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游戏理论与网络祈福仪式——以社交媒体上的“锦鲤奇观”为例_百...
网络传播
传播游戏理论与网络祈福仪式
——以社交媒体上的“锦鲤奇观”为例
◎凌思芸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000)
摘要：“人是游戏者。”游戏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始终是一个充满热情和生命力的话题，在日常的传播行为之中，
个体行为无处无时不在体现出游戏精神。本文从斯蒂芬森的传播游戏理论视角出发，以“作为游戏的传播”为理论框架，
选取“锦鲤祈福”为研究案例，探讨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个体网络祈福行为背后的游戏内涵。论文的核心问题是对于个
体的网络祈福行为的动力机制与社会心理探究，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的主观性游戏与社会交往中的会话互动两个维度出发，
探讨新媒介时代青年个体的游戏心理与生活情态。
关键词：社交媒体；网络祈福行为；传播游戏理论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３８６６（２０２１）２３－０１５５－０２
一、绪论
(一)研究背景
传统媒体时代，学者威廉·斯蒂芬森在《大众传播游戏理论》中将传播与游戏建立关联，将传播作为一种游戏来解读，认为传播的第一要义是“传播快乐”①。在网络媒体时代，互联网个人主义不断崛起，“传播作为游戏”的思想更具备了不断延伸和发展的语境。本研究关注到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网络祈福现象，并希望通过“作为游戏的传播”的理论视角，对该行为背后的社会心理动因进行阐述与分析。
(二)研究对象及案例概述：网络媒体时代的“锦鲤奇观”
本文研究的主体是社交媒体上的网络祈福行为，研究选取锦鲤符号作为具有吉祥意义的视觉符号案例，但不局限“锦鲤”的表现形式，应涵盖所有社交网络祈福行为中由锦鲤符号引申出的具备吉祥寓意的图片。研究将以社交媒体为中介的“锦鲤祈福”作为研究案例。网络祈福的公式化元素基本是以“图片+文字+表情符号”的模式呈现。个体通过在社交媒体转发锦鲤，用文字表达祈福的愿望或诉求，以视作吉祥物的图像作为沟通理想世界的媒介，并以表情符号对祈愿者的情感进一步勾勒。
二、理论基础
在大众传播的游戏理论中，斯蒂芬森通过游戏的视角来解读社会控制与个体选择性会聚的意义，该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层含义②：
首先，传播是一种游戏，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受众展开传播行为的本源是为了获得快乐并实现自我表达与取悦。其中，尤其强调了传播的非功利性与自我取悦性，即传播的第一要义就是为了“传播快乐”。其二，斯蒂芬森认为媒介为
人们营造了一个不同于真实世界的梦境，受众在生活中的媒介接触是一种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性游戏。其三，传播游戏包括会话、社交以及“选择性会聚”的互动交流形式。
聚焦当下，学者柯泽强调指出：“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骤然复活了人们的游戏心理。③”一方面，社交媒体上既有“强关系”的联系人，也有“弱关系”的联系人，如此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仅为“异向型人格”的“选择性会聚”提供了虚拟场所，也增加了游戏主体的游戏互动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原先由电视等传统媒体工业介入的传播游戏，如今是关于个体的“自我”的游戏。传播游戏理论会有怎样的延伸或改变？下文将深入探讨青年体如何通过转发锦鲤来完成游戏的建构。
三、从传播游戏理论的视角解读“锦鲤祈福”　
(一)个体的主观性游戏
１．“传播快乐”：“游戏人”的自我取悦
“锦鲤祈福”为个体创造的不是一种“约束”或“捆绑”，而是对于心灵的释放。作为一种“表达心愿的合适方式”，个体通过在社交媒体转发锦鲤并许愿，其过程是自发、自主、自由的个体主观行为，此中不包括宗教性的文化捆绑与强制约束力，而是个体对于开心、幸运的状态的自我实现。
２．与自我对话：个体的激励与反思
斯蒂芬森在讨论传播游戏的过程时，也将个体与自身的“想象性会话”作为其中的一个特别组成部分。这些“锦鲤祈福”行为引起的想象性会话起到了多方面的心理建设作用。一方面，这一行为在个体目标不够坚定、左右摇摆的时候是宣告“flag”设立的标志，以免除自身的逃避心理。另
收稿日期：2021-7-29
第　５　卷　总第　１４３期 155
传播力研究 RESEARCH ON TRANSMISSION COMPETENCE
一方面，它起到了困境中的激励作用，让受访者在感到能力上力不从心时，进行积极的自我暗示。享受过程性，而非强求结果。
３．个体日常生活中的“关键帧”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社交媒体上祈福，也是个体日常生活的一种转换。在社交媒体上祈福的个体，通过转发具有“锦鲤”意义的图片，并附上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即将面对的那些重要又紧张的时刻，比如升学、考研、到工作、获得恋情等等，这些在他人看来普通或普遍的事件，对于经历者则是不平凡的，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瓶颈期。因此，这些时刻在社交网络中的祈福仪式上，成为了对个体而言具有重大意义、证明生活阅历的关键节点，如同电影剪辑中的一个“关键帧”。
