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雅俗交互现象
第10卷第5期Vol.10,No.5长安学刊
Changan Xue Kan
2019年8月
Aug.,2019
浅析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雅俗交互现象
张倩茹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西安710117）
摘要：本文论述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过程的雅俗交互现象。文章从两个大的方面展开分析，分别是时期与状态。从时期来看，由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时期来阐释雅俗交互的时期，分别是晩晴至五四前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另一方面，从雅俗交互所产生的小说形式来分类，分别是通俗小说的雅化、严肃小说的俗化以及雅俗共赏的小说新形式。本文从雅俗交流互动这一方面入手，来分析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问题与复杂性。
关键词：中国小说；通俗小说；严肃小说；雅俗共赏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9）05-127-04
引言
中国小说由古代发展到现代，在自身的裂变与阵痛中，分裂出复杂的形态。中国国门的打开，封建制度的瓦解，现代经济教育体制的逐步建立，市民阶层的产生，孕育了中国现代小说的雏形。历史的车轮带动着中国接入世界轨道，新文学的诞生，又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版图增添砖瓦。新文学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心，独占着教科书与学术界的鳌头。但揭开历史的面纱，我们发现新文学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其影响远不如他们心目中的张恨水、张爱玲等人。“历来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小说的研究，大都是将中国现代高雅小说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置于绝对对立的两极中，常常忽略对于通俗小说的研究，更缺乏对于他们之间互动关系的观照，这就使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往往将通俗小说排除在外。”因此，对于通俗小说的研究还有待继续深入。研究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交流互动现象，既可以看清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全貌，还可以整合出通俗小说自身的演变，这与我们研究严肃小说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小说雅俗交互的三个时期
（一）萌芽—
—晩清至五四前期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里，小说的发展引人注目：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明末晚晴，已经逐步衍化出配合市民经济的通
俗小说样式，但依旧未摆脱古代小说思想内容形式的影响。进入近代后，封建制度的逐步被瓦解，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现代社会分工在文学创作队伍方面率先实现，配合报刊、书籍等现代化出版业的发展，大批作家和职业撰稿人出现。此时，严肃小说创作正在崛起。小说界革命使得小说创作观念开始变革：从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开始，旧有小说观开始逐渐瓦解；梁启超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为“不可思议之功”;1908年徐念慈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强调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在此类严肃小说的创作上，曾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狮子吼》等。此时还是问题小说的滥觞期，出现了妇女题材的小说，如《黄绣球》、《女权》。另外，林紆等人的翻译小说，也带动着此时期的小说创作，对当时及以后的作家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吸取了西方先进的写实手法，却又传承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它另新文学初创者记忆深刻，也深远地影响了民初的鸳鸯蝴蝶派。
作者简介：张倩茹，女，山西吕梁人,1994年出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要作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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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通俗小说的勃兴，是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开始的。“《海上花列传》是中国文学古今转型的一个鲜明的标志……作为通俗小说的优秀代表作，比精英文学早四分之一世纪就悄悄地为中国文学开拓着新垦地。”它是一部现代意义上的通俗小说，拥有自身独特的美学特和众多的突破,“从题材选择、人物设置、语言运用、艺术技巧乃至发行渠道，都
