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分五，明灭孰可
企业的注册资本多少说明什么
辨
朱华阳骆羽芯
理论探讨
摘要：1948年，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一文中将沈从文斥为“桃红作家”，由此引发的舆论给沈从文后半生的写作与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是非曲直也引起学界的众说纷纭。首先，郭沫若批判沈从文是源于私人的宿怨，还是文化政治发展的必然？建国前夕沈从文的“发疯”
“自杀”是这篇文章导致的吗？这需要辩证分析。其次，郭沫若批判沈从文为“桃红作家”有文学理据吗？我们需要探讨沈从文情欲书写的“诗”与“真”，看看被理解为“抽象的抒情”的“虹影”“星光”背后真正的生活面影。其三，沈从文在20世纪40年代的小说与五四时期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30年代的革命小说风格类似，同是书写身体与爱欲，郭沫若为何以高度评价和大势挞伐区别对待？究其缘由，我们可以梳理出现代作家文学观念的歧异和浪漫主义的流脉。
关键词：沈从文；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桃红作家”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5982（2021）02-0089-07
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
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斥反动文艺》一文，将反动
文艺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颜，并对
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几位自由主义作家做出点
名批判。在柴天改物的关键时期，郭沫若这篇锋芒
毕露的批判文章，不仅给这几位作家的命运带来严
重影响，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文学批评
起了示范效应。尤其是沈从文，在被郭沫若斥为
“桃红作家”后，他的创作和生活便陷入了困境
与劫难之中。近几十年来，郭沈之间的这桩历史公
案时常引发学界争议，本文拟对其中有关问题进行
梳理和解析。
情侣特酒店 情侣主题酒店一、缘由与影响——
—
沈从文被斥为
“桃红作家”的历史平议
（一）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的缘由
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认定沈从文为“桃
红作家”，看似有理有据。首先，郭沫若认为沈
从文的《摘星录》《看虹录》在内容上是“作文字
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①；其次，郭
沫若指出沈从文的创作动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
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②；再次，郭沫若指
斥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③，
并列举了相关证据——
—
在抗战初期高喊“与抗战无
关”论，在抗战后期“反对作家从政”，抗战结束
后又散播与革命游离的“第四组织”。这样看来，
沈从文被称为“反动文艺”中的“桃红小生”似是
“实锤”了。但此时地位显赫的郭沫若，把一篇文
艺评论写得如此义正辞严和毋庸置辩，那宣判式的
话语和横扫一切的气势，足以让被批判者心惊胆
寒，很难让人去追究其事实根据和逻辑合理性。
沈从文突然遭到“当头棒喝”，随即堕入惶恐
过户税忧惧的“无物之阵”，自然是意气难平，寻思郭沫
若批判自己的缘由，难免要归因于自己与郭沫若的
历史宿怨。沈从文认为，1948年郭沫若给他戴上的
“桃红小生”的帽子，就是为了伺机复仇和泄私愤。
沈从文与郭沫若的文字恩怨由来已久。1930年，沈
从文在《论郭沫若》一文中写道：“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但是，（小说）创作是失败了。”认为郭沫若不能“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郭沫若没有这本事”④。年轻气盛的沈从文不知深浅高低，发文贬斥郭沫若的人品和文艺才能，且用语颇为尖刻。其时，郭沫若不在国内也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但看到沈文后肯定是非常不爽的。此后，在抗战期间郭沈二人就文学创作的“差不多”现象、与抗战无关论、关于作家从政问题、对“第三厅”工作问题等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争，抗战结束后则逐步上升为政治清算。⑤正因为两人有这种历史过节，所以沈从文认为被郭沫若严厉批判，是自己当年开罪了他，“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⑥。除此之外，沈从文的亲友和一些学者也认为，因与左翼文坛的论争引起的文字恩怨使得沈从文成了批判的靶子。
