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人生》的自传性质
论路遥《人生》的自传性质
作者：钱娟 李孝阳
来源：《山东青年》2014年第09期
        摘要：
        路遥，用政治家的眼光审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转折，用文学家的笔触描绘社会底层普通人物的生存状况，把自己颇具时代彩的独特经历投射到小说人物身上，凝结为这部经典中篇小说《人生》。可以说，《人生》具有非常浓重的自传性质。
        关键词：人生；时代；爱情；自传
        路遥，在接受教育的青少年时期亲历了共和国历史上经济极其困难的日子，并曾满怀激情地投入过，参加工作以后又获得读大学的机会。他这段颇具时代彩的独特经历成了他创作的源头活水，并通过艺术性的转化凝结为小说人物的悲剧人生。可以说，路遥的小说《人生》是“一部关于爱情与人生的悲剧启示录”[1]。
        为了进一步理解作家创造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独特艺术世界，我们可以从历史时代与作家个人
之间复杂互动的双重视角出发来分析《人生》某种程度上的心灵自传性质。
        一、具备敏锐的时代意识和政治眼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时代之中，并参与这个时代的创造。文学家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文学的方式参与并塑造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世界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必然升华物和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立足一定时代，反映时代，另一方面又不囿于这个时代，总是或隐或显地展现出社会未来发展的端倪。文学艺术的这种现实性和超越性源于人的生存的现实维度与超越维度。人是一种双重存在物，既是现实的存在物，又是理想的存在物；人不满足于现实，总是处于追求理想的旅途中。从根本上说，文学即人学，文学彰显了人的超越性。
        《人生》即是这样，它凸显了时代精神，照亮了和体悟了这个时代。“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2]（P286）改革开放时代的大幕正在开启，身处于这场巨变之中的人们都感觉到了某些变化，但是大多数人都无法确切说出变在何处，变向何方。正如路遥所说，“作家不能深刻地理解生活，就不可能深刻地表现生活。”
        [3]（P402）作家必须关心政治了解社会，具备政治家的清醒意识，才能表现广阔的广大人民众实践。
年轻的作家敏锐地抓住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笔墨深深触及卷入时代浪潮的人们的神经。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随着十年浩劫结束，国家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农村改革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社会不再提倡“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社会正逐步恢复生机和活力，人们从中又看到了希望，年轻人的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性。那么，是否就是社会形势一片大好、前途一片光明？事实上，八十年代初期，政治压倒一切的时期刚刚结束不久，我国商品经济刚刚起步，经济社会处于变革的初期，各方面制度都还不健全。非农业工作岗位少，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官僚主义相当严重，对改革的抵制行动和观望心态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当时的城乡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阻止人们随意越界。《人生》中的高加林是越界者，他没有穿墙术，只有越界的豪情壮志，然而‘墙’是无情的，它不认豪情壮志，越界者一定要以头撞‘墙’，显示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进身决心。”
        [4]渴求知识、理性、进步，向往现代文明却以青春梦碎返乡告终，不能不说是时代的悲剧。作家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抓住时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探讨问题背后存在的机遇与挑战，把宏大的社会历史通过普通个体的情感与人生奋斗历程表现出来，促使读者思考社会，反思人生，关心青年和民族国家的未来。
        二、秉承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
        可以说，创作这部直面现实问题的小说，是需要政治勇气的。如果说，作家具备政治家的头脑，是作
品具有相当深度并获得成功的重要前提，那么，贯穿作品始终的作家的民本价值观，是作品诞生以来的持久吸引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原因。
        中国农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贡献极大，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然而建国后近三十年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据记载，1977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先后到芜湖、徽州、凤阳等地调研，后来曾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5]他对亲见亲闻的农民生活如此震惊，足以想见当时中国城乡存在巨大的社会鸿沟，也不难理解高加林为代表的中国农村亿万青少年追求科学知识、跳出农门、拥抱现代文明的欲望何以如此强烈。
        路遥是农民的儿子，他积极投身于广大普通劳动者的实践中，视自己为他们中的普遍一员，体悟他们的人生甘苦，表现他们的精神追求。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因为他深信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创造了世界和人们的美好生活，作家应自觉地去了解他们，注重向他们学习。他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众的精神需要。”[3]（P374）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的转型是整体性的历史变迁，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宏观层面和精神心理等微观层面。在迈向
