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马加爵事件：媒体做了什么？
聚焦马加爵事件：媒体做了什么?
2019-09-15
从２００４年２⽉２５⽇，云南省公安厅向全国发出Ａ级通缉令，悬赏１５万元⼈民币捉拿“２·２３”云南⼤学凶杀案的犯罪嫌疑⼈马加爵，到３⽉１５⽇马加爵在海南三亚落⽹，在短短的２０天时间⾥，“马加爵”这三个字⼀时间成为街头巷尾的议论焦点，许多媒体对此事也进⾏了长篇累牍的报道。
通过对媒体的相关报道的梳理，笔者简要地把媒体对马加爵事件的报道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２⽉２５⽇―２⽉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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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公开了通缉令，新华社也向全国各新闻媒体发出通稿，公布了通缉令。许多媒体都赶在第⼀时间报道了此案，报道内容以介绍马加爵的基本信息为主，并公布了各地的举报电话和奖励⾦额。
（⼆）３⽉初―３⽉１４⽇
据统计，这段时间内全国出现了数⼗名“冒牌”的马加爵，⼀时间，海南、云南、⼴东、四川、湖南、浙江等地都出现了马加爵的⾝影，特别是互联⽹上更是假冒者如云。媒体⼀⽅⾯对各地缉捕⼯作作了较为
细致的报道，密切关注事件的进展，另⼀⽅⾯媒体也逐步将报道重点转向了马加爵的家庭和学校，试图探究马加爵杀⼈事件背后的动因，但有些媒体在报道上却有意将马加爵“妖魔化”和“娱乐化”。
（三）３⽉１５⽇后
马加爵在三亚被警⽅抓获后，各⼤媒体作了⼤篇幅的报道，众多记者通过采访马的⽗母、⽼师、同学，通过对警⽅审讯的关注，通过咨询⼼理专家等，甚⾄将马的家信曝光，试图来解读马加爵的⼼理世界。同时许多媒体对举报获奖⼈也作了相当篇幅的报道。⼤学⽣⼼理健康、贫困问题、三农问题等相关问题⼀度成为媒体关注和评论的焦点。
冒牌·知情权孕妇护肤品什么牌子比较好
媒体有⼀个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告知受众。⾃警⽅通报云南⼤学宿舍杀⼈案以来，犯罪嫌疑⼈马加爵就进⼊了公众的视野，媒体作了较为充分的报道，特别是在马加爵落⽹之前，各地出现众多“冒牌”马加爵的情况下，媒体密切关注事件进展，与警⽅积极配合，并及时地向⼤众传递最新情况，提醒⼤众注意⾃⾝安全。例如据３⽉１２⽇《武汉晨报》报道，武汉市公安局１１０指挥中⼼近⽇相继接到了４９起与马加爵有关的举报，经警⽅⼀⼀查证，虽⽆⼀属实，但警⽅仍然欢迎⼴⼤市民积极举报。对⽐２００３年河南平舆的黄勇特⼤杀⼈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由于平舆警⽅没有给予公众⾜够的案情信息，媒体也没有及时地提醒公众，最终导致更多的⽆辜⽣命命丧杀⼈恶魔之⼿。可以说，从媒
体的“告知功能”这⼀层⾯看，我们的媒体的确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种充分保障民众知情权的进步，⼀种对⼈民⽣命财产安全更为关注的进步，也正是媒体的这种努⼒，使得在短时间内马加爵在三亚被众举报。
妖魔化·娱乐化·客观公正
对于马加爵式的新闻热点⼈物，媒体必定会深⼊挖掘，在新闻激烈竞争的“眼球经济”年代，这本⽆可厚⾮。然⽽有些媒体却出于某种炒作的动机，有意⽆意地将马加爵“妖魔化”，甚⾄是“娱乐化”，这就完全有悖于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例如有的媒体将马加爵描述成“从⼩性格孤僻，没有什么朋友，不愿接受别⼈的批评”，“个⼈兴趣就是上⽹，经常浏览⼀些宣扬、暴⼒的⽹站”，“同学说在楼道⾥碰见他都不太愿意打招呼，觉得这个⼈⾮常阴沉”，“他做搬运⼯是为了锻炼⾃⼰的肌⾁”，⽽且拿出马加爵的照⽚作为佐证，⽆⾮就是想证明马加爵是个彻头彻尾的“屠夫”。通过这些新闻的描述，在公众的猜想中，马加爵的⾯⽬已经越来越接近于⼀个凶残暴戾、别⼈近⾝不得的混世魔王。