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改革开放的窗口。历史论述题
深圳市改革开放的窗口。历史论述题
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深圳特区在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严重匮乏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的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之路。就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深圳特区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双重转型的缩影和代表性例证。深圳的成功实践为探索中国特自主创新道路作出了先行示范，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因此，解码深圳的创新基因，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近些年来，以原始档案和口述访谈为依据，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分析工具，着重从中央决策者、地方政府、科技创业者三个维度入手，对深圳高新科技产业发展的曲折历程进行系统考察和分析，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路径选择、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等因素，揭示深圳特区发展的独特性。本文将结合笔者八年来改革开放史口述访谈经历，就学术界广为探讨的“口述如何还原历史”这一问题，从如何处理五个关系的视角，具体谈谈对深圳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认识与建议。
第一，口述访谈中“问题意识”与“历史细节”的关系。就历史研究而言，史料的收集和细节的追问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口述访谈只停留在叙事层面，一味追求对史实细节的考证和对真实历史的还原，则容易导致受访者陷入就某个历史事件“侃大山”和“碎片化”的状态。笔者认为，问题意识是口述访谈的“内核”。访谈提纲的拟定应该遵循“问题预设宜细、价值预设宜宽”的原则，聚焦几个问题，深入挖掘相关历史细节和历史记忆。比如，
在进行深圳特区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史访谈时，口述访谈者一定要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与“硅谷模式”和“中关村模式”均有不同，深圳特区的高新科技产业是如何在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严重匮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市场主体在出现之后又经历了哪些碰撞与障碍？然后，在这一问题导引下，一步一步地通过与受访者的交流，更好呈现民间社会具体的实践逻辑，在展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力争接近历史的真实。
第二，口述访谈中“文献资料”与“口述访谈”的关系。由于口述访谈本身具有源于记忆、主观性较强、不够稳定等特点，因此，其在历史学界的合法地位还没有被完全认同。1981年，英国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在《历史学的性质》一书中写道：“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就改革开放史研究而言，需要重新评价口述访谈对于文献资料的多重意义和功用，包括搜寻、挖掘、阐释、解读等。具体说来，一是通过访谈当事人，可以更好地了解文献资料形成的历史背景、修改过程和执行反馈。二是通过访谈当事人特别是历史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可以更好地把握文献资料中阐述的重要内容、具体意图。三是通过访谈历史当事人，可以更便捷地知晓有哪些重要的历史档案，目前存放地点在哪里。四是通过访谈当事人，还可以收集到正规档案馆所没有的私人工作笔记、考察报告、回忆文章等。
第三，口述访谈中的“体网络记忆”与“个人记忆”的关系。目前的口述访谈史料之所以经常受到学术界的质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当事人基于选择记忆和自身认知而进行了有偏见的表达。为了尽可能规避个人记
忆的局限，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的历史，口述访谈最好的办法是，围绕一个历史事件或者一段历史过程，寻访和联系与此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历史见证人。以研究深圳高新科技产业发展为例，笔者一般会选取中央决策者、地方政府、科技工作者三种不同类型的历史当事人，通过口述访谈，构建体网络记忆和体网络认知，从多维互动的视角考察高新科技产业崛起的历史过程。口述史是历史的对话。这种对话不仅是采访人与口述人之间的一种历史对话，更应该形成以口述访谈人为枢纽的历史网络对话。即便对于有些问题的认识与判断正好相反，也非常有助于访谈人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第四，口述访谈中“历史记忆”与“历史思考”的关系。近年来，笔者在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口述访谈者一方面比较重视挖掘受访者的深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比较排斥口述受访者讲述自己对于历史事件的思考和观点。对此，我的观点是：好的口述访谈既要调动受访者的历史记忆，也要调动受访者历史思考，两者不可或缺。当然，这一观点并不适用于所有口述访谈，而是取决于受访人自己的学历程度与文化素养。就深圳特区高新科技产业崛起方面的历史研究来说，调动历史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政府官员还是科技创业者本身，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他们对于自己创造的“历史”一直有着自己的思考和解读。理想的口述访谈应该使得研究者与受访者同时变成历史认知主体，双方围绕访谈主题，不断地深入交流、互动参与。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校正双方原有的思维框架和认知内容，还可以促进口述者和研究者增加历史认知的视角及层次。
第五，口述访谈中“历史史料”与“历史在场感”的关系。我在具体访谈过程中经常发现，由于间隔较长和受访人记忆衰退的原因，许多历史当事人的讲述本身可能是混乱的，并不一定准确，它既包含着某些历史事实，也包含许多历史想象。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完全否认口述访谈的学术价值。口述访谈最独特的学术优势，不仅是获取第一手的鲜活历史资料，更在于获得历史的“在场感”。访谈者通过访谈，可以在受访人的带领下，身临其境地走进历史现场，尽可能体会过去那个时代当事人的思想、观念、情感、心理，以便更好地解释与研究这段历史。比如，笔者在访谈中国最早从事高新科技园区研究的赵文彦教授时发现，赵老师由于记忆力衰退的原因，对于其亲笔撰写的许多报告已经记忆模糊。但是，在访谈过程中，赵老师饱含热情地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春天”感召下如何求新思变的整体氛围。这为笔者研究改革开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在场感”。改革开放的性质
总之，历史研究的方法具有多样性，即吴承明曾言的“史无定法”。改革开放“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互动的变革路径和“体制外先行”的变革过程，必然要求历史研究者突破以往以文字档案为主要史料、以国家政治和杰出人物为叙事中心、以“自上而下”为观察视角的传统历史书写路径，更多地采用口述历史“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举的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如何更好地将口述方法引入改革开放史研究，更好地发挥口述史料形塑“历史真实”的重要作用，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的多重意义，是需要新一代历史学人不断探索的全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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