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事件，这种“私人宿怨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当我们探讨中国现代思想、理论问题时，会发现它往往并不单纯是思想、理论问题，而与具体的、浓郁的个人之间的问题相重叠，而且当事人有时强烈地意识到后者”⑦。仅仅认为沈从文被当作反动文艺的“头号
靶子”，是与郭沫若的历史宿怨导致的，这种想法也过于简单了。在政治大转折的时代，集体意志和社会环境给个体的压力远非个人恩怨可比。根据林默涵、夏衍、周而复等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和一些学者对《大众文艺丛刊》的研究，我们了解到：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革命之火燎原之势，胜利即将到来。这个时候，党的领导人有组织地在言论比较自由的香港开展对左翼政治思想文化的宣传工作，抢占文化领导权。香港文委经过讨论，创办了机关刊物《大众文艺丛刊》，通过讨论和精心组织，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批评文章，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批判运动，其中对内主要批判胡风的主观主义，对外主要批判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有效地巩固了统一战线，澄清了思想的混乱，加强了文艺思想的传播和领导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郭沫若批判沈从文是时代政治发展的必然。从某种意义上讲，郭沈论争反映的是现代革命历史的进程，两人的恩怨也是历史的宿命。李斌曾对郭沫若批评沈从文的缘由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其中既有“两人长期以来的个人恩怨”，也“表现了郭沈二人对于如何建立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途径之分歧”，“更涉及到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与相关实践”。⑧（二）郭沫若的批判对沈从文的影响
1948年，国内政局已是共产党席卷天下之势，大江南北的主流文化话语都在欢快地迎接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到来，沈从文却陷入了焦虑和痛苦之中。是年底，沈从文的精神状态极不稳定，他“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⑨，这说明沈从文此时已出现严重抑郁症和迫害妄想症的病征，其精神陷入了迷乱的“狂人”状态。1949年3月，沈从文用刀
片抹脖子，割手腕，又喝煤油，企图自杀。但自杀未遂，随后被送去疗养，直到同年9月，这种自毁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建国后，经组织安排和个人意愿，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创作，改行从事文物研究。
沈从文在建国前后受到的精神打击和命运影响，是谁导致的呢？有人直接归因于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作为文坛领袖的郭沫若将沈从文斥为“桃红”反动作家，进而激起文化界对沈从文批评的浪潮，并由此引发了北大学生“打倒沈从文”的行动。这给沈从文带来巨大的思想压力和心理阴影可想而知。据沈从文的长子沈龙朱回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小孩儿，在北京四中念书，放了学就去父亲教书的北大看热闹，郭沫若犀利而尖刻地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画像，他们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我看到父亲是粉红的，粉红我觉得还可以。回到家就跟父亲说。我们觉得无所谓的事，对父亲的刺激却很大。1月以后他的神经就不正常了。他感觉压抑，感觉有人要迫害他。”⑩沈龙朱还说，“郭沫若的政治结论太厉害了。不管沈从文留不留下来，都是自觉的反动派，都是自觉地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所以父亲压力很大。他没话说了，他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后来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和许多做法，都是按照郭沫若划线的方法来定的。”11〇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也曾说：“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12〇至
于建国后沈从文的搁笔和改行，有人也认为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直接导致的。如汪曾祺就说：“（《斥反动文艺》）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13〇
