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溯源⽼上海风⽉传奇：百乐门与民国时期的舞⼥⽂化
旧上海以百乐门为代表的各⼤夜总会、舞厅，不仅是旧上海有钱⼈奢靡⽣活的缩影，也催⽣了
⼀种特别的“舞⼥⽂化”，直到如今，各种民国题材⽂艺作品中基本都会加⼊这⼀元素，显得神秘
⽽颇具魅⼒。
⼗九世纪四⼗年代，上海开埠之初，西⽅冒险家不仅带来了害⼈不浅的鸦⽚烟，还带来了他们
早已习惯的⽣活⽅式，⽐如交谊舞。在他们看来，吃得⾹，喝得爽，赚得腰包⿎⿎囊囊，这并
⾮⽣活的全部，还必须玩得尽兴尽致，没舞可跳，没有舞⼥可搂，是绝对不⾏的。
“远东第⼀乐府”百乐门
⼆⼗世纪初，上海的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由洋⼈创办）周末必有交际舞会，灯红酒绿，中
国⼈还⽆缘置⾝其中。上海⼈崇洋媚外，善于模仿，交际舞在上流社会和中产阶层蔚然成风
后，建造西式舞厅就成为投资家的热门选择。上海百余家舞厅经过⼀番激烈的竞争淘汰，百乐
门、仙乐斯舞宫、⼤都会和丽都脱颖⽽出，并称为上海四⼤舞场。其中尤以百乐门⼴为⼈知。
仙乐斯舞宫
1929年，原开在⼽登路（今江宁路）的兼营舞厅的“⼤华饭店”歇业，被誉为“贵族区”的上海西
区，没有⼀个与“贵族区”相适应的娱乐场怎么可以？于是1932年，中国商⼈顾联承投资七⼗万两
⽩银，购静安寺地营建Paramount Hall，并以谐⾳取名“百乐门”，外观采⽤美国近代前卫的
ArtDeco建筑风格，是当时30年代的中国乃⾄全世界建筑设计的新潮。红遍全上海。1933年，
百乐门⼤舞厅正式开业，它外观华丽，内部富丽堂皇，灯光优美璀璨，再加上⼀流的爵⼠乐队
和红舞⼥，成为当时上流社会争奇⽃艳，社交应酬的⾸选。
百乐门舞厅外景
百乐门由杨锡缪建筑师设计，号称“远东第⼀乐府”。建筑共三层。低层为厨房和店⾯。⼆层为舞
池和宴会厅，⾥⾯的设计极其现代，有⼤量的镍、⽔晶和⽩⾊⽊头布置，⽩⾊的⼤理⽯旋转楼
梯通向⼤舞厅，最⼤的舞池计500余平⽅⽶，舞池地板⽤汽车钢板⽀托，跳舞时会产⽣晃动的感
觉，⼤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舞池，既可供⼈习舞，也可供⼈幽会，尤其是阳台上⼀个
由玻璃地板做成的透明舞池，下⽅有脚灯，让⼈感觉好像在鸡蛋上跳舞，当两层舞厅全部启⽤
时，可供千⼈同时跳舞，室内还装有冷暖空调，陈设豪华。三楼为旅馆，顶层装有⼀个巨⼤的
圆筒形玻璃钢塔，当舞客准备离场时，可以有服务⽣在塔上打出客⼈的汽车牌号或其它代号，
车夫可以从远处看到，⽽将汽车开到舞厅门⼝。
百乐门舞厅内景
百乐门楼顶中央矗⽴着⾼达九⽶的圆柱型玻璃银光塔座，璀璨⽆⽐的霓虹灯能熠耀⼀⾥之外。
值得⼀提的还有，当年百乐门没有停车场，车⼦只能泊在远处⼩马路等候。为⽅便舞客，百乐
门玻璃银光塔上安装了许多彩⾊灯泡，串成⼀个个数字。每辆等候的车⼦对应其中⼀个数字。
当司机看到⾃⼰的车号在灯塔上亮起时，就知道主⼈要打道回府了。
百乐门内景