显示了它的原创性才能，也说明了中国文学即使没有外国文学思潮的助力，也会走上现代化之路。”《海上花列传》拉开了近代通俗小说的序幕。鸳鸯蝴蝶派则是接下来漫长的通俗小说史河流中最重要的一条支流。“鸳鸯蝴蝶派是清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十里洋场的产物，以迎合有闲阶级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为目的的都市文学”。它是新文学登上文坛之前中国文学的创作主体，这股潮流持续时间较长，产生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但现实历史问题使其在新文学站稳脚跟后，几乎被逐出官方文坛，沦落在民众街巷之间。鸳鸯蝴蝶派强调文学的休闲性和趣味性，过度重视文学的消遣功能，以至于流向媚俗。
清末民初，还充斥着其他一些通俗小说的身影。由《海上花列传》开启的狭邪小说：专写妓家故事，也称“冶游小说”，代表作品有孙玉声《海上繁花梦》、张春帆《九尾龟》。第二类是言情小说，最早有吴研人的《恨海》、《劫余灰》、《情变》。民初，言情小说发展为四类，一是 《红楼梦》的余绪继续蔓延，例如陈蝶仙《泪珠缘》；二是怨情小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三是痴情小说，代表作吴双热的《孽冤镜》；四是哀情小说，作品有周瘦鹃的《留声机片》，苏曼殊《断鸿零雁记》。第三类是社会小说，此类小说多讽刺现实，揭露阴暗，其中最著名的有官场谴责小说，刘鹑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在当时最为畅销。后期谴责小说开始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世情小说，代表作为李涵秋《广陵潮》，另一个是黑幕小说，代表作为朱瘦菊《歇浦潮》。此时期，新文学尚处于萌芽阶段，处于黎明前的暗夜。封建的余绪、大时代的背景、积重的历史原因，使此时的通俗小说在一个畸形不健康的社会里蓬勃发展着，难免带来许多弊端。
（二）对峙—
—20年代至30年代初
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文学革命，新文学登上历史舞台，迅速建立起自己的阵营，以不可抵挡之势占领文坛。文学革命以论战的方式拉开序幕，几番大的关于通俗小说的论争过后，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几乎被逐出了文坛。从此，文学的社会作用被空前重视，消遣与娱乐被打压至地下。“现代高雅小说与文学的崛起，吸引了部分较有时代感的知识分子，从而使这些人对通俗小说开始淡漠和厌弃。”1917年起，高雅文学界对通俗小说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刘半农“不认为今日流行之红男绿女之小说为文学”；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旬刊》表示：“反抗以文字为游・128・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批判了通俗小说消闲卖笑式的媚俗化写作，强调小说严肃的社会教化功能；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则直接将矛头指向了通俗小说作者们的低级趣味和人格品质上郭沫若在《致西谛先 生的信》中指称鸳鸯蝴蝶派作家为“流氓的文人”；成仿吾在《歧路》中斥责鸳鸯蝴蝶派“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五四新文学中的高雅小说，“以严肃的政治立场、崇高的新民使命、庄重的人生意义追求，赋予新文学小说'雅’之新颖，与鸳鸯蝴蝶派小说讲究游戏的、消遣的、娱乐的’俗’性特征产生难解的矛盾。”
五四时期的高雅小说，主要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尽管这些小说采用现代白话写成，但其传播的思想内涵却去大众甚远。五四高雅小说“集中于人生问 题探索、个性意识张扬、社会改造与民族独立意识的倡导等领域”，“它以沉思睿智甚至悲剧型的品格引导人们对现存文化历史及现实人生进行反思、自省和改革，使之沿着现代化、历史化、人性化方向发展。”五四时期，社团林立，报刊杂志层出不穷，骨干人物构成流派或团体的代表作家。他们追求艺术上的超越，各式独立的文学主张被提出，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坛面貌。从创作主体来看，五四高雅小说代表的是部分精英的文化意
识，这些作家们大都是留学海外的学生、大学毕业生、大学教师等，他们“在中断传统的入仕之途以后，被抛离了社会政治权力的中心，且始终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保持一定间距，同时又与大众社会相分离。因此，他们事实上是一具有文化先锋性质的新的社会'边缘人’”。这些作家难免会有为艺术不顾一切的狂热，和未被外界现实被打磨的稚嫩。因此高雅小说出现不断追求陌生化的现象，致使其发展向过于自信自恋以至于曲高和寡。
五四时期的通俗小说，不同于清末民初的旧派小说，它比起五四前“醉心于香艳的四六骈丽和古雅史汉笔法”的“鸳蝴派”稍显艺术性。它以程小青、蔡东藩、不肖生及张恨水为代表，受到了市民大众的青睐。五四时期通俗小说的作者，往往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和良好的教育培养，他们为市民中的中下层民众提供服务，主要任务是消遣娱乐。传播媒介以《礼拜六》、《小说画报》、《申报》副刊《自由谈》、《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为代表，这些发表通俗小说的杂志报刊通常为文化商人创办，依附于书局或其他出版部门，并被视为一种“摇钱树”，例如中华图书馆的《礼拜六》、世界书局的《快活》、大东书局的《紫兰花片》等，为追求经济利益，这些杂志报刊将出版物做到了娱乐最大化、利益最大化，一味地迎合读者和市场的趣味。
