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网络文学的故事内容或故事地图,曾是“玄幻满屏”,或仙侠或穿越,或霸道总裁或心机女,多异质生活、殊异现象的书写,但《逆行的不等式》[1]等一些近期的网络小说,在现实与想象的张力中,由欲至情,承载人性之光,彰显亲切力量;故事取材、事理逻辑具有了明显的现实主义向度。
《逆行的不等式》的故事世界,浸透着现实世界的善恶美丑,复刻着鲜明的现实生活烙印,可视为网络虚拟空间中“现实景况”的建构。故事具有“现场感”,所表达的青春记忆,以及道德人伦、情欲冲突、时尚风俗等,某种程度上都在映现现实中的生活故事。当然,对网络文学创作呈现出的“现实”,不能简单地以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传统现实主义法则评论之。在消费文化语境中,网络文
学的民间性、大众性及游戏性等,难以把具有灵魂深度的典型形象塑造作为其唯一写作主旨,也难以对人类生存背后的精神意义、历史逻辑等做深层挖掘。网络言情写作通常以大众审美趣味为引线,描述普通人内心的希望和梦想、困顿与舒爽,同时借助文化产业链条续接、播撒这种大众文化心理和美学精神。
在人物设置上,有别于一般言情小说中流行的“男强女弱”,抑或“女强男弱”的“大女主”模式,《逆行的不等式》的人物设置,为“女强男强”。女主“封静”,是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归来的女中医,不仅温柔明艳,而且学历高、业务精湛,回国支援家乡医疗建设,参与发展中医文化及中医药房、病房的建设等项目。她发起的针刺麻醉技术,解决了在环境恶劣地区
摘 要 “网络┼文学”,作为技术文化现象和富有人文内涵的重要文化力量,已带动起整个文学生态及人类日常生活景观的变迁。风晓樱寒(李宇静)作为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一位网络言情小说作者,坚守“讲故事”传统,并注重在话语层面对故事素材作出现实维度的重构和再创造。其《逆行的不等式》《沉睡的方程式》等系列作品,可读性强,受众广泛,为音频文化、广播剧产业的重要资源。作者有意识地在网络言情小说这一类型领域进行新开掘和文化挪移,在人类整体结构中来观照两性人生。在写作向度上表达出对知识话语、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承接了书写中国故事时代命题的内容势能。关键词 网络言情小说;讲故事;现实向度;文化挪移
网络言情小说的现实向度与文化挪移
——以风晓樱寒《逆行的不等式》为中心
王怡萱 胡玉伟
[1]风晓樱寒:《逆行的不等式》,晋江文学城,www.
jjwxc。相关引文均出自此处,不再一一标注。
开展麻醉的难题。她扎实的针刺麻醉技术,为临床推广提供了许多借鉴和经验。在时代风云和医疗行业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封静主动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完善和超越,作为工作着的、创造着的女性形象,突显了当代女性自立、自强和自为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新时代职业女性的智慧和才干。我们看到,作者开篇就将她置于遭遇突发事件的危急情境之中:在
归国航班上,乘客埃卡·尼尼克突发疾病,封静挺身而出,对其进行急救,却在他身上发现了疑似的物体。凭借自身的专业精神和能力,封静挽救了全机人的性命。在接续的叙述中,在时代的光与暗中,封静的事业和生活有坎坷、有顺祥。她无私且从容,坚毅而不激进,将个人理想与家国情怀共融;多次在紧急时刻,仁心妙手,通过施针止血等方式,救助了无数宝贵的生命。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更新,对男权思想影响下女性依附形象的改写,表达了女性希冀与男性在社会结构及情感关系中处于平等位置的诉求,体现出写作者的女性主体意识及走向更为开阔的对女性成长和女性人生的思考。