我们不能否认郭沫若的文章曾给沈从文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但沈从文的走向“疯狂”和“自杀”就是被斥为反动的“桃红作家”这个单一原因吗？恐怕不能这么认为，学界对此也有很多探讨和分析。比如关林认为，将沈从文当年的自杀举动归咎于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中的斥责，既不合沈从文的个性，情理上也说不通14〇。钱理也曾强调：“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15〇张森指出：“外部压力既摧毁了他对自身思想的合理性认同，但他同时也无法理解自身思想的错误在哪里，在自我与历史的两难取舍中，沈从文最终陷入‘丧我’境地，并在两面的急剧拉扯下导致精神的疯狂。”16〇李玮认为：“沈从文的自杀颇具特殊性，他的疯狂是极为清醒的‘疯狂’，是一种表象，‘自杀’是他保留个体存在尊严的自觉选择。”17〇探究沈从文精神失常和自杀举动的原因，应该从多方面多维度来透视，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沈从文在易代之际的人生际遇，其实是当时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的缩影，其中有境况比沈从文稍好的，也有境况比沈从文更糟的。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命运并非系于某一个人，而是整个时代政治环境和思想文化体制造成的。
二、作品与生活——
—沈从文被斥为“桃红作家”的文本考析
评判郭沫若把沈从文列为“桃红作家”是否有道理，还得看文学作品说话。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看虹录》《摘星录》是“黄作品”吗？“虹影”“星光”隐射了沈从文和谁的情感故事？许多学者都曾试图去探求问题的答案。
（一）爱欲书写是一种“抽象的抒情”
郭沫若说《看虹录》《摘星录》是“春宫图”“裸体画”，现在的研究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作品中的爱欲书写是一种“抽象的抒情”。贺桂梅认为，不了解创作《看虹录》时期的沈从文，便对他进行大胆的评判，这不仅对作家的一生会造成极大的影响，也是不负责的行为。她还指出，沈从文在40年代的小说实验在当时是超前的，所以有人对他的不理解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缺乏民主精神，把文学上的否定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上的否定，以至裁决，那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8〇。这一观点显然是对郭沫若称沈从文为“桃红作家”的说法提出了质疑。钱理也肯定了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对于现代化探索的意义：“可以毫不夸大地说，
40年代末一个以沈从文为中心的，以‘探索实验’为追求的北方青年作家体，正在形成中。20世纪40
年代现代派诗人和作家都受到沈从文的影响。”19〇贺桂梅还认为：“身体语言的呈现与写‘性题材’所带来的厄运，《看虹录》为许多作品作了前车之鉴，然而沈从文的思想追求又使之显示了很大的气魄，小说的诗化和诗的小说化，正出于对‘怎么写’的自觉，而这一点在沈从文40年代停笔后，当代小说80年代才得以重提。”20〇这是对沈从文“性题材”作品及其深刻的思想性的充分肯定。
《摘星录》讲述的是女主人和男客人在夏夜里一次充满暧昧的闲谈，在谈到关于女体美的话题时，“两人的灵魂完全迷了路。好像天上正挂起一条虹，两个灵魂各从一端在这个虹桥上度过，随即混合而为一，共同消失在迷茫云影后”21〇。《看虹录》讲述了“我”来到一间静谧的屋子，翻阅了一本奇书，感受到一场类似虚幻的爱欲体验，离开后仿佛经历了一场奇遇。《摘星录》对女主人的身体进行了大胆描写：“手白而柔，骨节长，伸齐时关节处便显出有若干微妙之小小窝漩，轻盈而流动。指甲上不涂油，却淡红而有珍珠光泽，如一列小小贝壳。腕白略瘦，青筋潜伏于皮下，隐约可见……瞻顾镜中身影，颈白而长，肩部微凹，两个乳房坟起，如削玉刻脂而成，上面两粒小红点子，如两粒香美果子。”22〇另外还直白露骨地描述了客人对女主人身体的垂涎：“主人体会到客人的目光正注意到自己身上，由上而下，停顿在胸部一会儿，以为是自己忘了将衣扣扣好，急忙用手整理了一下衣襟。客人目光向下一点，又停顿到另一处时，主人稍稍有点不大自然，把腿并拢去一点，拉了一下衣角。”23〇作品中有多处对女主人的身体作了精细的描绘，从中可以发现女性的身体一直是男客人以及作者关注的对象，他们期望从女主人的身体上追寻生命和