现代化的道路上，无数普通人从农村走入城市，他们能否在城市生存，会面临怎样的发展难题？“高加林”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人生悲喜剧？他们在情感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会经历怎样的复杂变化？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延续了这样的思考。关注普通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表现普通劳动者婚恋、人生中的微小琐碎之事，发掘蕴藏在普通劳动者身上的精神力量，是作家创作的自觉追求。这种以民为本的价值追求是路遥一生创作的基调。当很多作家抛弃现实主义、开始醉心于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时，路遥仍然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坚守传统的创作方法，形成了自己面向普通青年的独特风格。作家高超的语言艺术，也是从农民那里学来的，非常富有表现力，吸引和感染着出生和成长于广大农村的青年一代。这种创作价值观和创作方法论被作家的艺术实践证明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遭受事业和生活的双重打击
        作家的第一部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往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作家的自传。
        改革开放的性质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人生》中高加林追求上进，不甘于命运的摆布，敢于向命运抗争，这与作家路遥不无关系。路遥的性格品质使得作品中的人物高加林也带上了作家的形象气质。路遥自小家里生活很苦，童年艰苦而单调。年轻时的路遥爱好文学，做着文学的梦，期间发表过一些稿件，在小城里具有相当的知名度。同时路遥也热衷政治运动，有着超乎同龄人的远大政治抱负，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显示出一定的
宣传和组织才能，这使得十八岁的他当选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路遥的初恋就发生在这一时期，他与外地来的一个知青恋爱了，然而这甜蜜的初恋很快就凋零了，女友把他甩掉了，原因就在于他身份的巨大变化：毫无征兆和没有经过任何程序，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职位就不存在了，他由干部变成了农民。女友是工人，而自己是农民一个，二人的身份地位差别巨大。农民和干部、农村人和城里人，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距离就像一道鸿沟，把人们之间的情感割断了，爱情的力量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那么的脆弱和单薄。路遥经历了初恋失败和人生失利的双重打击。从小说中不难看出，路遥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在小说中是时有浮现。“是生活开了他一个玩笑，还是他开了生活一个玩笑？他不得而知。正像巧珍认为她和高加林的关系是做了一场梦一样，他感觉他和黄亚萍的关系也是做了一场梦。一切都是毫无疑问的：他现在又成了农民，他和黄亚萍中间，也就自然又横上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和亚萍结婚，跟她到南京去……这一切马上变成了一个笑话！”[6]（P183）
        四、收获既甜蜜又苦涩的爱情
        在青涩的初恋结束、上大学前，路遥与来自北京的知青林达开始了交往，并收获了爱情的芬芳。林达是一个现代女青年，具有独立、自由、平等的现代观念。路遥与林达二人相识相恋长达八年，于一九七八年结了婚。这是成功，幸福？还是不幸？抑或二者兼有？路遥逝世后，有挚友回忆说：“在十多年的家庭生活
中，路遥和林达后来闹起矛盾，对此外界多有评论，特别在路遥去世后，一段时间林达在道德舆论上面临如山的压力。其实最接近他们夫妇的人，一般都保持沉默，两人都是强性子，路遥以生命作抵押投入文学创作，无论对于自身还是对于家庭都很难顾及，而林达也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让她放弃事业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个家庭妇女，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两强相遇，日常磕磕碰碰的事自然难免，其实早在路遥去世前十年，两人的矛盾就曾闹得厉害，甚至考虑过是否分手——这实在是他们性格的悲剧。”[7]（P267-277）实际上，这不单纯是二人之间的性格悲剧，更是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在小说中，高加林“究竟是选择土生土长的传统农村姑娘刘巧珍，还是选择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城市姑娘黄亚萍，这不仅是表面上的爱情选择，而实际上是人生道路与文化观念的选择。这是一种两难选择，理性上高加林倾向于现代城市姑娘黄亚萍，而在情感上他更留恋传统农村姑娘刘巧珍，由此带来了高加林内心中巨大的文化心理冲突。然而高加林的理性战胜了情感，他选择了黄亚萍，现代性诉求遮蔽了传统文化脐带。”[8]黄亚萍，人物形象丰满而细腻，加林作为农村小伙子，与这个让众多人只能仰视而不敢靠近的城市姑娘结识，在彼此接触中深刻地感觉和理解了她的思想情感，包括她的爱。二人婚恋故事的原型即源于他与北京知青林达的交往和结合。这正如《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与基蒂的婚恋几乎就是托尔斯泰与其妻子爱情生活的翻版，《人生》也具有明显的自传彩。
        [参考文献]
        [1]姜岚. 《人生》的魅力：悲剧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1）.
        [2]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路遥文集（二），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4]段建军. 肉身生存的历史展示 ——柳青、路遥、陈忠实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文学评论，2008，（1）.
        [5]田纪云.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5）
        [6]路遥文集（一），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李建军 编. 路遥十五年祭，新世界出版社，2007.
        [8]李遇春. 焦虑的踪迹——论路遥小说创作心理嬗变，文学评论，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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