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亡后钱谦益的政治生涯及其心态的转变
摘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文坛的大家,在诗学、史学、文学、佛学等方面建树颇丰,具有崇高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一生在官场上几度起废,面对大举南下的清军,他选择了投降保全残驱,但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的文人,到了晚年,他又因为无法承受内心的煎熬与舆论的压力,为挽回名誉,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激流之中。他的人格虽备受争议,但他卓越的成就,却不容忽视,特别是对于明清之际诗学与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钱谦益政治文学成就
Qian Qianyi's political career and the mentality change after Ming dynasty
Abstract: Qian Qianyi is a literary world of late Ming dynasty and early qing, in such aspects as poetry, history, literature, Buddhism had a profitable, has a high status, and is worthy of literary world leaders. His life just a few degrees up waste in the officialdom, facing the massive south qing, he chose to surrender to preserve the residual displacement, but as the literati of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ideas, late in life, because he couldn't bear the pressure of inner torment and public opinion, to restore reputation, into the stream of clear vision. His personality is controversial, but hi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but should not be ignored, especiall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and literature, and 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Keywords: Qian Qianyi political literature achievement
引言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当之无愧的文学领袖,共传世诗作两千余首,遗文近千篇,在文学史和史学史上拥有突出的成就。但由于他的降清行径,身后受到诸多非议,其作品更是一度遭到禁毁,关于钱谦益研究的缺失和片面,造成了学术界的诸多盲点,使清代文化的研究出现了缺憾。
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钱谦益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其晚节不保、成为贰臣的因果探究,以及不因人废言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1一书的问世,揭示了钱谦益在明朝覆灭、大清新立时期的心路历程,加深了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裴世俊的《钱谦益诗歌研究》2和《钱谦益古文首探》3,是较早探讨钱谦益诗歌和古文
的书籍,此外,《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4,在研究钱谦益其人方面颇有建树。孙之梅的《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5则较为全面、详细、具体地探讨了钱谦益在明末清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其文学与诗学理论对当时文坛的影响。至袁丹的硕士论文《钱谦益与文献学》,除研究钱谦益的文献学思想外,还考证了钱谦益著作遭禁的历史原因及其在图书编撰上的成就,自此以后,学术界对于钱谦益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钱谦益的是非功过,开始转移到他的作品和思想上,自此,关于钱谦益的研究,迈入了新的纪元,但就目前而言,关于钱谦益的研究与钱谦益应有的历史地位,仍然不成正比,需要进一步深入其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进行纵深讨论。
本文以钱谦益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明末清初钱的政治行为为出发点,在党派之争中,突出政治生涯中对钱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和事件,探讨其因果及其对钱谦益所产生的影响,对比钱谦益降清与反清的心路历程和心态转变,侧重于多角度