不难发现,《逆行的不等式》塑造的其他女性,也都怀有对事业梦想的追求精神。封静的闺蜜麦颖诗,作为制片人,能力出众,性格果断豪爽、爱憎分明,是一位事业型的女强人。封静的同学杨沛沛,最终对男主秦峥的父亲被诬陷真相的揭示,反映了她勇敢果决的一面。觉醒的女性不再将希望寄托于男性的恩宠,她们选择了无所要求的自我救赎。这是社会机制和性别权利运转的一种结果。作品通过展现女性体内部精神景况的差异和共性,呼唤着女性精神的觉醒和对健康生命状态的守护。
网络言情小说,是网络文学中很重要的一个类型。爱情是人类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对爱情绝对免疫。她们那来自生命外部和内部的紧张、敏感与苦闷,是一种灵魂之痛,也是女性身心的自然吁求。面对妈妈的不断催婚和善意,封静尽力平衡着理智与情感,承载着无处释放的婚恋压力,但在内心深处始终执着于对真爱的渴求与期盼,表现出努力坚持的韧劲。封静回到家乡江城后,意外跟旧相识、已经成为优秀排爆警察的秦峥重逢。钟情、孤绝,痞帅、冷傲,隐忍、凌厉,担当、勇毅,秦峥是一个多面向的复杂男性形象。面对一段曾经出现裂痕的爱情和再次相遇
的现实人生考验,两人有试探、有猜忌、有争执等种种反应,但依旧对彼此存有爱恋的心绪、亲密的情愫。
封静伸手搭脉,指尖触碰到手腕的那刻,秦峥身体明显一僵,而后才渐渐放松。
封静没理会,也像毫无察觉,仔细给他把脉。
小说的语言较好地做到了回旋有度、分寸自如,写出了两性暧昧的、纠缠的诱惑力。真正的爱,或许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表达和经历的爱,可以是困难的和具有挑战性的,但也是一个人成长的时刻。在彼此跌跌撞撞、兜兜转转之间,在数度逆行顺行及偶一转身之际,在历经一次次的电光火石、患难与共时刻,在体验了饱含着忧伤、酸痛、疲惫、不安和浪漫之爱等种种复杂人生况味之后,两人逐渐解开心结,冰释前嫌,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通向人生幸福的方向。
作为逆行的勇者,他们总在路上,用自己的生命去护佑生命,他们的“故事”远未结束。经历真正的爱情的女人和男人,生命会因此丰富充盈起来。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曾以“纯粹关系”来表述这种亲密关系和幸福的感觉,提出两性之间是一种伙伴式的、对等的合作关系。值得肯定的是,风晓樱寒没有把女性问题仅仅理解为女性的问题,而是在与男
性对等的人类整体结构中来把握两性人生,解绑女性与家庭,来抵达对人、对真爱的更为全面的理解和言说。《逆行的不等式》有意规避了网络小说俊男靓女多人相互纠缠的婚外恋、三角恋等畸形婚恋模式,重启了一对一的恋爱故事模式。两性真爱文本的写作,完美的性别角与爱情样态,寄寓着作者对于现代都市生活中双性和谐的追求和美满婚恋模式的求解,亦在网络时空娱乐消遣中折射出大众的情爱想象、婚恋伦理,以及时代的精神景观和文化风习。
二
由日常的现实生活语境向文本语境转换,创造出独特话语是写作活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如果说网络写作的无规则形态和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可以为书写现实提供一条便捷的途径,就网络小说创作而言,文体规则的基本规定性仍旧是话语实践中不可能不考虑的问题。网络文学的创作不仅需要有一定的叙述动力,也需要有一定的叙述魅力以保证创作活动的圆满完成。
有别于无故事内容可言的某些纯文字“游戏”书写,风晓樱寒能坚守“讲故事”这一小说叙事传统,并注重在话语层面上对故事素材作出改写或重构。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讲故事,听故事,写故事,读故事,作为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一种行为和话语实践活动,是人类在一逝不返的时间性进程中建构意义的重要方式。网络小说,兼具网络媒介社会化产物的性质和审美创造的性质,其“文学性”有赖于它的“故事讲述”,需要写作者努力把故事讲好。故事是介入社会生活构架文本的基本手段。“生活自身虽然并不直接‘讲’故事,但的确在提供着各种能被小说家用来创造成为‘故事’的素材。”[1]故事性是小说文本形态的价值规定。尊重故事的独立性实际上也就承认了生活经验的首要性。这也体现了对小说与社会生活关系的重视和体察。“故事”在网络小说创作中虽然具有核心意义。故事的创构必须在一种“叙事性”的处境中才能够完成。网络写作要求作者必须具备强大的思想能量和高超的叙事技巧,需要在虚拟的时空里拓开现实生活的边界和多维审美向度,以吸引和征服读者大众。