（三）交融—
—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到30年代，对现代通俗小说的批判已缓和了许多。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40年代，雅俗小说已经处于一种交融衍生状态，这使双方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陈平原认为：“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对峙与调适，无疑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一种颇为重要的动力。”30年代的严肃小说，出现了几位集大成者：茅盾的社会剖析小说，以全景式的小说布局，科学精确的对应描写，成为左翼小说创作的重镇；老舍的幽默悲悯的世态描写，以口语化的笔调，带感情的笔触，描述了老北平底层穷苦大众的悲欢离合，成为严肃小说里的通俗化代表；巴金的青春式的激情写作，描述着受五四狂潮席卷的青年男女们；沈从文的边城牧歌式的吟唱，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成为一枚永世流传的艺术瑰宝。另外的作家体，也在严肃小说领域取得了蜚人的成果，如左翼青年作家、东北作家、新感觉派等。以上严肃小说的创作，依然保持着五四时期的高艺术水准，但与五四时期激烈地批判通俗小说的态度已有不同，作家们开始意识到唯艺术上的缺陷，也意识到了通俗小说的可取之处。之后左翼文学的抬头，严肃小说迫切地需要将概念和理论传播给普罗大众，因此救民救国的目标也使严肃小说走向了通俗化道路。
30年代中后期，现代通俗小说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1936年10月，以鲁迅、郭沫若领衔的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士共20人，共同签署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以此为标志，通俗文学为新文学界所接纳，并获得高度评价。在民族灾难面前，无分派别和文学主张，通俗小说也加入了家国济世情怀，试图改变自身惟娱乐是图的局限，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其中以张恨水的创作最具代表性。30年代通俗文学最繁荣的两个城市为天津和上海。市场的影响，在当时形成看作家中心制，出现了一批名作家引领创作的潮流。代表作家作品有：社会言情小说代表张恨水《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现代武侠小说代表向恺然《江湖奇侠传》、李寿民《蜀山剑侠传》、王度庐“鹤一铁”系列以及侦探小说代表程小青《霍桑探案》。
40年代，中国本土被不同势力侵占，中国文坛粗略分为国统区与解放区。解放区一直以文艺大众化的要求来进行创作，尤其在延安文艺整风后，作家创作的主体成为农民，文艺形式愈加趋于通俗化，艺术气质浓厚的作品几乎不再被认可。代表为赵树理的新评书体小说，马烽、西戎、孔厥、袁静等的新英雄传奇类小说。40年代的国统区，严肃小说方面,30年代写出优秀作品的作家依旧产出颇丰：左翼作家中的张天翼、沙汀;30年代的大家老舍、巴金；独特的漂泊者小说三极一一路翎、钱钟书、冯至。这些作家保持了一贯的艺术水准甚至还有超越，贡献了严肃小说创作的另一高峰。在通俗小说方面，几位重要作家的创作，使通俗小说真正进入了一个雅俗共赏的新时代，张爱玲、徐訐、无名氏、苏青等人的创作，使人很难明确区别开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界限。其中，张爱玲的创作是雅俗融合的完美典范。
二、现代小说雅俗交互的三种状态
现代小说创作中，雅俗的对话始终是一条贯穿的红线。小说的创作不论是从雅的方面，还是俗的方面，其实都不能一刀两断。社会现实发展的复杂性、文学自身 的艺术规律，都使小说创作中的雅俗问题变得不再单纯。由最初的萌芽状态，到所谓的对峙以及后来的交融，雅俗小说不断地在互相影响和交流。现代小说的雅俗交互现象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严肃小说的俗化
清末民初的严肃小说抱着启蒙的目的，在创作中不断地寻求大众能被渲染的方式，"小说进驻文坛主流地位的进路中，借鉴和吸取了诗文等传统文学话语的某些因子，擅长议论、富于抒情与说理”，严肃小说在保有传统文章的艺术性外，启发民智、震醒大众更使其向着通俗化靠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论小说与治之关系》等文章将小说的社会价值夸
大，引导小说创作要向大众化迈进。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关注社会弊病、民众疾苦的作品。另外，“报章体”的盛行，也凸显出严肃小说的通俗化倾向。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高雅文学迅速占领主流地位，新文学界对于通俗小说进行猛烈的批评，然而 新文学本身代表的为人生的启蒙目的，和晚清小说一样，面临着“化大众”与“大众化”的矛盾冲突。尤其到了左翼文学的抬头，无产阶级文艺的宣传更需要大众化的加持，例如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普罗小说，描写现实革命斗争题材，着力表现劳苦大众的痛苦生活。20至30年代的严肃小说不断地走向通俗化：左联的成立，将文 艺大众化作为中心任务，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设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文协”的成立，提出了作家要“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俗文学的要素开始融进现代严肃小说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其中解放区文艺最具代表性的赵树理的创作，而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提出的文艺为大众也成为解放区文艺创作的一条纲领。在国统区，严肃小说的俗化主要表现在老舍的创作中。出版言情小说
