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概述
鸳鸯蝴蝶派概述
在五四新文学的诞生过程中，文学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雅俗互动”的态势。由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学，始终保持着“先锋文学”的性质和“纯文学”的特征，代表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旧派通俗文学，虽然始终被排斥在文学主流之外，但仍然拥有大量的市民读者，并随着新文学读者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地在改变着自己的面貌。
  所谓“鸳鸯蝴蝶派”，简称“鸳蝴派”，原指清末民初以消遣和娱乐为主旨，以才子佳人为题材，以言情为主要特征的文学流派。因其作品中常有“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对蝴蝶可怜虫”的词语而得名。其先导可追溯到1903年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1908年吴研人的《恨海》常常被看作是这派小说开始流行的滥觞，而1912年出版的徐枕亚的《玉梨魂》，曾风靡一时，是鸳鸯蝴蝶派最为畅销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们先在《小说时报》（1909）和《小说月报》（1910）上发表作品，1914年《礼拜六》创刊后，成为鸳鸯蝴蝶派最具代表的刊物，故又称“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又由于其文学生命与“民国历史”相始终，故又有“民国旧派文学”的称谓。
  鸳鸯蝴蝶派文学从一开始就站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上。一方面，它本身是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发展的结果，直接继承了明清以来笔记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传统衣钵，同时又遵循着“门当户对”、“发乎情，止乎礼”的封
建道德。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产物，得益于科举制度的废除、稿费制度的建立、现代传媒的发达、商业都市的出现、市民读者的形成，以及西方文化的引进，并表现出倾向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如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等。因此，在1917年新文学出现之前，鸳鸯蝴蝶派一技独秀，是传统旧文学最大的克星。新文学崛起后，鸳鸯蝴蝶派失去了大量青年学生读者，但仍然在市民读者中占有绝对市场。
  1921年，新文学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特别是该会对《小说月报》的改革，对鸳鸯蝴蝶派来说，不仅是一个刊物的丢失，更是对整个通俗文学作家士气的打击。为此，在1922年8月，范烟波、顾明道等九人在苏州留园成立了“星社”，虽然没有正式的宣言和严密的组织，社团却不断壮大，到1932年发展为36人，包括周瘦鹃、程小青、严独鹤、徐卓呆等。到抗战爆发前，已达68人，新加入的还有包天笑、姚民哀、陈蝶衣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自动解散，是当时坚持时间最长的文学社团。
  与此相应，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各种类型的创作，都涌现了各自的代表作家和作品，呈现出竞相繁荣的局面：言情类除徐枕亚的《玉梨魂》外，还有吴双热的《孽冤镜》、李定夷的《霣玉怨》等；社会类有李涵秋的《广陵潮》、海上说梦人（朱瘦菊）的《歇浦潮》、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开“黑幕小说”先河的《留东外史》，以及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包天笑的《上海春秋》等；武侠类有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后改编成故事片《火烧红莲寺》，轰动一时）和《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侦探类有周瘦鹃用文言翻
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2册），以及程小青的模仿之作“霍桑探案”系列等；历史类有叶小凤以明喻清的“抗清史”《古戍寒笳记》、蔡东藩自汉以来的中国通史《历朝通俗演义》（11种）、包天笑的民国开国史《留芳记》等。
  在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和发展，使文学家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市场潜力，围绕着读者与市场，雅俗文学间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夺战，并由此推动了文坛的繁荣。
  通俗文学作家为跟上纯文学的发展水平，在受到新文学的挤压和批评的同时，或以新文学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品质，或另辟蹊径，逃离现实，转向民间世界和江湖社会，以适应现代都市市民日益广泛的文化消费需求。前者以张恨水的言情小说为代表，主动与社会小说相融合，出现了一批以言情小说的形式表现社会现实内容的“社会言情小说”，预示了鸳鸯蝴蝶派即将被挤出文坛的命运。后者以顾明道的言情武侠小说和还珠楼主的神怪武侠小说为代表，特别是还珠楼主，在武侠小说逐渐言情化的形势下，主动向传统文化的宝库进行开掘，形成了“现实技击武侠”与“仙魔神怪武侠”两大类型，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影响深远。他的代表作《蜀山剑侠传》几乎是销声匿迹半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末，又被“怪才导演”徐克发掘出来，重新包装后搬上银幕，创造了武侠电影风行一时的辉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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