出版言情小说互联网的普及推动更多从女性经验出发的创作呈现繁荣景象,而且性别视角通常是一种不约而同的选择。叙述话语中性
别经验经常直接介入,其笔下既有传统女性话题的选择性延伸,又不乏具有创造性意义的现代女性生存话题的适应性生长。不同于侧重亲历性、私人性等女性自传体方式的写作,《逆行的不等式》是“我”看世界,是关于“他人”的故事,体现出超越性别规约的努力。作者试图修正曾过度张扬的性别差异与性别对抗。写作视角的相对客观化,既避免了性别的自限,使作品突破女性叙事的局限,也使叙述空间更为灵活舒展。其笔下的故事场域是多向的,城市、乡村,医院、商场,娱乐圈、街道小巷,等等。大量生动又鲜活的感性材料,内蕴着感悟生活的力量,使日常性的现实话题在文本中生成和映现。
《逆行的不等式》的结构模式可以概括为双线并进、交替叙述。这也是小说写作惯常使用的一种叙事手段,不仅突破了故事或故事线索的单一性,而且冲击着小说的惯常线性叙述时间,实现了故事时空上的切割或转换。这是为了有效地突破叙事直线的、直白的方式,实践多元的、开放式的话语机制,也是试图打破传统男性文本的构写法则。在对现实生活场景的呈示和对逝去的青春记忆的钩沉中,在当下
[1]徐岱:《小说形态学》,杭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1页。
生存与往昔岁月的交织穿插中,作者绘制出双重结构的故事图谱。同时通过对经验和事件的杂取、挪用、转换和再造,以及对倒叙、滑动、跳跃、回旋、中断、悬念、细节等各种话语技巧的积极实践,形成呼应的效果,使作品产生了丰富的叙事张力,而不是浓缩式的梗概。作品由此也形成了由凌厉、轻甜逐渐转向悬疑之彩,不断激活读者的审美感受力,同时也使读者在多重网络关系中洞察和体悟种种现实问题。这种交替叙述,在现实性材料与自由想象之间寻求话语互融,给读者以景观叙事之感。
为拓展故事讲述的生成空间,作者通常会在行文过程中设置一些障碍,使得本来可以正常发展的事件或感情受挫。例如,对男女主人公的爱情造成阻碍的一定数量的配角的安排。《逆行的不等式》的配角之一唐意娜(原名唐芊),性格娇纵蛮横,心机叵测。因为喜欢男主秦峥,但被拒绝,于是制造医闹事件,致使秦峥遭受家庭悲剧。唐意娜执迷于用金钱、权势、地位等来证实自身的存在和价值,但最终自食恶果,被揭发入狱。总体观之,唐意娜是作品对人性自私、嫉妒、阴暗、贪婪等丑恶一面进行揭示和批判的符号载体。立足于现实关怀,作者关注的已不是作为“性”的女性,而是作为“人”的女性,把女性的性别体认与情感想象、精神建构、价值追求结合起来,进而去洞悉社会问题、时代征象。小说并非仅仅是一种反映现实的意识形态,也是表现人类精神复杂存在的一种“生命形态”。这种意识在故事讲述中的觉悟,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浸润当代彩的焦虑意识、苦难意识、悲悯意识、批判意识等,无疑给文本的话语意蕴增加了充溢感。
沃尔夫冈·凯塞尔认为:“文学的体裁和结构其实都是文学语言特定的组织方式。各种组织方式的形成是基于对文学表现内容和表现功能的需要。”[1]的确,故事文本最直接呈示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遣词造句及其叙述语汇。较之传统文学语言的字斟句酌,网络文学创作开放共享,在词汇语句的择用乃至谋篇布局等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具有自由性、随意性和世俗化的特点。《逆行的不等式》中的语汇运用、句式选择及小说修辞等,多有平时耳熟能详的日常语、习惯用语等。其话语方式少有奇崛,蕴含着对平凡生命的体味,是社会普通民众本生活的再现。作者没有被诸如数字词语、汉英组合、图形符号等杂语共生式的网络文学语言所裹挟,语词直接、讲究实际,叙述踏实。这种文本效应来自于语词使用的不刻意雕琢,对“普通话语”的朴实、自然效果的追求。当然,网络小说具有自身独特的话语机制。叙述话语直接影响或引导着读者对故事价值的认知和理解。《逆行的不等式》多以角之间对话、交流式的语体推进故事情节发展,压缩
