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谏官制度及十大著名谏官续一
我国历代谏官制度及十大著名谏官（续一）
唐代的御史台官员不仅有弹劾官吏权，而且有言事谏诤权。究其实，唐代的谏官进谏和御史台言事谏诤是两个不同系统。唐代谏官隶属于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谏者，谏君者也，征声逐，斥谀奖忠，好利喜功，狎小人，耽逸豫，一有其几而必犯颜以诤；大臣不道，误国妨贤，导主贼民，而君偏任之，则直纠之而无隐。唐太宗甚至还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阁议事，有失辄谏，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很多敢于犯颜直谏的诤臣。唐代御史台官员属于中央监察机关，与谏官不是一个系统。御史台官员和谏官一样，都有言事谏诤权。但是，谏官进谏主要在于劝戒、匡救政府的违失，且多规讽于错误未犯之前；御史进谏，则措词尖锐，态度直率，往往谏诤于错误形成之后。唐代的御史既有监察权，又可以兼谏职，而谏官则惟有谏议权，不得兼察职。唐代对御史进谏很重视，因谏言而被擢为御史台官吏的不在少数。高祖武德元年(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以三事上谏，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高祖大悦并下诏:“……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认为敢
于直言极谏的人宜在御史台任职，并任命他为治书侍御史，兼赐帛三百匹。太宗时，御史台官员经常进谏。据《贞观政要》记载，仅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就多次上书直谏，并多为太宗所采纳。如马周上书曰:“理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要求太宗“妙选贤德”，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因谓侍臣曰:“刺史朕当自简择，县令诏京官五品以上各举一人。”高宗永徽初年(650年)，御史进谏效果相当不错。武则天时，御史进谏也常有，但效果好坏不一。武则天一方面任用酷吏进行罗织诬告，
打击反对派。另一方面也听取进谏。玄宗初期,
皇帝能够听取御史台官吏的规讽劝戒，故前期政治比较，经济也得到发展。玄宗后期，谏诤之路断绝，终酿成幸蜀之祸，导致了唐王朝的衰落。至懿宗时，基本上不见御史台言事谏诤的记载。御史台的言事谏诤，对于肃正唐代封建朝廷纲纪，规劝统治者励精图治，去奢从俭，纠正和防止百官的失职，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对唐代谏官制度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儒学和道隐两个方面。
作为中国政治文化思想的主导因素，儒家教育无论在人才培养上还是政治观念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儒家经典所阐发的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公理，成为政治家评判政治得失的武器。唐代早期重谏风气的形成，离不开唐太宗本人的虚心求谏，也在于他身边的一批明断是非、敢于谏诤的能臣，而这些能臣大都有赖于大儒学家王通的培养。王通的学术、社会、政治及伦理思想基本体现于《中说》之中，其精髓在于强调意识与政治实践的统一。在王通看来，为政得失重在用人得当与否，只有任用“谠言”之辈，才能减少君王为政之失，而只要君
男孩名子王虚心纳谏，臣子尽心进谏，就能及时克服弊政，达到政治清明。同时王通对忠臣进谏也提出了艺术要求，让言谏起到应有的效果。唐代初期的政治家，特别是魏徵等以谏诤著称的谏官，与王通之学有密切的关系。王通重实效的学术精神以及“知时”“通变”的实践理性适应了隋末唐初的社会现状，培养了
一批有学养、有胆识，能明事理断是非的政治干才。魏徵、房玄龄、陈叔达等人为唐代政治风气的
维c形成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唐代开国时，由于儒学与政治的天然联系，统治者特别崇奉儒学，重用儒士，兴办官学，整理儒经。“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这种崇儒活动产生了两个直接效果：促成了儒学经典的统一；将一批学养深厚的大儒推上了政治舞台。这些大儒们多拜御史台御史或谏官，他们对朝政的谏诤体现了谏官的政治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唐太宗“从谏如流，雅好儒术”，给儒士谏政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因此唐朝早期任谏官的儒士多能忠于职守，有谏臣之风，大儒们则通过规谏君王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经学家，他们是博学的，作为谏官，他们是无畏的。唐初的尚谏风气奠定了唐代经学家参与政治的基本方向。唐代的谏官持有浓厚的道隐情怀。道家“治国与治身同”的身国同构的政治道德，不仅标举了一种“无为”的生活艺术，而且也把治国之术简化为“无为”二字。唐代“政治伦理的核心问题是处理两种关系，确立两个标准。两种关系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两个标准指公与私、善与恶,”并且唐初已寻到协调这些关系的钥匙。《太平经》借宗教的外衣，将人间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神化。明确明君、良臣、顺民的天职与义务，促使他们“并力同心”，营建一个仁爱、公正、祥和的太平世界。由于道教与政治的特殊关系，唐代皇帝为了“重贞退之节，息贪竟之风”，免不了要有“招隐逸”的政治活动，隐士或道士被征召的频率很高。《隐逸传》有六位授谏官,《方伎传》中的学道者有两位授谏官，敢于和奸佞斗争成就了谏官们的品格。由于道隐之士不乐名利，因而他们在取舍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谏官的诤谏之气概源于此。
任天堂游戏
（四）宋及宋以后谏官制度
宋代也重视谏官，曾专门从“三省”中的门下省分出一个谏院与三省并行，以左右谏议大夫为长官，加上门下省的“给事中”，合称为“给谏”。另外，改唐时“补阙”为“司谏”，改“拾遗”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设“司谏”，表示专司谏诤之职；“正言”，表示向皇帝说正确的话，纠正皇帝的错误言论。正所谓“正言之为官，以谏救遗失”。司谏、正言都是很重要的专职谏官。王安石《上田正言书》谓正言者“不矜宠利，不惮诛责，一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国之症，蹇蹇一心，如对策时”。
宋专置谏院，并置谏官六人，以“司谏”、“正言”充任；另有许多以他官兼领者，谓之“知谏院”、“同知谏院”，带有加官性质，但也是很重要的谏官。司马光在迁起居舍人时，就是同知谏院，并有《谏院题名记》一篇。宋代谏官职权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无不可言者”，对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说：“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时。”
