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云遵式创建的天台寺院制度
慈云遵式创建的天台寺院制度
闽南佛学院  心皓
内容提要：遵式不但以制忏著称，也重视天台寺院制度的制定。他在杭州天竺寺创建十方讲院，制订了《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和《别立众制》等数则寺院制度。《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共有十章规范，主要是针对寺院法主而立。《别立众制》是对普通僧众的规范，此一仪制后来被元自庆收录于他所编的《增修教苑清规》一书中。除了《别立众制》外，相对于僧众的日常行事，遵式还制定了《凡入浴室略知十事》和《纂示上厕方法》。四篇仪制均收录于遵式的五世法孙慧观所编的《天竺别集》一书中。遵式所制订的寺院规制为天台教寺在宋代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证。
关键词：教院  十方住持  别立众制  共住
The Monastery Institution Created by Master Ci-yun Zunshi
By Xin Hao
Abstract: The master Ciyun Zunshi is famous not only for making the rituals of kşama, but also for formulati
ng the institution of the Tian-tai Buddhist temples. He once dwelled in the Tain-zhu-si temple of Hangzhou where he formulated the Rites for Tian-zhu-si Temple Dwellers from Ten Ddirections and the Institution Set-up Specially for the Samgha etc. The former consists of ten chapters dealing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and right of the leading body in the temple, whereas the latter is to governing the behaviors of monks in the temple which as a set of pure regulations were by the Monk Zi Qing in the Yuan Dynasty taken into his the Enlarged Edition of Pure regulations for Chan Garden. Besides, the Master Zun Shi also laid down quite a few institutions like the Outlined Ten Things for Entering the Bathroom and the Notices for Going to the Toilet. All Zun Shi’s writings in this aspect were by his fifth dharma grandson Hui Guan collected into the Tian-zhu-bie-ji (Additional Collection of Tian-Zhu) and provides a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ian-tai Buddhist monasteries developing in the period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Buddhist monastery; temple-dweller from ten directions; the Institution Set-up Specially for the Samgha
前 言
天台势力在宋代佛教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宋代天台教观的弘扬，从羲寂、义通到慈云遵式、四明知礼益趋
