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学说
五德终始说
五德终始说，是中国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所主张的历史观念。“五德”是指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终始”指“五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运转。邹衍常常以这个学说来为历史变迁、王朝兴衰作解释。后来，皇朝的最高统治者常常自称“奉天承运皇帝”，当中所谓“承运”就是五德终始说的“德”运。
早期的五行学说，经春秋时期的“必有胜”、墨家学派的“毋常胜”(交相胜)到邹衍发展为“五德终始”、循环相胜的观点。邹衍说“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选》李善注引)。又说：“代火者必将水”“数备将徙于土”（《吕氏春秋·应同》）。他认为虞(舜)、夏、殷、周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决定着“并世(当世)盛衰”。在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的每一发展阶段都存在着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和斗争。两者交争,“胜者用事”，历史属于斗争中的胜利者。而这种五德相胜又是被机械的周期律预先决定的,“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认为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和验证。这种天人感应论是为周秦之际的新兴统治势力服务的，故“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五德终始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封建王朝的一些最高统治者自称“奉天承运皇帝”，所谓“承运”，就是继承某一“德”运。
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基础
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战国中期之前的阴阳五行思想是五德终始说基本的理论来源。如：梁启超所著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张立文、陆玉林所著的《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著作对五德终始说具体的理论来源进行了研究：
(1)来源于儒家思想：持这种观点的著述主要有：顾领刚所著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范文澜所著的《与颇刚论五行说的起源》、童书业所著的《五行说起源的讨论》、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杨荣国所著《中国古代思想史》。
(2)来源于墨家思想：持这种观点的著述主要有：范毓周所著《“五行说”起源考论》、李汉三所著的《先秦两汉之阴阳五行学说》。
(3)来源于道家思想：持这种观点的著述主要有：谢扶雅所著的《田骈与邹衍》、陈槃所著的《写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之后》、孙开泰所著的《邹衍与阴阳五行》、白奚所著的《翟下学研究》。
(4)来源于其它思想：饶宗颐所著的《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一书认为，《孙膑兵法·地葆》中“五壤相胜”理论与五德终始说之间存在着莫大的联系。胡克森所著的《从五行说到邹衍五德终始说理论的中间环节》一文认为，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源为春秋末年晋国史官史墨的政权相胜理论，以及老子“德”的概念。
刘毓磺所著的《先秦诸子初探》一书认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是《管子》五行说的变形表现。王压、胡新生所著的《论
邹衍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渊源》认为前兆迷信是邹衍五德终始说的主要理论来源。
赵潇所著的《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则认为邹衍五德终始说的理论来源于秦的五行文化。秦彦士所著的《诸子学与先秦社会》一书认为“五德终始说”是由历法建正、立闰朔的终始推衍而来的。
孟祥才、胡新生主编的《齐鲁思想文化史一从地域文化到主流文化》一书，对诸家观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并认为五德终始说主要有三个理论来源：一、古
老的阴阳、五行生克观念；二、古老的天文历法与传统的四时教令思想；三、古老的自然与政事相比附的天人相与学说。
刘泽华教授曾言:“战国末年的诸子百家都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
阴阳家也吸收了诸子之学。”的确如此，儒、道、墨、法等学派都对五德终始说的构建做出过贡献，上述的研究或基于一点或基于一面，没有综合的去考虑邹衍五德终始说的谨论来源。
