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的历史
我国原来没有拼音字母,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周有光先生称反切是“心中切削焊接法”;这两种注音方法,用起来都不方便;
唐代守温在分析汉语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基础上,制定了描述汉字语音的三十六字母,说明当时我国的语音分析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汉字来表示这些声母和韵母,因此,这样的字母没有进一步发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国部分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曾经使用“小经”文字,这种文字是一种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比唐代守温用汉字来表示声母和韵母又进了一步;共有36个字,其中4个字母是特有的,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用来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带有汉字的痕迹,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经“同时也为东乡、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西字奇迹原书已不容易到,据说,梵蒂冈图书馆尚有藏本;
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间,在广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编了一部中文字典,这是最早的汉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设计的拼音方案来拼写汉语的广东方言,实际上是一种方言教会罗马字;接着,在其他的方言区也设计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中厦门的“话音字”1850年开始传播,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万册读物,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大约还有十万人左右使用这样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传播,主要用来传教;
1867年,英国大使馆秘书威妥玛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语音官话课本语言自迩集,他设计了一套拼写法,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称,叫做“威妥玛式”;
1931年到1932年间,有两个外国传教士提出了“辣体汉字”,这是一种根据广韵设计的、以音节为单位的汉语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几乎都有不同的拼写法,拼写的是方言;
这些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方案,为以后的汉语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
汉语拼音的近代史
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梁启超在沈氏音书序中指出,“国恶乎强 民智斯图强,民恶乎智 尽天下之人而读书,而识字,斯民智矣”;沈学说：“欧洲列国之强,……有罗马之切音也;人易于读书,则易于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讲求富强”;卢戆章说：“以切音以识汉文,……全国皆能读书明理,国家何致贫穷 人民何致鱼肉 ”王照说：“列位啊,咱们个人都要点儿强吧,瞧瞧咱们中国都成什么样儿啦 ”“中国政府非注意下层教育不可,欲去下层教育的障碍,非制一种沟通语言的文字使言文合一不可”;
卢戆章1854-1928是我国第一个创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厦门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了他创制的“中国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变体来拼厦门音,声韵双拼,左右横写,声母在右,韵母在左,另加鼻音符号和声调符号,增加声母后还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认为,汉字“或者是当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难者”,而切音新字“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这样一来,“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卢戆章并不要求废除汉字,他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后来,他又编写了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和中国字母北京切音合订,用切音字来拼写官话;
继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之后,开始了延续20年的切音字运动;几乎每隔一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现,如吴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劳乃宣的增订合声简字等;这些切音字方案多数是声韵双拼式的汉字笔画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数只在小范围内传习,没有广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话字母和劳乃宣的合声简字推行较广;
王照1859-1933曾参加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启发开始拟定汉语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国,以“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官话合声字母,采用汉字笔画作为字母基础,声韵双拼,并且主张以北京话为标准官话;他说：“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自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他并不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有力读书,有暇读书者,仍以十年读汉文为佳”,“汉文俗话并行,互相补助,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设
立“官话字母义塾”,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狱,得到释放后全力推行他的官话字母,“十年之中,坚忍进行,传习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钦佩;
劳乃宣1842-1921是音韵学家,他积极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话字母的基础上补充方言字母,拟定了南京、苏州、福建、广东等访言的方案,统称“合声简字”;推广这种“合声简字”的成绩十分显著,“不识字之妇女村氓,一旦能阅读书报,能作函札,如盲者之忽而能视,其欣快几乎无可名状”;
切音字创制者的目的,虽然不想用它来代替汉字,但是他们希望切音字能够成为一种拼音文字,与汉字分工,并行使用;然而,他们的愿望没有实现;
在切音字运动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汉字部首作为拼音符号;1892年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都属于假名系;
② 速记系：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拼音符号;1896年到1897年两年间出版的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沈学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谱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速记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拼音符号;1906 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8年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等书中提出的方案都属于拉丁系;
汉语拼音方案包括几大部分1913年2月,读音统一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审定一切字的国音发音”和“采定字母”;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在这次会议上,审定了6500个汉字的读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确定了“标准国音”；拟定了一套注音字母,共39个,这套字母采用汉字笔画式,字母选自古代汉字,音节采用声母、韵母和声调的三拼制,对双拼的反切法进行了改进,其用途仅在于标注汉字读音,不作为拼音文字;这套注音字母后来减为37个声母12个,韵母13个,介母3个,比双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几乎减少了一半;
会议对于注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注音字母的作用是给汉字注音,不能与汉字并行使用;黎锦熙明确指出,注音字母的职能是“伺候汉字,偎傍汉字”;
注音字母通过之后,搁置了五年,才于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国各地陆续开办“国语传习所”和“暑期国语讲习所”,推广注音字母,全国小学的文言文课一律改为白话文课,小学教科书都在汉字的生字上用注音字母注音;北京还成立了注音字母书报社,印刷注音字母的普及读物,还办了注音字母报;从1920年到1958年,注音字母在我国使用了近40年的时间;这对于统一汉字读音、推广国语、普及拼音知识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层官员中有人觉得“注音字母”的名称不好,改称为“注音符号”,以强调这不是一种与汉字并行的文
字;
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高度评价了注音字母的作用;他说：“辛亥革命之后产生了注音字母,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过的拼音字母;注音字母对于识字教育和读音统一有过一定贡献;尽管今天看来,注音字母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作为各少数民族的共同基础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显然远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历史上的功绩,我们应该加以肯定;对于近四十年来的拼音字母运动,注音字母也起了开创的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于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四卷四期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的文章,提出了“废孔学”、“废汉字”的主张;他说：“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甚至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他提出：“废汉文之后”,“当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世界语”;
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激进的言论,而且把汉语和汉字混为一谈,分不清语言和文字的区别,在学术上是错误的,因而受到了陈独秀的批评;陈独秀指出,语言和文字“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绝不能混淆,所以,是“仅废中国文字乎 抑并废中国语言乎”还值得研究,因此他提出了“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书之”的意见;
这个意见得到了新青年同人的支持;钱玄同也接受陈独秀的意见,一同倡导国语罗马字,开始了国语罗马字运动;1923年,国语月刊出版了汉字改革专号,采用罗马字的呼声达到高潮,国语罗马字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钱玄同发表汉字革命的论文,否定汉字,说“处处都足以证明这为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所以汉字革命,改用拼音是绝对可能的事”,“惟有响响亮亮的说汉字应该革命如此,则汉字改革的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他不满足于注音字母,认为“汉字根本改革之根本改革”应该采用罗马字母;
黎锦熙发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提出“词儿连书”的问题,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的草稿”,使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用字母表示音节的声调,不造新字母,不加新符号,并提出了系统的词儿连写规则;
1923年8月,教育部召开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
1925年9月在北京的部分委员和一些语言学者自动组织“数人会”,提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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