兴盛。四明尊者知礼大师，广演教法，专务讲忏，多事著述，使天台宗蔚然中兴。与知礼同时振兴天台佛教的另一天台法系是慈云遵式。遵式自幼在天台出家，学行孤高，博习天台教观。如果说知礼是以义学见长的话，那么遵式则是以德行名世，曾有“天台忏主之誉”，二人学修互为补充，并行不悖，被称为义通门下二神足。遵式于苏、杭等地多次讲经修忏，学者沛然向慕。后复兴天竺寺居之，忏讲不绝，从学者恒逾千人，受到朝廷推崇。遵式曾于乾兴元年（1022）在天竺替皇室行忏，并奏请天台教典入藏（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编入）。为此还著有《教藏随函目录》，叙述诸部著作大义。天台教典的入藏表明官方对天台佛教大师的认可，同时有利地促进了天台佛教的发展。志磐在《佛祖统纪》中对知礼、遵式二师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引镜庵的评述说：
逮我圣朝，此道复兴。螺溪、宝云振于前，四明、慈云大其后。是以法智之创南湖，慈云之建灵山，皆忌躯为法，以固其愿。而继之以神照启白，运辩才兆上竺，于是淛江东西，并开讲席。卒能藉此诸剎，安广众以行大道。
这是将遵式在复兴天台义学的贡献与知礼相提并论，天台中兴实有赖于二师。二师所住持的天台寺院在当时亦呈并驱之势。知礼于三十七岁（996）承接了显通所舍的保恩院，随即辟为“永作十方住持，传演天台教观”的千古道场四明延庆寺，遵式则在杭州天竺寺创建十方讲院，两大道场共同推进了天台佛教在江浙一带
的蓬勃发展。遵式与同门的知礼又是至交，二人法谊颇深，同为山家派的代表人物，当时一宗的势力即以四明、天竺等地为重心。二人同样重视教寺的丛林制度，均为各自的寺院制订了寺院仪规。然而天台宗的寺院制度鲜少为人注意，故笔者不揣浅陋，将遵式所制订的数则寺院制度作一简单介绍以求教于方家。
一、宋代天台教院的开展
宋代寺院因性质不同主要可分为禅刹、律寺、教院三种。由于中唐以来，禅宗勃兴之故，当时寺院不分教、律，概称禅院，经唐末、五代，禅刹制度渐趋完备，教院与禅院之间的分别日渐分明。至宋代，天台等诸宗亦称兴盛，正如同当初禅院从律寺独立出来一样，相对于兴盛的禅宗，天台宗也设有教院，以示禅、教并立之实。北宋江浙地区名山峙立，寺院多系禅宗与天台丛林。浙江台州、宁波、杭州则为天台教区，寺院多为天台僧侣住持，并有独立的“教院”之称。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敕以知礼所住持的四明延庆院永为十方传教住持，此系天台十方教寺之滥觞。
在延庆寺成为天台教寺之前，还有羲寂的螺溪定慧院和义通的宝云教院，二院虽因未立十方住持制而没能被视为十方教寺丛林，却在宋代最早以天台教院的形式开展。
螺溪羲寂建有传教院。因他有复归教典之功，吴越忠懿王为其建寺螺溪，匾曰“定慧”，故寺称为螺溪定慧院。
羲寂天台道场的创建，最初得到螺溪居民张彦安的捐地，和齐禅师施钱三十万，凿山肇基，度木兴构，先建起了法堂三间，厨屋数舍，他默然遂率学徒二十人住持此地。后来又得到德韶国师的帮助，才建起了较大的螺溪传教院。据《建传教院碑铭》的描述是这样的：
云居韶公禅师，以其传灯之地未广，函丈之规，乃疏于今汉南国王：“智者大师位登诸地，迹示四依，得总持门，获无碍辩，所述教法盈数百卷，净光大师羲寂传而讲之，如水分器。而所居精舍，栋宇未丰，愿许经营，用安枢衣之众。”王从之。……五年及丁卯岁，建创始毕。凡重构忏堂、法堂、禅室、经室，及隶寺宇制者，罔不毕备，中间内外总一百三十余间。林泉相辉，金碧明媚。
施乐会德韶是吴越王的国师，他见羲寂有心弘扬天台教观，而“传灯之地未广”，于是写信给吴越王，希望能扩建栋宇安众，得到吴越王的准许和赞助，方建起了螺溪道场。羲寂为光大智者教法，花了五年时间建起了一座拥有一百三十余间的天台讲学道场，其中有体现天台修学特的忏堂。寺院建好以后，应忠懿王之请，羲寂曾讲了《法华经》一座、《金光明经》一座，由此更得到众多王臣的施钱赞助，使寺院建设更加完善。羲寂在螺溪大弘天台，“平素讲《法华经》并《玄义》二十遍、《止观》、《维摩》、《光明》、《梵网》、《金刚錍》、《法界观》、《禅源诠》、《永嘉集》各数遍，述《义例》、《不二门》等科节数卷。”从学者如雾扩云集，达数万人之多，一家教乘由他开始得到重兴。
除羲寂的螺溪定慧院外，其弟子义通也建有宝云教院。据《四明图经纪院事迹》：“宝云教院在县西南二里，旧号传教院，皇朝开宝元年建，太平兴国七年改赐今额。本漕使顾承徽舍宅，为法师义通传教处。乞额宝云，昭其祥也。”义通本高丽人，从羲寂学成后欲返高丽国，途经四明，为郡守钱惟治再三挽留，咨问心要，并请问菩萨戒师。漕使顾承徽居士于是舍宅为传教院（即宁波云石街之地），供他作传授天台教之用。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太宗赐额“宝云”予传教院，故世称其寺为“宝云教院”。可惜宝云教院于二百年后毁于兵火。天台宗历史上真正重大影响的十方教寺丛林是知礼所住持的延庆寺。
