和亲是以政治为目的的———呼韩邪单于希望借此建立与汉朝的联合，以弥补他力量不够强大的缺陷，而汉元帝也希望牺牲这五个宫女拉拢他，换取边境的和平。在绝对男权制的朝廷中，女人仅仅作为有生命的财产而存在，这些财产全部置于一个男人———皇帝的掌控之下，体制赋予了这个男人随意处置女人的权利，因此，为了两个男人集团的政治利益，王昭君连同另外四个宫女就这样作为有生命的财产被处置了。王昭君临辞时汉元帝“大惊”于她的美貌，继而“意欲留之”的一幕更强化了王昭君这一美女形象的悲剧意义。
王昭君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她和西施一样成为男性审美理想的载体，昭君及其出塞的故事成为历代文人吟咏不倦的题材。元代马致远的《汉宫秋》即为著名的昭君戏马致远赋予了王昭君在小人面前的
①《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821:4
第2期 钱国莲，等：女性主义视野中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形象的再解读
刚烈个性，但是剧本凸现的仍然是王昭君的自我牺牲精神，如上文所述，这种为男人事业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男权文化语境下男性对女性的一种强制性的要求，王昭君仍然是男人之间互相交易的“标的”，是政治这局棋中的一颗棋子。
男性操控的话语系统同样赋予貂蝉以顺从而且无私的“美好”特性，从《三国演义》以及元代杂剧《关公月下斩貂蝉》等文本的作者都津津乐道于貂蝉甘愿受男性支配的特性，他们将这一“美德”交付给了女性，让女性局限在一个每每被无偿征用的行为范畴。我们不妨对《三国演义》中这一段情节作个概述：貂蝉是汉献帝的司徒王允蓄养的歌妓，王允眼见董卓擅权，坐不安席，仰天垂泪。貂蝉见状即对王允许下诺言:“(大人)倘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王允便利用董卓及其义子吕布二人的好本性，设计了“连环(美人)计”，先将貂蝉许给吕布，未及迎娶又献给董卓，这样就使得他们父子反目。虽然这一计划以牺牲自己为基础，但是，貂蝉为了报答王允的养育之恩———而不是出于民生之忧，毅然担此重任，以出的表演使董卓、吕布反目成仇，最后吕布杀董卓，为奄奄一息的汉末朝廷除一大患。而在男权社会里，贞节是女性最高的“荣誉”，但是在男人的政治面前，貂蝉的这一最高“荣誉”被忽略不计了。明杂剧《斩貂蝉》写曹操欲以美迷惑关羽，使其为自己效力，遣貂蝉前往引诱。貂蝉虽使出千种柔情，但关羽始终不为所动，最后杀死貂蝉，以明心迹。和《三国演义》相比,《斩貂蝉》只不过是换了几个男人，但是貂蝉仍然是那个被随意支配的有生命的物体。
操控着语义系统的男性作家以及文本中的强势男性诸如王允、关羽等让我们不时体味到男性随意支配女
性的欲望以及欲望得以满足的心态。《三国演义》叙述的三国纷争是男性的世界，女性处于结构性缺失的地位，唯一的例外便是貂蝉，而貂蝉得以出席在男性舞台则是因为美丽绝伦的外貌和甘受支配的特性，不然男人们是不会让她在三国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角的———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角。
由于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和洪昇《长生殿》等作品的渲染，我们常常为杨玉环和唐玄宗之间的浪漫爱情所感动，以至于相当多的读者认为杨玉环的悲剧意义仅仅在于她的结局。事实上，上述三大美女形象的女性悲剧意义完整无漏地体现在杨玉环身上。
三、“红颜祸水”的强权判决使四大美女成为男权文化中“厌女症”的外在符号
“传统的文学史是一个由一个个的‘文学经典’汇成的男性文学的历史，这些经典将男性文本和男
性经验作为中心，处处显露出对女性的歧视，甚至是憎恨。”①男权文化隐含了“厌女症”，而这种“厌女
症”尤其体现在女性(特别是美女)“祸水论”上。视女人为“祸水”，在中外文化史上都是一个有着很深
四大美女是谁历史渊源的文化观念，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声称:“妇女较为低劣，奴隶十足下贱。”②而中国古代也
有如出一辙的论调，最经典的莫过于孔子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③在这一男
权话语模式的观照下，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产生了系列的“祸水”女性形象，这类形象一方面是古代社会男权文化强加于女性的一种错误定位，另一方面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惧怕心态。四大美女中的西施、貂蝉和杨玉环都可以纳入“祸水”女性形象系列，在男权话语中，她们既作为美女成为男人心目的天使，又作为“祸水”成为男人的梦魇———她们消损了男人的身体，磨灭了男人的斗志，使得男人们互相残杀……。西施帮助越王勾践实现了称霸伟业，她是越国的天使，又是吴国的梦魇；貂蝉成就了王允对汉朝的耿耿忠心，却使得董卓和吕布之间父子(养父子)相残，最终使不可一世的董卓身遭诛戮，皇帝梦破———直到肥胖的身躯被“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膏流满地”,“百姓过者，莫不手掷其头，足践其尸”；而杨贵妃更是没有逃脱被男权文化判定为国家和百姓的“祸水”的命运,“安史之乱”一爆发，男人们都迁怒于杨玉环，他们判决杨玉环以误国之滔天大罪。我们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例：一直以来,
①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第6页。
②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③孔子《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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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卷我们对《长恨歌》都采取一种赞同性阅读的态度。
赞同性阅读的结果是我们忽略了作品对杨玉环采取的不公正立场，作品开头写杨玉环是:“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极写杨玉环美丽绝伦、千娇百媚。笔者以为，这是作者的叙述策略，因为后面的诗句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里隐含了作者的叙述立场:“安史之乱”爆发的确有唐玄宗迷误国之因素，但是唐玄宗堕落的根源无疑是杨玉环的美丽。当然，文学史上还是不乏能够跳出男权话语系统的作者为女性特别是美女说几句公道话，唐代诗人罗隐《西施》一诗说:“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为谁?”