五德终始说的历史影响
邹衍创建“五德终始说”，本意是想从他“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谈”的阴阳五行研究中，罗列出天降的灾祥祸福，来恐吓那些骄奢淫逸、“不尚德”的统治者们，希望他们能按照儒家的道德规范办事、治民，能“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之施”及
于黎庶。但是五德终始说的创立客观上却迎合了战国后期各国君主实现统一大业的心理愿望，为他们提供了统一天下的理论依据。
五德终始说作为一种改朝换代的理论工具，受到历代新王朝建立者的信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根据邹衍“水德代周而行”的论断，以秦文公出猎获黑龙作为水德兴起的符瑞，进行了一系列符合水德要求的改革，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遂成为五德终始说的第一个实践者。
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
大九州学说
九州说
“死后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哀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独出间千里，相知满九州”。在这些国人熟知的中国古诗词里，“九州”是一个热点词汇。
“州”字金文中写作“A”，正像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之形。《说文解字》第十一下曰：“水中可居曰州。”而“九”在古代多为虚指，表示数量多。故“九州”是众多有河流环绕的高地（山丘）的总称，所以，后来被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
《尚书•禹贡》是这样将中国划分九州的：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豫州是中心，其他州环绕豫州。相传是古代大禹治水时，把天下分为九州，于是九州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除此之外，还出现另外几种九州的方案，如《周礼》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尔雅•释地》有幽州、营州，而没有青州、梁州；《周礼•职方》中有幽州、并州，而没有徐州、梁州；《吕氏春秋•有始览》中有幽州而无梁州。
大九州说
“大九州学说”是邹衍主张的一种中国古代地理类学说，是指除了中国以外还存在其他几个州，中国只占其中一份，是先秦人民对世界的一种观点。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上有记载道：“（驺衍）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明代的顾起元撰写的《说略》卷二的观点是：“邹衍言九州之外复有九州，载于《史记》，按其说，曰东南神州曰旦土，旦音与晨同，正南卭州作迎，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隋书》作拾州，曰升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正北玄州作营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隠土，《尸子》作急土。正东阳州曰信土。”
由于邹衍的著作皆已散佚，其论述只能根据其他书籍推测。据杨树达《邹衍九州考》说，《淮南子•地形训》所记载的九州即是邹衍所说的九州。因为邹衍所说大嬴海环其外的九州，过去无人详细论说。《淮南子•地形训》说：‘什么叫九州？即是：东南神州叫农土，正南次州叫沃土，西南戎州叫滔土，正西弇州叫并土，正中翼州叫中土，西北台州叫肥土，正北泲州叫成土，东北薄州叫隐土，正东阳州叫申土。’这里所说的九州，除正中的冀州与《禹贡》九州的冀州偶然有相同外，其余都有名号差异。这里说的东南神州，与邹衍所说的中国名赤县神州相合。而《高诱注》说：‘东南辰为农祥，后稷之所经纬也，故曰农土。’也是以神州为中土，与《史记》所说相同。因为淮南王本来是杂采诸子的学说写成书的，《地形》一篇，与《吕氏春秋•有始览》文字很相类似。
大九州学说的起源
一些古史辨派的学者认为《禹贡》成书于战国末年乃至秦汉，它反映的是战
国秦汉的地理概念，如此说来邹衍则不可能是“先序禹之九州”，从而推及于海外人所不能看到的海外世界。但是，常金仓认为，邹衍是把《禹贡》的九州改造成为大九州说而已。其中《左传》鲁襄公四年就记载了禹时有“九州”；成书于春秋晚期的《逸周书•成开》也出现了“九州”的字样；而先于邹衍的《墨子•尚贤上》与《庄子•秋水》与《天下》均有“九州”的记载。可见在战国之前早已有了“九州”的观念。由此可见邹衍的“大九州学说”是起源于“九州”，现有小九州，后来才发展成为了“大九州”。
那么，为什么邹衍要提出这个“大九州学说”呢？这个地理学说有什么现实的用途吗？从政治上来看，大九州学说能极大的
满足君主们“臣诸侯而朝四夷”、“征地方而得贡赋”的野心，它可以为了邹衍在政治仕途上的进阶而提供援助。个人认为，邹衍后来很受各路诸侯推崇，正是因为他的这些理论切合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故“适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同时，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动乱，诸侯纷争，内战频发，百姓急需国家统一，民力急需修整，百姓对和平极其向往。而“大九州学说”的提出让诸侯的眼光更加开放，极大的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这也正与邹衍体察民情的政治思想相吻合。