美。当男客人期望和女主人发生关系时，他对女主人说：“上帝，你告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美，什么是你上帝精心着意安排的杰作”“什么都成，因为生命背后有庄严和美。我要接近神，从生命中发现神。”24〇从男客人的话语中可以发现，他认为女性的身体是自己接近神的一种途径，期望通过女性的身体这种生命意识的载体去发现神，接近神。《看虹录》中也多次提到“神在我们生命里”25〇。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作者认为生命的“神性”是存在于女性的身体之中的，而这种神性是需要被他们“看”出来的。《看虹录》的结尾写道：“我面对着这个记载，热爱那个‘抽象’……我完全活在一种观念中，并非活在实际世界中。我似乎在用抽象虐待自己肉体和灵魂，虽痛苦同时也是享受。”26〇其实，沈从文一直没有放弃对于“神性”的追求，不管是众所周知的《边城》，还是被人指责的《看虹录》《摘星录》，他一直在通过作品展现自己对于生命和美的执着追求，以及对于那种“抽象”的热爱。
但沈从文的这两部作品与全民族抗战时代的文学主潮是疏离的。在那样一个慷慨激昂的年代里，对爱欲以及女性身体的露骨书写无疑是会遭到众人排斥的，特别是来自于“左翼”作家们的批评和指责。作为中国左翼文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尤其激烈。但是，沈从文仍然在他的世界里尽情地展现自己对于“抽象”的追求与热爱。在《水云》中沈从文写道：“虹和星都若在望中，我俨若可以任意伸手摘取。可是一切既在时间有了变化，我也免不了受一分影响。我所注意摘取的，应当说却是自己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27〇这段话对沈从文创作《看虹录》《摘星录》的意义以及这两部作品风格发生的变化，作了很好的说明。正是因为他对于爱欲的直白书写以及对于这种“抽象”的执着追求，才会受到当时革命文坛的批评与指责。
金介甫在《沈从文传》中说：“‘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都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沈比他们走得更远。他尊重性爱，他的小说中人物特别是青年人，全不受封建旧俗的束缚，早年居孀的少妇也能不为外界非议所动，走自己的路。”28〇他认为沈从文“擅长写情”，比如从《长夏》《旧梦》《第一次做男人的那个人》《野店》《雨后》等作品中可以发现，沈从文宛如一个擅长书写爱欲的“老手”。《摘星录》《看虹录》中的爱欲书写其实
可以看作他之前这类小说的一种延续，但它们又不
同于以往的“牧歌情调”式的爱欲书写，这两篇小
说进行了大胆的文体实验，小说里他对女性的身
体、男女之间的性爱进行了更大篇幅的、更加直白
的书写，从这两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沈从文的
另一面。
（二）“虹影”“星光”的生活面影参差不齐造句
针对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判，我们不能仅仅将
目光停留在沈从文的作品本身，对于其作品背后的
生活故事也应给予关注。因为对沈从文的文学、生
活与“爱欲”之间关系的揭示，可以看看沈从文在
这两部“偶然”的作品背后所隐藏的情感秘密，进
而探讨作家的婚恋和情感生活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巨
大文学意义。这也是为我们透视《看虹录》《摘星
录》两部小说中露骨的爱欲抒写引起很大争议提供
了一个窗口。
抽象的抒情背后有具体的生活面影。一个作家
的个人婚恋问题或多或少会影响其文学创作，从文
学史上大多数作家作品来看，这是不争的事实。因
此，对于沈从文的《摘星录》《看虹录》，有学者
认为它们是沈从文真实婚恋情况的反映。尤其是对
其作品中女主人“原型”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两种
观点：其一认为女主人的“原型”是张充和，其二
认为女主人是高青子。虽然人们对小说“女主人”
是谁有不同的看法，但笔者认为，可以明确的是，
女主人不是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而应当是他情感
出轨的对象。除了这两部作品，沈从文的《水云》
也为其婚外恋情的真实性作了很好的佐证。如金介
甫就认为《水云》是“沈从文婚外恋情作品”。沈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
从文的妻子张兆和也说过：“他把他自己全写到
《水云》里去了。”29〇这些都很确切说明了沈从文曾在一段时期里有过婚外恋情。
金介甫、刘洪涛等学者认为“沈从文婚外恋的
对象是诗人高韵秀，笔名高青子”30〇。其重要依据就是小说的创作时期与俩人相识的时间大致相符。
沈从文也曾在文章中隐晦地表示其作品是他在现实
中受到婚外情的诱惑而又逃避的结果。他说：“什
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
永远忘不了？世界上应当有那么一个人。”31〇1935年春，沈从文在熊希龄的北平西山别墅邂逅了漂亮的
文艺女青年高韵秀，笔名青子，这就是沈从文遇到
的“偶然”。作为沈从文的粉丝，高青子对于沈从
文十分仰慕，两人初次见面在彼此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月后的再见，高青子刻意模仿沈从文小说《第四》中女主角的打扮，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使得沈从文受