美女既然是“祸水”，所以她们注定没有好下场。西施作为美人计的主角第一次出现在文本中就是被吴国人沉江而死，后来的文学作品又演绎出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故事，并且赋予这个故事以浪漫的结局，因为西施毕竟对越国有再造之功，明代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就是这类作品之一。貂蝉在《三国演义》中使得董卓和吕布窝里相争，董卓身首异处，而作者将后来吕布的失败也归结于包括貂蝉在内的妻妾:“(吕布)听妻妾言，不听将计”，终致枭首。吕布被杀时，作者有一句交代:“(曹操)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想必其中就有貂蝉，这样的结局也许对“祸水”太宽容了，所以后来的男性文学文本就改变了叙述策略：徽剧、川剧、绍剧、京剧都有《斩貂》剧目，写吕布殒命后，其爱妾貂蝉为张飞所获，送至关羽处。关羽甚为爱怜，但念及古今英雄豪杰往往因迷恋女而身败名裂，便逼令貂蝉自刎，貂蝉就这样仅仅因为其绝世美貌而被杀了。杨玉环的结局也一样，安史乱起，潼关失守，几乎所有的罪行都清算在她一个人身
上，当唐玄宗领着一干人逃至马嵬驿时，男人对她的清算开始了:“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男人们在看到这个美丽女人永远从属于他们的世界消失后，便心满意足、痛痛快快地去为国家而战了，这让我们想起《封神演义》：妲己被擒后，其美貌使得行刑的刽子手手脚发软、无力行刑，最后只能由在任何女人面前都很有定力的姜子牙亲自上阵砍了美人妲己。
如前所述，在“女人(尤其是美女)祸水观”上，中外文化是趋同的，然而，美女的结局却体现出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典型的比较对象是“荷马史诗”之《伊里亚特》中的海伦与中国的貂蝉和杨玉环，比较的前提是《伊里亚特》的语境也是父权制社会。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出使斯巴达王国，和该国的王后、希腊美女海伦产生了感情，继而劫走了海伦，由此引起了希腊诸邦和特洛伊长达十年的战争，海伦无疑是诱惑男人、引发战争的“祸水”，也许史诗的作者这样认为的，但是无论是希腊诸邦还是特洛伊的英雄们都没有怪罪海伦，当帕里斯和墨涅拉奥斯决斗时,“特洛伊的长老们看见海伦走来。海伦是那样的美丽，连这些长老都兴奋地看着她，并且互相在说:‘不，不能谴责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为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而进行一场流血斗争。她的美丽和不朽的女神相似。’”特洛伊英雄赫克托尔死时,“海伦也在哭赫克托尔。她从未听到过他的责备的话，没有受过他的侮辱。温和的赫克托尔经常真心替她解围，由于他的
说情，其他人也没有侮辱过她。”①而希腊士兵的心胸也不似唐玄宗的御林军那样，他们都为海伦的美貌
倾倒，心甘情愿地浴血战场。战争结束后，斯巴达国王领着美丽的海伦———不贞的妻子幸福地回家了。
这一有趣的比较阅读，让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某些时候，中国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厌恶情绪和惧怕心理更为严重，也更让我们这些中国读者害怕。
在中国漫长的男权社会里，男权文化体制始终压制着女性，不给女性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机会，于是女性就被男性认为是因为缺乏创造力而理当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法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家西蒙波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对这种颠倒的因果关系作了一个经典的比喻:“美国的白人贬黜黑人到擦皮鞋的地位，结果这位白人的论调是：黑人什么事都做不好，只会擦皮鞋。”波娃以为:“这种循环论法，在所有类似的环境中都会产生；某一边把对方逼到一个低劣的境地然后就控诉他们天生就是在那个境地中长大。”②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阅读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形象，解读男性沙文主义对于女性的这种不
①《古希腊的传说和神话》，三联书店年版，第、3页。
②西蒙波娃《第二性》，转引自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031200229149199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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