但从马落⽹后的交代来看，不难看出他只是⼀个存在⼼理障碍的普通农村青年，作为⼀个穷苦农家的孩⼦，他也曾经具有意志坚强、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优秀品质，然⽽因为长期郁积的阴暗情绪得不到舒缓，终于因⽣活琐事⽽恶性爆发，这其中固然有其⾃⾝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否认社会的其他不良诱因。有些媒体故意夸⼤了他的某⼀⾯，在报道上有失客观公正，况且性格内向孤僻也不能与杀⼈画上等号，长相如何更与个性凶残⽆关。如果说上述的⼀些报道还只是处理不当的话，⽽有些媒体的道听途说甚⾄是⽆中⽣
有则更令⼈不齿：
“马加爵是⼀个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与某⼤学艺术系男⽣存在同性恋⾏为。”
⼈民⽹的“社会⾛笔”栏⽬刊载《娱乐压倒⼀切》的杂⽂，分析这种现象说，“⼀个严肃的话题奇异地充满了娱乐性。以媚众和⽆⽴场为⽴场的传播代替传统成了社会⼼理的最⾼权⼒，多元化最终沦为单⼀化的不关⼰事不正经不负责的娱乐，娱乐压倒⼀切。善与恶的⿊⽩分明于是在事不关⼰的起哄中让位给⾊彩斑斓⽽混乱的――搞笑。”
卫星锅升级爆料·⼈⽂关怀
３⽉１５⽇马加爵在三亚落⽹后，媒体的报道⼜掀起了⼀次⾼潮。从总体上看，不少媒体的报道还是⽐较客观的，从报道的⽅式上分，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是现场⽬击式。媒体派出记者第⼀时间赶赴现场，从记者⽬击的⾓度报道独家新闻。有的报社派出记者从海⼝全程同机追踪马加爵押解回昆明，还有不少记者星夜守候在昆明机场等待马加爵露⾯。应当说，这类报道给受众的现场感⾮常强烈，记者的这种抢新闻的精神也值得称道。但遗憾的是，有些媒体在报道的态度上却缺少了媒体应有的⼈⽂精神。１７⽇凌晨的昆明机场密密⿇⿇地站满了来⾃全国各地的记者，当马加爵被特警押解下飞机时，场⾯显得⾮常混乱，某
著名都市报记者记录了这⼀场景，并发表题为《我抓到了马加爵冰凉的⼿臂》的⽂章，报道称记者在昆明机场与马加爵“零距离接触”。⽂章中这样描述道：“我冲到马加爵⾯前⼤喊⼀声：‘马加爵！’我想看看他的反应，可是他连眼⽪都没有抬⼀下。慌乱中，有⼈推了我⼀把，我没站稳，⾝体向前倾斜了⼀下，我下意识地向前⼀抓，正好捏到了马加爵的左上臂。尽管隔着⾐服，我仍然感觉到那⼿臂冰凉⽽僵硬，我可以感觉到这⼀刻他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肌⾁⾮常僵硬，绷得紧紧的。可能我⽤⼒过猛，他的嘴唇哆嗦了⼀下，眉头微皱，但转瞬⼜恢复到了⽊然的状态。”
⼆是深⼊挖掘式。在马加爵落⽹的同时，媒体也将各⾃预定⽬标纷纷锁定，从马加爵的家庭、⽼师、同学，警⽅、专家等多个⾓度进⾏了较为全⾯深⼊的报道，应当说这对受众更好地了解马加爵事件是很有裨益的，但是多家媒体的⼀哄⽽上，从⽽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据统计，在短短两天时间⾥，各地就有２０余家媒体采访了马加爵的⽗母，媒体上是这样描写马加爵⽗母在听到⼉⼦被捕后的⼼情的：“接到记者的电话时，李凤英（马加爵之母）刚从昏迷中醒来，电话那头的她⼀句话也说不出，记者听得到的，只是她长时间的抽泣声。”⽼实巴交的马⽗⾯对⼀拨⼜⼀拨的媒体，只是重复着那些讲述过多次的内容，不停地表⽰着对遇害者及其家⼈的愧疚，⽽那位⾝体虚弱得只靠吃药⽀撑的⽼母亲却远远地躲着摄像机。媒体对早已⼼⼒交瘁的⽼⼈反复盘问，⽬的⽆⾮是为了挖掘和寻导致马加爵⾏凶的内在原因，想看看家庭环境对他的⼼理成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笔者曾问及⼀名记者：“为什么各家媒体总是盯着马的⽗母不放，⼤家报的内容不都差不多吗？”那位记者回答说：“其实我们也知道，但不就是为了能挖出更多的‘料’，给读者提供更多的新信息嘛。”
记者进⾏采访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看到⼀对⽼实巴交的⽼⼈⾯对镜头满⾯泪痕，以及为⼉⼦⾏凶造成如此罪孽⽽感到的震惊、痛苦、愧疚甚⾄绝望，相信每⼀个⼈的⼼情都不好受，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加爵的⽗母也是受害⼈，他们正承受着巨⼤的社会压⼒和舆论压⼒，⽽我们的媒体在报道中能不能顾及⼀下被采访者的感受，体现出更多的关爱和⼈道呢？