到极大震撼，沈从文自此喜欢上了这个聪慧、机敏、文艺的女子，两人交往日益密切。高青子的小说《紫》以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未婚妻珊和璇青两个女子之间的纠葛，与其时沈从文的处境十分类似，也可以作为沈从文婚外恋情的辅证材料。沈从文和高青子同在西南联大工作时的交往就更加密切了，甚至引起了流言。被指为“艳情小说”的《看虹录》就写于这一时期，作品中“女主人”的行为举止、服饰、体态等都和高青子的特点颇为相符。对于自己在昆明时期的写作，沈从文说：“这本书名实当题作：《情感发炎及其》。”32〇似乎说明这些作品都是他对高青子情感发炎的产物。1941年
信念2月，高青子另嫁他人后，两人感情结束，最终沈从文以理性战胜了“偶然”，回归到婚姻家庭中。
但是，学者裴春芳认为《看虹录》《摘星录》中的女主角原型并非高青子，很可能是沈从文的小姨子张充和。因为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基调及发展脉络，与《看虹录》《摘星录》中的爱欲情绪颇有出入，作品中女主角的形象与高青子作品中的自我形象也不完全吻合。33〇解志熙则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如：有朋友同事的旁证——
—著名小说家吴组缃在晚年一次谈话中曾说沈从文写的《看虹》《摘星》之类乌七八糟的小说就是写他跟他小姨子扯不清的事，朱自清在其1939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特地记载了“从文有恋爱故事”；有沈张情感生活的实证——
—1940年6月后，沈从文与张兆和疑似“分居”，8月张兆和有“出走昭通”行为，而就近相住的张充和居
然不知道，竟由沈从文写信特地告诉她，说明其家庭关系出了问题；还有当事人张充和的佐证——
—出于避嫌的考虑，张充和后离开昆明远赴重庆，沈从文还给她写了热情的情书，其中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更爱你的肉体”之类的情话。但不管如何，这段新恋情最后还是“有疾而终”——
—它给沈从文的心灵世界终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巧合的是，1949年1月，张充和去国赴美，沈从文就在该月出现了较严重的精神问题，两个月后还企图自杀。可见，沈从文“疯与死”的外因是政治压力的存在，内因是缘于感情纠葛的累积而来的精神危机和家庭危机。34〇
当代学者对于这些作品背后作者的隐秘的情感生活已经无法确切知晓，只能说是推测与考析。但从理论上讲，它是真实存在的：一是沈从文的小说继承了郁达夫的“自叙传”写作手法，书写自己“生的苦闷”“性的苦闷”应该有其真切的生活体验作为基础；二是沈从文小说创作深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影响，《看虹录》《摘星录》的创作可以说是作家情欲冲动的升华、性苦闷的象征。今天，我们并非有意去窥探作家的隐私，只是试图探析被称为“桃红小生”的沈从文当时的创作心理罢了。从对作品与生活的比较释读中，我们发现沈从文是一个非常内向而且特别敏感的浪漫文人，他只有通过写作来转化和升华自己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因此才会在大肆宣扬抗战的时代里创作了《看虹录》《摘星录》这样独特的作品。显然，郭沫若批判沈从文时，无论是从文学艺术还是从生活情感中，他都不真正了解沈从文其人其作。
三、革命与抒情——
—沈从文被斥为“桃红作家”的理论反思
众所周知，沈从文是在郁达夫和徐志摩等人的帮助和提携下步入现代文坛的，创造社和新月派同人的文学思想观念对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看虹录》《摘星录》这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从文承袭了20年代初郁达夫“自叙传”的创作手法及30年代新感觉派讽喻都市男女情的写作风格，而且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其中较为明显地吸取了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如精神分析学、性心理学、生命哲学以及意识流和心理独白等。但是，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在本质上并非现代主义的，而是将现代主义浪漫化了——
—他自谓要借此“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挥霍的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感情发炎的症候”35〇。应该说，沈从文在这些作品中确实程度不同地注入了个人私密的情感和想象，而写法也异乎寻常的越轨和大胆，带有很浓厚的生命沉思和欲望抒发的成分，尤其是《看虹》《摘星录》所叙情事之新和所用形式之新，无疑称得上是较此前更为复杂也更为现代的“新爱欲传奇”。36〇关于沈从文被斥为“桃红作家”的问题在中国学界经历了不同时期的论争之后，于今我们不得不回到“革命与抒情”这个话题。从创作个性来讲，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及
版权声明：本站内容均来自互联网，仅供演示用，请勿用于商业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权益请与我们联系QQ:729038198，我们将在24小时内删除。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