延庆寺是知礼讲学的地方，位于浙江鄞县，鄞县属于四明（宁波）地区。此地有“日”、“月”二湖，月湖居城西，又称“西湖”，日湖居城南，又称“南湖”。延庆寺就建在南湖的莲心岛上，故延庆寺又有“南湖”之代称。延庆寺创建于后周太祖广顺二年（952），初名保恩院。知礼于至道元年（995）迁居此院聚徒讲学。次年，院主显通法师舍此院给知礼，永作传演天台教法十方住持之地，以安僧修道。知礼扩修了保恩院，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建造了一座基宇宏邈，讲忏兼备的大道场。延庆寺建好的次年，为了维护道场，使能永续智者的家业，且毋违显通舍院的初衷，知礼在重建保恩院落成的第二年（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即经使衙陈状，备录因依，奏闻朝廷；十月，随蒙降旨，准予“永作十方住持，长演天台教法”，并颁赐敕额，改称延庆院。四年，敕以四明延庆院永为十方传教住持，延庆寺即成为天台教院之滥觞。
知礼为了维护延庆寺作为天台十方丛林的制度，曾制订出选择天台教院住持人必具的五种条件，是为《住持五德制》。所谓“住持五德”，即：“一曰：旧学天台，勿事兼讲。二曰：研精覃思，远于浮伪。三曰：戒德有闻，正己待物。四曰：克远荣誉，不屈吾道。五曰：辞辩兼美，敏于将导。”凡具有“五德”的，他便“无择迩遐，将授以居之”。与此同时，一向重视忏仪制度的遵式也为天竺寺制订了《天竺寺十方住持仪》和《别立众制》等寺院制度，为天台教寺在宋代的开展做出了良好的制度保证。
二、《天竺寺十方住持仪》的制订
遵式的主要道场在天台东掖与杭州，他往返于台杭两地讲学修忏，并将天台忏法、仪轨等与民间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极大地促进了天台佛教的发展。宋咸平六年（1003），杭州刺史薛颜从天台山邀请遵式法师来杭住持南天竺寺，并于大中祥符初（1008），由朝廷更名为“灵山寺”。《释氏稽古略》有云：“大法师遵式，讲于天台东掖山，十有二年矣。至是，始西渡，居杭州古灵山寺（今下天竺）。”
天竺寺历来有讲习《法华》、《华严》诸大经的传统，最初为西晋天竺慧理法师所居。隋开皇十五年（595），真观、道安同至石室修头陀行，檀越陈仲宝拓而修之，号南天竺寺。唐大历年间（766～779），法诜、澄观、道标先后住此讲演《华严》、《法华》，徒近千数。贞元二十一年（805），住持道齐劝请四方学者至本寺讲《华严经》，显种种奇瑞，蒙敕额“天竺灵山寺”。因此遵式说“则知其地，素宜传唱（大经）
”。可惜此寺于唐末中和年间（881～884）遭兵火烧毁。五代时，虽有吴越王钱镠再兴，但没有人弘法，尤其是“钱唐寺宇数百，无一处山家讲院，诸法师多寄迹他寺，主客相妨，师徒系属，因相触恼，讵免屡迁？”出现无法安住的现象，所以遵式便有了创建天台讲院的想法。
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遵式发心修复此寺作为专弘天台教观的道场。建寺之时，据说“西岩有桧枯株，存于焚败之余，法师以水洒而祝之，枝叶重荣。”他还特别建造了可供僧众实修的殿堂，“力行四种三昧。建金光明忏堂，一椽一甃，必诵大悲咒七遍。殿宇全备。”在遵式的努力下，天竺寺的殿宇僧舍得以修建完毕，他说：“自大中祥符八年乙卯，旋建舍宇，略可安存，便闻讲席，于今十有七载。”遵式住持此寺后，大张天台教纲，学徒云集。宋天禧四年（1020），宰相王钦若罢相出判杭州，他奏请朝廷恢复“天竺寺”旧额，封该寺为十方讲院，并封该院住持遵式法号“慈云大师”，以“表其高行”。如志磐记载：
丞相王文穆公抚杭，首率僚属，访师山中，请讲《法华》及心佛众生三法如义。（遵式）才辩清发，衣冠为之瞩目。公对众嗟赏曰：此道未始闻，此经人未始见也。师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陈于公。四年，公为奏锡天竺旧名，复其寺为教，而亲为书额。复与秦国夫人施财六百万，以建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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