（二）通俗小说的雅化
晚清通俗小说发展繁盛，但也乱象丛生。清末的中国社会动荡，出现了以写字谋生的人员，因此逐利和趋时使得通俗小说创作走向另一种极端。“小说的有利可图给文人以抚慰心灵的和价值实现的另一空间……小说销量和读者趣味的无形指挥，致使相当一部分小说家放弃了苦心经营的传统创作模式，粗制滥造、无暇修改，甚至不惜以窥探私情的媚俗手段来迎合公众。”但在此乱象外，市民意识的觉醒，另部分通俗小说家开始关注社会层面，体现出社会意识担当，书写着平民悲欢，揭露着现实无情。清末通俗小说同样闪现着现代性意识觉醒的光芒，如《老残游记》、《海上花列传》、《玉梨魂》等作品。另外，林紆为代表的翻译小说家，在追求故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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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读性的同时，一直不放弃对古雅的坚持，体现出其可贵的艺术追求。
现代通俗小说发展到20至30年代，开始走向雅文学。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包天笑、周瘦鹃等通俗小说家也被邀请参与，张恨水被推举为理事。这是雅俗小说发展进程中一件划时代的大事。通俗小说走向雅化的重要代表是张恨水。他在20至30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无疑显示了通俗小说的高艺术水平和内在的精神价值。1927年的作品《金粉世家》属于社会言情小说，但作品中的写实成分和社会反思压倒了言情的部分。1930年至1931年连载的作品《啼笑因缘》成为通俗小说模式的集大成者，包含了“社会一言情一武侠”三大模式，富于社会批判的彩，细致入微的心理和人物描写，使通俗小说的创作走向了一个高峰。1939年的作品《八十一梦》更是充斥着批判社会黑暗的笔调，并舍弃了言情。在布局上，以梦来建构小说，带有先锋意识。
(三)雅俗共赏的新形式
在晚清，通俗小说的弊病、严肃小说的新民功能，一直使小说家们追求着一种雅俗共赏的小说形式来平衡二者。严肃小说的俗化，通俗小说的雅化，都是为雅俗共赏小说形式作出的努力。1917年《<；小说画报〉短引例言》曾言:“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言情小说家吴研人“一方面推崇’情’包孕万物的效用，另一方面又竭力提倡旧道德，坚守小说家的社会教员的立场。”又如《申报》以及早期的小说杂志如《新小说》，都曾将雅俗共赏作为办刊的宗旨之一。“清末民初小说的商品化趋向，将小说观念的取舍由政治说教转向
悦情向俗，新小说家的雅俗共赏在当下时代还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彩。”
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严肃小说占据主流文坛，新文学界也对通俗小说进行了批判，但在看似相互割裂对抗的双方创作中，不免看出雅俗交融的一面。老舍、巴金、郁达夫、许地山等作家，他们不时会化用一些通俗故事模式，但却保持较高的艺术水准，从俗套的道理和背景中，升华出有意义的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老舍的创作,20年代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30年代的《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作品，以浓厚的市民气息、浓郁的“京味”，书写了老北京人的日常生活，是严肃小说中最具通俗气质的代表作。又如新感觉派作家，以先锋的艺术手法描述着世俗的都市生活，甚至走向感官刺激的歧途。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雅俗共赏的小说新模式发展到了其巅峰。国统区以张爱玲为代表的创作，解放区则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创作。张爱玲的小说，将雅和俗完美的结合，她既写着大都市里男男女女、家长里短的琐事，又运用着多种先锋写作手法，例如精彩的心理描写、对于人生虚妄的探索，都展现出她既通俗又先锋、既民间又精英的小说家身份，代表作品为小说集《传奇》。解放区的小说创作，雅俗共赏要数赵树理和孙犁两人。赵树理化用了民间艺术形式，创造出“新评书体”，他的小说既具有趣曲折的故事性，又有对农民解放、农村现实的思考。孙犁的创作，采用淡化情节式的散文式结构，清新明净的语言，充满了浪漫气息，在讲述故事中娓娓道来人性之美。这些创作都是雅俗共赏小说新形式的优秀代表。
三、结论
现代小说创作中的雅俗问题，一直是一个值得大加探讨的领域。新文学史以外，还有一部同样曲折精彩的通俗文学史值
得我们去探索。“雅和俗本身不是价值的分野。只要社会依然区别为文化素质高低悬殊的人，雅俗之分便会永远的存在下去，尽管可以作一些协调，努力求得'雅俗共赏’，却不能泯灭二者的界限。”雅俗小说的交流互动，一方面会促进双方自身的发展，使双方不断吸取对方优势来弥补不足，但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严肃小说要避免进入与读者割裂的境遇，通俗小说也需避免与市场过分亲密而出现不健康的写作方式。小说的雅俗问题一直受着时代的裹挟，始终围绕着这一根不甚分明的线上下摇摆，构成了整个现代小说创作实践的丰富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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