邹衍作为一个先秦人物，能提出“大九州学说”这样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学说是极其不易的。那么，邹衍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得出的大九州学说的呢？
王梦鸥在其著的《邹衍遗说考》上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是“以是阴阳五行来解释方舆”，“他的遗说本来于中央之外，是以‘四极’对应‘四时’”。因此原本中有五个州，“后来经过燕齐间的后继者，用八卦九宫之数来排列，”才成了九州。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推理，不一定符合实际。
个人认为，邹衍的大九州说应该与他当年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邹衍的主要活动范围是齐、燕两国。这两个国家近海。海洋，给了邹衍一种开放的眼光，一种对于海外世界的无限遐想。众所周知，近海的人更易接受外来新思想，也更有开拓的思维，这个世界的联系正是基于海洋人民对于海外事物的探索。而当时的临海人民对于海洋也有一些认识，近海人们已经和朝鲜、琉球等岛有所联系。故邹衍在这样的环境的影响下就既有可能想到海外的“九州”，而“大九州”的学说也就因此萌芽。
大九州学说对于后世的影响
1、邹衍的大九州说，对《山海经》的产生有直接影响。王梦鸥在他的著作《邹衍遗说考》上认为《山海经》是据邹衍大九州说的方式来编排的。因此认为《山海经》是邹子之徒承袭其大九（五）州学说而写成的。
一个土一个于念什么2、邹衍大九州说对后世世界观思想影响很大。后来许多学说都有邹衍思想的痕迹，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
3、大九州学说引发了徐福东渡。徐福徐巿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领三千童男童女东渡去寻求长生不老药就是受到邹衍大大九州学说影响。徐福，也是阴阳家。故其对邹衍的“大九州学说”很是推崇，这也就推动了徐福向海外发展。
4、正如“海外徒闻更九州”所说，李隆基也受到了方士的“海外九州”的影响，让方士去海外九州去寻已经仙逝的杨玉环。而阴阳家邹衍正是方士的先驱之一。方士的海外寻仙思想也是由“大九州学说”而形成的。
5、大九州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地理事业的发展，而航海业的兴盛更是与它息息相关。明代郑和下西洋就和当时人们相信大九州说关系密切。而后来中国的士大夫认识西方的七大洲也是把它当成邹衍的“九大州学说”来接受的。
总结
邹衍的大九州说的先进性在战国时代确是惊世骇俗的。王充也认为，邹衍“此言诡异，闻者惊骇。”但我认为，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是很有贡献的。他反映了我国战国时代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与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份。此学说的产生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当时已经有了与海外的往来，顾颉刚在《邹衍及其后继者的世界观》一文中就提到战国时期与朝鲜、日本等往来的的材料。这就自然容易引起人们对海外世界的遐想。就近处来说，观乎蛮夷与戎狄四裔之民，也可知“天下”并非唯炎黄子孙所居。因此邹衍的大九州说，绝非隅然。
虽然，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五大洲与其学说有一定出入，但邹衍能在先秦在中国大地就预测了世界之大，已经突破了当时世人的思想境界，具有很高的地理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进步。
所以我认为，邹衍的“九大州学说”是先秦古人的世界观的智慧的体现。中国居九州之一，表现了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而非整个天下。它的兴盛时期，也正是中国大地思维最为活跃的时期，先秦，汉，唐，宋，明初，这些时候无不是中国思想史的高潮。正是这种开阔的思想，中华才能处于世界之巅。但是，当封建时代后期，由于儒家思想的遏制，国人思维固步自封，闭关而锁国，自认为中华九州即为整个世界，天朝思想的形成，与其说是对异族文明的鄙视，更是中华文化的退步。
故大九州的思想是一种地理学说，更是一种古人对于修身治国的理念。“大九州”之“大”正是古人理性思想之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只有不断交流互补，世界才会进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思想永远只是文化小国才会形成的。不断开拓，不断探索，这正是国家、人类进步的首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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