或省略肖像、动作、心理、环境描写等。直接叙述、短章短句的对话形式,可以给予“读屏”环境下读者感受和读解文本信息的及时性、意念上的现场感,便于娱乐或消遣,也契合当代生活本身快节奏的“点击—呈现”式要求。同时,作者在设置角之间的对话场景、对话内容时,能在日常语境中挖掘丰富含义,人物语言具有接纳性和包容性,由此引发读者对人物命运和人物关系的思考。
三
通常,好故事取决于艺术的真实感、人物的光环效应、情节的传奇性,以及情境代入感、共情度等。而知识关联可以说是好故事的基础性、关键性的生产资料。作为体媒介现实的
[1]〔瑞士〕沃尔夫冈·凯塞尔:《语言的艺术作品》,陈铨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网络文学,如何盘活其书写中的知识景观,使其带有思维乐趣或更鲜明独特的创意素质,这也是当下网络文学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实践的问题。《逆行的不等式》的故事创意吸纳了知识元素,其中涉及的专门知识和经验对作品思想意蕴的表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故事里涉及的防爆、排爆专业知识、拆弹方法、中医麻醉、药方知识,等等,不仅赋予了男女主人公具有现实感又自带光芒的身份特征,也为读者提供了新奇的职业体验。比如封静耐心给患者做的解释:
补汤虽好,但是要对症下汤才会达到滋补的效果。您是痰湿体质,不适合过于进补。我打个比方,就好像您身体里有一团火,补汤就像是油,灌进身体里,这不是火上加油,烧得更旺吗?
网络小说的知识话语,无疑会受到网络媒介“注意力经济”之特质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作者自身的思想境界、文化修养和人生修为。“某些抽象的、脱离实在具象词汇表明了人类精神的飞翔高度。‘永恒’‘理想’‘幸福’‘零’——这些感官经验无法证实的词汇承担了人类精神结构的一系列重要关节。语言从铢两悉称的实物命名进入形而上的抽象,这是一个巨大的超越。许多时候,文学实验之所以会不断启开语言的潜能,恰恰是试图延伸人类精神的地平线。”[1]《逆行的不等式》的故事选题或许并不是独创,但作者能有意识地在这一故事类型领域进行新的开掘和重构,表达对知识话语、历史文化的自觉认识,拓展了网络言情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和现实主义的新视野。“叙事有能力对社会的态度和信仰进行戏剧化并给予具体形式,并且帮助人们到生活的意义。因此,叙事就是社会向其成员传达生活中一些重要事情的方式;叙事远不止是简单的娱乐而己。”[2]网络小说叙事自有其自身的价值担当和人文底。作者在回望传统文化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机融入故事创作,承接了书写中国故事时代命题的内容势能。这一有意义的探索和话语实践,也积极回应了新世纪以来对提升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期待。
网络文学现实主义写作,是当下网络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一个具有时代性和中国性的热烈的“话语场”,其核心是面向现实与自由想象的两难推理。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正反两个方面,都会潜藏着某种危机。网络写作者在参与现实和介入实践中,需要有“度”地把握及超越现实的可能性认知;忌理念过强,以防失去网络文学自身的本和特。这需要包括风晓樱寒在内的诸多网络文学作者,用心用情用力以走向真正的突破。
【作者简介】
王怡萱:上海体育大学硕士生。
胡玉伟: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任 艳)[1]南帆:《游荡网络的文学》,《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
[2]〔美〕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姚媛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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