传奇的百乐门⼤舞厅因为⽩先勇的⼩说《⾦⼤班的最后⼀夜》⽽不朽-----⾥⾯有⼀个上了年纪的
上海舞⼥在台北的⼀家低级舞厅⾥说：“好个没见过世⾯的⾚佬，左⼀个夜巴黎、右⼀个夜巴黎，说起来不好听，百乐门⾥那间厕所只怕⽐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呢！”由此⾜见百乐门之奢华。
范冰冰在电视剧《⾦⼤班的最后⼀夜》中的扮相
对⼀家舞厅来说，能否挨得进⾼档次，门⼝的⽓派和内部装修及侍应的态度等⽅⾯固然要紧，但更重要的是要看聘⽤的是什么样的乐队。把演奏的乐队⽐做为这家舞厅的'灵魂'，是并不为过的。百乐门的乐队，都聘⽤菲律宾⼈，因为只有那些花不起钱的⼩舞厅才雇⽤华⼈乐⼿。
那时那⼏家⼤舞厅中的菲⼈乐队的演奏技术都是很娴熟的、快、慢华尔兹（快、步）、勃鲁斯（四步舞）、伦巴、吉特巴（⼜称“⽔⼿舞”）、探⼽、桑巴、恰恰、曼蒲………甚⾄连进⾏曲全都会奏。这些乐队很能紧跟潮流，国外流⾏出⼀⾸什么样的乐曲，不多⼏天就能搬进上海的舞厅⾥演奏了。1947年——吉⽶⾦乐队在百乐门演奏爵⼠乐及夏威夷⾳乐⼀炮⽽红，时间声名鹊起，成为当年第⼀⽀进⼊⾼级舞厅的华⼈爵⼠乐队。此外，百乐门⼤舞厅的歌⼿是上海市歌星俱乐部精选出的⽼歌专业歌星，梁实秋的第⼆任妻⼦韩菁清年轻时即是百乐门⾛红的“歌后”。舞蹈⽼师则是上海市交谊舞协会中的精英，其中
更不乏国家级选⼿，可以说，百乐门⼤舞厅可说是所有爱舞者的天堂，是当时上海 “⼗⾥洋场，万千⽓象”的代名词。
韩菁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位叫陈曼丽的舞⼥，因拒绝为⽇本⼈伴舞，被⽇本派⼈抢杀在舞厅内。1954年，由于百乐门亏空严重，⽽由政府有关部门接管，⽽随着时代变换，百乐门也风光不复往昔。
神秘⽽魅惑的舞池佳丽
百乐门建成后，⼀度租给某法国⼈经营。由于出租合同规定，百乐门⽼板根据客⼈⼈数抽成，这位法国⼈即规定舞客⼀律⾃带舞伴，⽽收费极为昂贵，这使百乐门蒙受极⼤的损失，不久，百乐门辞退该法国⼈，重新易⼈经营，并向社会招聘舞⼥。当时，舞⼥的⽉收⼊达三千⾄六千元，是普通职员的⼗倍以上。
跳舞中的舞⼥
以伴舞为职业的“货腰⼥郎”（舞⼥的谑称）也是⼀种⽂化现象，起先舞⼥多为外国妹，如西⼈创办的新华舞场，舞⼥均为西欧、⽩俄佳丽，⽇本⼈在虹桥开设的舞场，舞⼥均为东洋娇娃。后来，舞厅多了，规矩随之改变，中洋并取，⽔陆杂陈，各喜各好，应有尽有。
舞⼥的来源有四：⼀是茶楼酒家的⼥招待跳槽；⼆是妓⼥转⾏；三是情场或影坛的失意者来此寻求刺激；四是贫苦⼈家的⼥孩⼦为⽣计所迫⽽出卖腰肢。她们的年龄通常在⼗六岁⾄⼆⼗五岁之间，实实在在吃青春饭。当年，上海只有⼏家⼤饭店附设的舞厅内没有伴舞⼥郎，其他舞厅少则有三四⼗名，多则有近百名。这也就解释了《太平轮》⾥舞⼥运动的场⾯为什么那么声势浩⼤。
1948年的舞⼥运动
货腰除⼤牌红舞⼥外，普通舞⼥不拿固定薪⽔，全赖舞票收⼊。舞票须与舞场⽼板拆账，红舞⼥可得七⼋成，⼀般舞⼥仅得四五成。百乐门舞场的管理最为严格，舞⼥须经过考核，持有百乐门签发的陪舞证⽅能进场伴舞，这在很⼤程度上保障了舞⼥、舞客的安全和利益。舞⼥还得跟⽼板签订合同，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管舞⼥个⼈⽣意如何清淡，收⼊如何微薄，每晚都得去舞场坐够⼏个钟头的冷板凳，不准中途⾛⼈另寻赚钱的门道。