论述钱谦益晚年思想转变的原因以及其悲剧人生的根源,不因人废言,客观公正地看待钱谦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本文主要运用调查法及文献研究法,收集与钱谦益有关的历史文献、当时背景下的史书史料和后人著述与钱谦益有关的作品,全面地了解钱谦益的生平及其人格特点,有针对性地辨别其中的观点和谬误,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地看待钱谦益其人及其历史地位。
与总裁斗法一.明末钱谦益的从政经历
钱谦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都始终蒙受诸多非议,但不管怎样,钱谦益的历史地位和成就,都是不容轻视的。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自称牧翁、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其为虞山先生,江南常熟(今属江苏省)人,明末清初文学家、诗人。他自幼生长于封建大家族,早年便接受全面的教育,秉承乃父之至,不但向往步入仕途大展宏图之志,更是以入阁拜相为平生夙愿。
钱谦益早年就表现出超人的文学才华,并且个性鲜明,无所拘忌,我行我素,任情放性。《初学集》卷七七《祭翁太常文》云:“余方骀宕,幼而服奇。蓬发厉齿,不介而驰。君笑顾我,如髫龇时。呼我莫妙,勉我下帷。”6
进入府学以后,钱谦益补博士弟子员,并成为秀才,开始研习科举之业,揣摩八股文,从此埋头苦读,不敢有丝毫怠慢,只为在科场上出人头地,为祖宗和家门争光。对自己悠远的家史,钱谦益一直引以为傲,还专门撰写了《牧斋家乘
文》一卷,做了详细记录,在钱谦益晚年所写的《病榻消寒杂咏》中,又一次提起了祖先的辉煌:“三世版图归脱屣,千年宗镜护传灯”7,可见家族荣耀对他的影响。
万历三十四年(1606),钱谦益举于乡试,但稍后的会试却遭逢失利,虽然如此,钱谦益并没有灰心,反而对未来充满信心。四年后,钱谦益终于高中进士,在参加殿试时,他经历了个人政治生涯中第一次不公正的待遇。
万历庚戌科主考官共有五人,分别是叶向高、王图、孙承宗、曹于汴、萧云举,除萧云举外,其余均为东林党人。殿试结束后,考试总裁官、时任首辅的叶向高欲将钱谦益定为头名状元,而钱谦益也得到了从宫内传来的密报,不禁喜出望外。不料,宣党头目汤宾尹暗中与朋党勾结,贿赂宫中的大太监,将状元换成了自己的门人韩敬,而钱谦益则屈居探花之位,据《明史》记载:“韩敬者,归安人也,受业宣城汤宾尹。宾尹分校会试,敬卷为他考官所弃。宾尹搜得之,强总裁侍郎萧云举、王图录为第一。榜发,士论大哗。知贡举侍郎吴道南欲奏之,以云举、图资深,嫌挤排前辈,隐不发。及廷对,宾尹为敬夤缘得第一人。”8
这次事件,不仅仅是科场舞弊那么简单,实际上是明朝末年党派之争在科场上的反映,不但影响了科举的公允,更为后来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斗法埋下了伏笔,也在钱谦益的政治生涯中埋下了一颗定时。探花及第以后,钱谦益授职翰林院编修,他急忙派遣家仆回家报喜,却不想父亲钱世扬早已在月初过世,钱谦益于是暂别官场,回乡丁忧。
丁忧回籍之后,钱谦益不但没有得到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而又陷入了政敌的阴谋之中。事情的起因仍旧源于庚戌科场案,天启元年(1621)八月,钱谦益被任命为主考官点试江浙乡试,因庚戌科场案丢了官职的韩敬,对钱谦益怀恨在心,
此次钱谦益来到韩敬的老家,韩敬对钱谦益展开了报复行动,与沈德符来金保元、徐时敏等人,暗中冒充主考官门下,散布谣言只要将“七字经”写入墨卷,便可录取,借机谋取大量银钱,并将罪名嫁祸于钱谦益身上。事后,钱谦益因失职被罚俸三个月,并因此丢官,此事件后来屡屡成为政敌攻击与污蔑钱谦益的借口,每每有有心人将这笔“糊涂账”翻出来,打击和陷害钱谦益。
泰昌元年(1620)钱谦益重新被启用,补翰林院编修。天启年间,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激烈,钱谦益在争斗中两度起废,更被阉党指为“党魁”而大肆打压。
崇祯帝即位后,以雷厉风行之势打压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同时开始重用被阉党打压的东林党人,这让东林党人看到了新的曙光,此时,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初期的领袖,早已不在人世,资历甚高的钱谦益无疑成了众望所归的党魁。崇祯元年七月,钱谦益还朝,在东林党人的举荐下,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稍后的廷臣推荐名单中,钱谦益也位列其中,自此,钱谦益终于看到了入阁拜相的希望。
据《明通鉴》记载,崇祯元年:“癸未,祀天于南郊。是月,诏会推阁臣。廷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及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名以上,时同推者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
龙、薛三省、盛以弘、罗喻义、王永光、曹于汁,凡十一人。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以无素望不与。”9
这份名单,引起了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强烈不满,两人以此为契机联合起来,他们借助浙闱关节案,将此事与朋党之争联