他官兼领谏官，是宋代谏官制度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谏官的性质发生了一些变化。唐宋以前，言官与察官是分立的。谏官司言，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吏，纠弹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谏官也不得纠弹。宋代初期，御史和谏官也分别职司，并不兼领职务，后谏院独立，权力扩大，并且规定谏官由皇帝亲擢，不得用宰相所荐举，谏官虽然可以谏诤皇帝，但也有纠绳宰相之责。据宋史载：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
人，三省至百司事有违失，谏官皆得谏正。宋神宗以后，谏职更加扩大，以两省给谏权，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给右谏议大夫权。宋神宗初年，规定他官可以兼领其谏官职务，并以知杂侍的御史邓绾为中丞，除谏议大夫。唐代重谏官，轻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谏官兼权，谏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职权，这样对皇帝的箴规阙失、规谏就削弱了。
另外，谏官与宰相，谏院与政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在汉代，谏官禹光禄勋隶属于宰相，谏议大夫当然是宰相的下属。唐代，谏官属门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属，总之是专门向皇帝谏诤过失的。唐制，皇帝朝见文武百官后，通常没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后，皇帝另和宰相从容讨论，这时旁人不得参加，而门下省的谏官们独在例外，他们可以随从宰相列席参加，而且规定要有谏官列席。宰相有时不便同皇帝直接讲的话，可以由这些“言者无罪”的谏官来讲。谏官讲的对固然好，讲的不对，也无妨大体，因为谏官的职责就是开口讲话，这样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冲突，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艺术，即君权、相权之间相互调节。这一关系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谏官，谏官又谏诤皇帝。但谏官职权扩大，御史兼领谏职以后，就形成了谏院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谏官往往不是纠绳天子，而是纠绳宰相。
当然这种制度也有积极的一面，如司马光在同知谏院时，以谏官之职，进行揭露奸邪佞妄，严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时，以谏官名义“三弹张尧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样，谏官的主要任务应是谏诤皇帝，监察政府有御史台。谏官对政府官员有监察
权以后，就形成了台官、谏官共同纠察政府官员，宰相再也不好借谏官之口向皇帝发表意见，谏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谏官、台官也渐渐不分，称呼也逐渐合流为“台谏”。王安石新政的失败，就与谏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关系。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废除谏院，正式以左右谏议大夫、左右司谏、左右正言分隶于门下、中书二省，专供谏职，不得越职言事。谏议大夫赵彦若侵御史论事，左转秘书监。
宋代著名谏官也很多，如司马光、欧阳修、范仲淹、王禹chēng、苏辙等。宋代的谏官也敢谏、善谏，谏疏有时多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如神宗时，张舜民做谏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时任伯雨做谏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曾有《灵乌赋》，“宁鸣而sǐ，不默而生”，是其谏官生涯的真实写照。
元代废门下省，谏议、司谏、正言也随之俱废，因而未设专职谏官。但御史却承宋制，得兼谏职。
明代亦无专职谏官，而由“给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谏职，流俗为“给谏”。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门遭雷击，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时弊：“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淟涊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
俸一年。袁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矛头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袁可立尖锐地指出时局之严峻：“西虏跳梁，播酋负固东海，倭患未熄，中原灾害频仍”，力谏皇帝“亲郊祀，勤朝讲，批章奏，录遗贤，明赏罚，化朋党”（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关于秋天的成语>氚怎么读清代言谏之官的建置大体如明代，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两班人马。康熙初年，撤销巡按御史，雍正开始又将给事中划隶都察院。凡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给事中、监察御史，都许风闻言事。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风俗善恶，皆能以耳目官的资格，尽量陈奏。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上谕：“凡事关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应兴应革，切实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条陈奏，直言无隐。”形式如此，事实上清代谏官等于虚设。
教师节的贺卡以上历代谏官制度的概述，可以看出，几乎自周及春秋战国以后，各朝于谏官设置均有重视，尤其以唐代谏官机构最为齐全完备。谏官制度是制约皇帝的制度，虽然其制约性极其有限，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而重要的历史现象。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