通过在社交网络标记人生中密密麻麻的“关键帧”，个体不仅是对亲密的朋友展示自己的境遇，也是对个体意义的标注和加深。社交媒体系统的时间轴记录，也帮助个体延续了有限的记忆，在事后更多地引发个体自我的情感与反思。
(二)游戏引发的社交互动
１．“互动仪式”中的跟风与共鸣
经典互动仪式理论中，在“物理共临场、共同焦点、情绪分享、体外成员的边界”四者的有机结合下，“情绪能量”不断在互动过程中被创造并且传递，构成了柯林斯所定义的“沟通仪式”④。而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互联网沟通逐渐打破了“物理共临场”的局限。网络沟通仪式中同样存在“情绪能量”的形成与传播，能够形成以互联网为中介的“社会—情绪关系”。“锦鲤”的符号作为社交网络中的一个行为标志，个体在网络祈福的过程中又受到了怎样的“情绪能量”的影响呢？
社交媒体上，不同个体间的社会互动感染了更多个体的情绪，将原本存在、但个体并未特别在意的“锦鲤祈福”赋予了更多
体认同的情感元素，因而引发了更多的跟风与共鸣，体现出体成员对于共同话题的维护与传播。受到这种感受的鼓舞，一种兴奋、幸运的情绪自然地在体间不断传递。
２．相同境遇者的“选择性会聚”
“物理共临场”的缺失使现实生活的联络人产生距离感，而由于社交媒体中个体对于自身的信息公开有限，我们无法像了解身边形影不离的人一样，去了解每一个联系人的近况。而在网络祈福的过程中，个体所身处的状态、即将面临的重要事件被有选择地公开，这也为社交网络中的相同境遇者提供了“选择性会聚”的机会。个体通过进一步的会话与
互动，满足了身份认同感，也起到了相互之间情感的维系。
四、结语
赛伯空间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可以自由寻精神依托与情感认同的虚拟地带。诚然，每一个个体都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媒介的不断更迭也越来越关注到每个渺小的个体本身。得益于社交媒体提供的空间，个体在网络世界开启一个理想化的“第二人生”，怀抱着各自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与期许，试图通过在网络媒体上进行自我表达与社交互动，以获得更好
的心理状态，从而通向自我的理想世界。正如网络祈福的过程中，没有现实的捆绑和束缚，传统民俗宗教文化观念在网络空间渐渐消解，而有关“追求快乐”“追求自我”“表达欲望”的个体观念则被不断传播开，“游戏”的精神也化作网络时代的一种普遍文化心态——对快乐的追求是极强大的传播动力。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传播游戏理论也难免身陷矛盾的局限性。当今时代中，在娱乐化的思维裹挟与消费主义的合谋之下，个体最原始的、纯粹的游戏基因在不断地遭受入侵。一方面，泛娱乐时代再次敲响了“娱乐至死”的警钟。当“你需要努力做的事情被转化成了你需要运气做的事情”。不可否认娱乐对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侵蚀。另一方面，即使是围绕个体愿望的祈福游戏，也随处可见消费主义的身影。在个体的转发游戏之中，各类粉丝消费、商家营销的案例更是屡见不鲜。个体未尝意识不到这种“合谋”，但仍然心甘情愿地陶醉于自己所热爱的事物。
在趋势之下，游戏的局限性暴露无遗。当我们最后回望传播与游戏的命题，面对“文化精神”的缺失与消费主义的崇拜弊端，不免还是要回到人的理性本身，把握游戏的限度。
①②William Stephenson,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7):3-90.
③柯泽.斯蒂芬逊传播游戏理论的思想史背景.新闻大学.2017.3:107-121.
④黄莹，王茂林.符号资本与情感能量：互动仪式链视角下网络直播互动分析[J].传媒,2017(8):80-83.
[1]William Stephenson. 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7:3-90.
[2]梁文道谈转发锦鲤：由大众文化元素发展出来的“虚构宗教”[EB/OL]. new.qq/omn/20181017/20181017A13HO8.html.
[3]梁坤.“锦鲤祈愿”与“日常迷信”——当代青年网络俗信的传播社会学考察[J].新闻研究导刊,2018,9(4):45-47+60.
[4]William Stephenson,The Play The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 1967:3-90, 转引自柯泽.斯蒂芬逊传播游戏理论的思想史背景.新闻大学,2017(3):107-121.
[5]柯泽.斯蒂芬逊传播游戏理论的思想史背景[J].新闻大学,2017(3):107-121.
做一个快乐的自己短句
[6]喻国明，景琦.传播游戏理论：智能化媒体时代的主导性实践范式[J].社会科学战线,2018(1):141-148+2.
156 传播力研究 ２０２１年２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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