系在一起,最终得出结论“满朝具是谦益一党”。《明史》亦记载:“帝召见廷臣,体仁力诋赞化及御史毛羽健为谦益死党。帝怒,切责赞化。爌请宽赞化以安体仁。帝因谓:‘进言者不忧国而植党,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爌退,具揭言:‘人臣不可以党事君,人君亦不可以党疑臣。但当论其才品臧否,职业修废,而黜陟之。若戈矛妄起于朝堂,畛域横分于宫府,非国之福也。’”10这就触动了敏感多疑的崇祯帝,臣越是为钱谦益辩解,崇祯帝便越是坚信温、周的说辞,钱谦益不但又一次丢了官,而且长期得不到重用。
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失势下台,东林党人与复社联合起来,策划周延儒入阁,期间,钱谦益与周延儒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二人更是亲密会晤,表明钱谦益对于周延儒入阁的支持,而周延儒也对钱谦益做出了政治上的承诺,让钱谦益再一次燃起了希望之火。周延儒复出之后,推翻温体仁的弊政,启用李清、郑三俊、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等人,“中外蠢然称贤”,但是在名单中,却并无钱谦益的名字。事后,周延儒还说出“虞山正堪领袖山林耳”的话,这一次拜相的失败,意味着崇祯年间,钱谦益所有的政治憧憬,瞬间化为泡影。
二.明亡后钱谦益的政治轨迹
李自成攻破北京前夕,钱谦益在臣的举荐下,再一次得到了崇祯帝的关注,钱谦益为了向崇祯帝表明自己的忠心与才能,忙献上治国方略《向言》,并联络郑芝龙、左良玉等武将,欲挽救大明江山于危亡。
《向言》集中阐述了钱谦益的政治思想、治国方略和对当时政局的看法与建议,《向言》在钱谦益众多的著作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是钱谦益为数不多的直抒胸臆、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作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是为君之道。钱谦益在《向言》中,提出了帝王之术中操与责的关系,明确了君主的主要道德和职责要求。君主要广开言路,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不因个人的利益而损害天下人的利益。明代的君王多行为不检、恣意妄为,钱谦益所论为君之道,虽然不够鞭辟入里,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不引起君主的反感与猜忌,采用隐晦的方式表达,亦有其可取之处。
二是用人策略。人才的任用,关系到整个国家的运势和兴旺发展,钱谦益指出了明末党派争斗的祸端,强调君主只有亲君子,远小人,知人善用,任人唯贤,才是治世之策。钱谦益认为,忠臣义士、俊民才子是天地间的元气,是国家赖以立国的一种道德力量和智能,钱谦益充分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并表现出自己卓越的胆识,肯定了张居正
的功绩,运用批判的方法考量人物的历史作用。
三是救危之法。针对当前的颓势,提出了若干解决问题的要点:第一,设立藩镇,屏卫中央;第二,拒迁国都,守卫京城;第三,攘外与安内并重,既要抗击“建虏”,恢复边防,又要体恤百姓,减免赋税,安抚起义农民军,使他们免除饥寒交迫的窘境,借此扑灭起义的火种;第四,除佞臣、用贤人,唯才是举,收取天下之士,“无异其爱国家也”,将任贤用能提升到热爱国家的高度;第五,提出都城之防与江南之防的若干策略;第六,南粮北运。
钱谦益好友程梦阳在阅读《向言》之后颇为感慨:“晚而以其忠猷嘉谋无由入告左右,著为《向言》30首以垂于后,不惟其爱君之深,忧国之切,隐然溢于言表,而救时匡世之略,亦其见一斑。”11
此时的钱谦益能有机会再一次走向政治舞台,在这个过程中,马士英充当了一个微妙的角。
《有学集》卷七《赠云间顾观先生秀才》诗序云:“崇祯甲申,皖督贵阳公抗疏经画东南,请身任大江以北援剿军务。南参赞史公专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余开府江、浙,控厄海道,三方鼎立,连络策应,画疆分界,掉有成算。拜疏及国门,而三月十九日难作失。”12
马士英的这一次举荐,对于钱谦益在弘光王朝的政治动向有着重要的作用,在钱谦益仕途屡屡受挫的情况下,无疑是天降甘霖,钱谦益对于马士英的感激之情,可见一斑,这无疑也成为日后拥立之事与钱谄侍马、阮的诱因。明亡以后,在拥立潞王还是福王的问题上,钱谦益作为东林党的领袖,一开始主张立贤不立亲,推举潞王为帝,据《续明纪事本末》记载:“钱谦益及佥事雷演祚以为言,且曰:‘福恭王觊神器,几酿大祸;立其子,势将修三案隙’。”13《南明史》卷七十《钱谦益本传》云:“南京议绍述,谦益阴推潞王常淓,与士英议不合。及安宗(福王)立,谦益惧得死罪,上疏硕士英功,荐蔡奕深、祁逢吉、唐世济、邹之麟、陶崇道、郭昭封。”14
福王登基后,钱谦益惧怕因拥立事遭到新帝与政敌的打压,转而背叛东林党,投靠马士英与阮大铖。多年的政治生涯,钱谦益已经学会了圆滑与见风使舵,身为东林党魁首,钱谦益此次的选择却完全以个人利益为重,而后,钱谦益更是变身成彻头彻尾的追随者,大肆谄侍马士英与阮大铖,希望借此得到入阁拜相的机会,《南明史》《钱谦益本传》云:“上疏颂士英功,荐蔡奕深、祁逢吉、唐世济、邹之麟、陶崇道、郭昭封。士英乃引谦益为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经筵讲官。疏陈严内治、定庙算、振纪纲、恤人才四事。寻加太子太保。谦益遂力荐阉党,为阮大钱、杨维垣、贾继春、吴孔嘉、房壮丽、吕纯如、虞廷陛硕冤,大铖以是为兵部侍郎,而憾东林仍不止……”15由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钱谦益屡次上疏赞颂马士英与阮大铖的功绩,每一次都得到了升迁,而此时,史可法早已被逼走扬州,朝堂中则形成马士英与东林
党对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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