⼆⼗世纪⼆⼗年代末，⼀位半红半紫的舞⼥⽉收⼊⾼达⼀百⼋⼗元左右，⽽⼀位产业⼯⼈的⽉收⼊仅有⼗元上下，可见其进项不菲。不过，话说回来，做舞⼥也耗费本钱，她们的⾐裙、鞋袜、⾸饰、化妆品和黄包车费是⼀笔相当不菲的开销，再加上舞⼥的家庭负担不轻，从表⾯看去，她们风风光光，暗地⾥却也得过紧⽇⼦，⽐如说，她们在舞场⾥抽的是⽩锡包的三炮台，回到家⾥则抽⽼⼑牌；舞场⾥吃的是三明治⽕腿，回到家⾥则⽤油条、泡饭勉强对付。当然，红舞⼥要另当别论。
在上海滩，舞⼥被称为“龙头”，舞客被称为“拖车”。⼿脚⼤⽅的舞客邀请⾃⼰⼼仪的舞⼥跳舞，照例先开⾹槟，⾹槟贵⾄⼗元⼀瓶，舞⼥扣佣10%——20%。有些相熟的“拖车”为了讨好“龙头”，还会想⽅设法塞钱给舞⼥。场内⽿⽬众多，不便出⼿，⼜不便托侍役代为转达，于是他们预先将⼩费包在花⼿帕中，当翩翩起舞之际，若有意若⽆意地塞给对⽅。
为了避免众舞客共争⼀舞⼥⽽酿成祸端，舞厅普遍实⾏“买钟”制，舞客看中某⼩，即买断某段时间，请她坐台，或聊天，或跳舞。舞客若要在舞⼥⾝上寻求刺激，必须另外给舞⼥⼩费，她们⾝体的每⼀个部位都有明码实价，纵然舞客⼿脚不⼲不净，他也得量⼒⽽⾏。客⼈若看中某舞⼥，要带她去别的场所消遣，则先得买“出街钟”才⾏。通常所说的“红舞⼥”就是那些被舞场豪客抢着买钟的“货腰⼥郎”，她们的舞票多，收⼊⾼，被地痞、流氓盯上的风险也⼤。
有的红舞⼥⼈⽼珠黄，却不肯草率从良，她们就摇⾝⼀变，由舞⼥转为⼤班（⼜叫“妈妈
⽣”或“公关经理”）。由于她们认识的熟客多，⼈脉⼴，在江湖上吃得开，善于利⽤⼿中的资源为⼀些⼊⾏不久的新⾯孔牵线搭桥，借此可以抽取数额不菲的佣⾦。这些⼤班在娱乐业中举⾜轻重，她们负责管理舞⼥，发掘新⼈，拉拢豪客，掌控⼈⽓指数，与红舞⼥⼀样，是各⼤舞厅的灵魂⼈物。最重要的是，舞场宾客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这些“⼤⼤”⼿腕娴熟，与⿊⽩两道有交情，能够呼风唤⾬，排忧解难，舞⼥遇到⿇烦不能⾃⼰摆平，就得请她们出⾯。有道是，千军易得，⼀将难求，⼤舞厅对王牌⼤班的争夺往往趋于⽩热化。
舞场中最⼤的看点和卖点当然还是红舞⼥。⼆⼗世纪三⼗年代，上海爵禄舞场的李丽娜，桃花宫舞场的欢笑风，⼤华舞场的陈雪莉，都因⾊艺俱佳⽽闻名遐迩。每天晚上，舞厅⾥围坐着⼀⼤圈舞⼥，但舞⼥⼤班总要为红舞⼥留出最好的位置，⽽这些“皇后”照例是姗姗来迟，⽅才显⽰出其⾝份之尊贵。红舞⼥的⾏头最为时髦，特别容易识别，⽽且每天必换，⼀星期内不会重复。“挂头牌”的⾛红舞⼥，以风姿绰约、纤秾合度令那些纨绔公⼦、⾛马王孙销魂荡魄，⼀掷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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