真相·隐私权
马加爵事件中另⼀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媒体是否有权利公⽰马加爵的家信？３⽉１７⽇许多媒体全⽂播发了马加爵写给叔婶的⼀封家信，马加爵在信中追忆了⾃⼰童年时的⼀些⽣活细节，使⼈们读到了⼀位来⾃农村的贫困⼤学⽣的苦闷的内⼼⽣活，令⼈感慨万千。媒体给这则消息所加的标题是：“马加爵写下‘绝命书’：回忆童年，并⽆悔意”。这个标题本⾝就很值得推敲，马加爵虽然落⽹了，但他是否会被处以极刑，最后的定案还有待法律的裁决，由媒体在这个时候来公布他的⼀封书信，并称之为“绝命”云云，显然是在向社会公众作出某种暗⽰。标题中说“回忆童年”，是对的，但“并⽆悔意”却是臆测之词，从事后的审讯来看，马加爵还是⽐较配合警⽅的，同时他也表⽰“杀完第⼀个⼈后觉得很后悔”，⽽在马加爵作为犯罪嫌疑⼈才刚刚开始进⼊刑事诉讼的侦查、审查阶段，媒体凭猜测和推断认定其“并⽆悔意”，同样是作了某种不良暗⽰。媒体并不是法官，也不是裁判，公众需要的是客观公正的报道，其中的评说⾃有公论。同样，另⼀个问题更值得深思。马加爵写给叔婶的信，应属于私⼈信件，作为犯罪嫌疑⼈，马加爵的这封信件必须接受审查，如果司法机关确认信中没有涉及串供等⾏为
的⾔辞，这封信就应该送达收信⼈，媒体要公布这封信件，也必须要经过马加爵或其亲属的同意与授权，否则，就会侵犯他的通信权和隐私权，法院并没有宣布剥夺马加爵的政治权利，因此他的公民权依然受到法律保护，从严格意义上说，媒体并没有权利来公布这样⼀封私⼈信件。在现代社会，能否保障犯罪嫌疑⼈的权利，是检验刑事诉讼法是否民主、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准，特别是在“国家尊重和保护⼈权”刚刚写⼊《宪法》之后，媒体如此做法，⾄少说明媒体尚缺乏尊重犯罪嫌疑⼈权益的意识，同时恰好也表明了整个社会⽬前还没有形成尊重犯罪嫌疑⼈权益的普遍⾃觉性。
反思·社会责任
对马加爵事件，许多媒体除了对事件本⾝进⾏报道之外，同时也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追问。央视的《讲述》、《今⽇说法》等节⽬从不同视⾓对马加爵事件及其所反映的问题作了剖析。⼈民⽹发表系列报道《马加爵三亚落⽹》、《被捕组图》、《成长经历》、《审讯实录》向读者⽴体地描绘了⼀个“真实”的马加爵。《南⽅⽇报》采访了教育界的许多专家学者，呼吁学校教育对学⽣的⼈格完善与知识完善不应偏颇。３⽉１９⽇《⼈民⽇报》发表了署名为联响的⽂章：《从“娱乐版马加爵”看媒体之“怪现状”》，对马加爵事件报道中所出现的娱乐化倾向提出了批评，同时也对当前⼀些媒体⽇渐泛滥的“娱乐综合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３⽉２５⽇的《南⽅周末》头版发表题为《还原马加爵》的⽂章，⽂中反思道：“通缉令上的照⽚显⽰马加爵⾯⽬狰狞，肌⾁发达，这让很多⼈以为马加爵头脑简单、性情暴戾。其实外界对马加爵有很多误读的地⽅。”同时⼜在⼆版整版呼吁《贫困⼤学⽣需要⾛出⼼理困境》，
希望社会和更多的⼈对贫困⼤学⽣再多⼀些宽容、多⼀些友善，同时也⿎励贫困⼤学⽣们早⽇实现⼼理⾃⽴。
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是否能健康、⾃由地发展，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我完善、⾃我净化、⾃我更新的功能。作为媒体应该体现更多的社会责任感与道德良知，⾃觉维护社会正义和公正，能够真正将眼光向下看、向底层看，体现⼈⽂关怀，引导社会舆论，以新闻的⼒量推进社会的进步与⽂明。从马加爵事件中，我们的媒体能否得到更多的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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