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第一节 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1927演讲稿六年级健康饮食年七一五以后，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互相对峙。经过几番周折，实现了宁、汉合流。在此基础上，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不复存在。其后，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继续北伐，于6月进驻北京、天津一带。奉系首领张作霖在退回关外途中，被日本人预埋的炸死。其子张学良于同年12月 29日从东北发出通告，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这样，国民党就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
在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而是变成了一个由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不过，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虽然被这个反动集团所控制、所领导，但有一部分领导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而且受到这个集团的打击、排挤和歧视；它的不少
党员、
干部并不满意甚至反对这个集团的领导；在国民党及其统治的军政机关里，都有不少民主分子。就是这个反动集团本身，也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而是派系林立，不断进行着明争暗斗，直到兵戎相见。它的“统一”是表面的和不稳定的。即使在蒋介石集团确立了在国民党内的主导地位之后，这个集团内部以及这个集团与其他集团尤其是与地方实力派之间，也仍然矛盾重重，冲突不断。
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依然是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同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由于国民党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面旗帜和大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一度对它作出过一两项表面上的让步(如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允诺取消领事裁判权)，一时使人认为它仍在维护民族权利；由于它在形式上暂时地统一了中国；因此，这个政权曾经在一个时期之内，使一些人尤其是民族工商业者产生过幻想，以为中国可能由此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在 1928 年至 1929 年间，中国民族工业有过短暂的繁荣。 1928 年注册厂家就有 250 户，资本额达 1.1784 亿元。商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以至文化教育事业等也在这段时间内有所发展。不过，在 1927 年反革命时附和过蒋介石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成为中
国的统治阶级，民族工商业也并没有得到自由的发展。所以，不久以后，这个阶级中有一部分因为自己的利益，开始逐步形成蒋介石政权下的在野反对派，他们对这个政权表示不满，但又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他们发动了一个改良主义运动，想另一条有利于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国民党所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 1928 年 10 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规定“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其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行之”。这样，北洋政府时期还在形式上存在的议会制度也被彻底废除了。
国民党政府是怎样实行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统治的呢 ?
首先，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据 1929 年 3 月的官方材料，“全国军额达二百万”。实际兵员数远不止此。全国 22 个省中，最多时 20 个省的主席是军人，另外两个虽不是军人也是受军人支配的。国民党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各县民团统称保安队。广大人民被置于国民党武装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其次，为了镇压人民和消灭异己力量，国民党还建立了庞大的全国性特务系统。如隶属于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中统”) 和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军统”) ，其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运动，或暗杀革命者和异己分子。1935年11月，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发表宣言揭露：国民党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受杀戮者，报纸记载至三十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以毒刑。地狱现象，人间何世 ? ”
再次，为了控制人民，禁止革命活动，国民党还大力推行保甲制度，规定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分设甲长、保长。保甲内各户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发，“共具联保联坐切结”，并从事“碉楼堡塞或其他工事之筹设”和交通干线之“保护”等；国民党政府的征税、摊派等，许多也通过保甲来进行。自 1934 年 11 月起，保甲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广大人民被禁锢在保甲制度之内。
最后，为了控制舆论，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国民党还厉行文化专制主义。大批进步书刊被查禁，许多进步作家被监视、拘捕乃至杀。国民党政府主要就是通过这些方法，来维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巩固自身统治的。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民要争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就必须同这个反动统治作坚决的斗争。伟大的爱国者宋庆龄在当时说过：“只有以众为基础并为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
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辣椒鸡
国民党统治集团将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遭到严厉镇压。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加入共产党成为最大的“犯罪”，共产党的组织不断遭到破坏，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被捕、被杀。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000多人。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重要活动家先后牺牲。在统治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了，他们纷纷声明脱离共产党、共青团；有的甚至公开“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据1927年11月统计，全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中共五大时的 57 900多人锐减到10 000多人。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到处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落。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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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不敢坚持革命 ? 怎样坚持革命 ?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众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投入战斗了。一些追求进步、向往真理的人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年逾半百的教育家徐特立、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以及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尽压迫的工农众，重新在它的周围逐步聚集起来。在黑暗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独立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
但是，怎样坚持革命，即坚持革命应当走什么道路 ? 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长时间的艰苦的探索。
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与土地革命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组织湘、鄂、赣、粤四省的农民，在秋收季节举行；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和决定新时期的方针和政策。
同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 ( 即八七会议 ) ，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的作者
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书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会上着重阐述了党必须依靠农民和掌握杆子的思想，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意 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杆子中取得的”。会议还提出了“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着新的道路”的任务。八七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1927 年 8 月 1 日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及贺龙、叶挺、朱德、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或影响下的北伐军 2 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9月9日 ，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遭遇严重挫折后，起义部队决定南下，向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农村区域转移，并于 10 山东高速路况实时查询月 7 日 抵达江西省宁冈县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2月11日 ，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到 1928 年初，中国共产党还先后在海陆丰、琼崖、鄂豫边、赣西南、赣东北、湘南、湘鄂西、闽西、陕西等地区领导了近百
次武装起义。
总之，“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称十年内战时期。
蒋介石是靠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上台的。但是，他上了台，反而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正是他的屠杀政策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让他们拿起武器去进行战斗。就讲过：“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 ? 就是由于国民党搞，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们才拿起来，上山打游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反帝反封建的事业而领导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
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为了坚持中国革命，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进行武装斗争。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究竟是应当指向城市，还是指向农村呢 ? 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加以回答。
从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来看，无论中外，都不到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革命工作应当以城市为中心，这是一个时期内全党的共同认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但是，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经过摸索，逐步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在那里发动农民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南昌起义余部—部分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农村，在那里开始探索上山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的新的途径，后来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从广州西北郊转入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客观环境迫使一批又一批的中国革命者深入到农村区域去坚持革命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依据“着新的道路”的要求，在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相机占领某个县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 1928 年 6 月召开的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肯定了农村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 1929 年 6 月，中
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 9 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1930 年 5 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周子敬的信，明确提出共产党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副力量去发展乡村工作；认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这些事实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点，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根据地，这是 1927 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依靠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农村应当成为党的工作中心的思想。 早在 1928 年 10 月和 11 月，就写了《中国的红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 》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是一种特征；同时还科学地阐述了共产党
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 年 4 月，针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斗争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随着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 1930 年 1 月，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以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理论”风王干湿两用吸尘器。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是对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它是在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1930 年 5 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开
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的初步形成。
随着革命新道路的开辟，中国革命开始走向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逐步发展起来。到 1930 年初，共产党领导人民众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根据地，红军发展到了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 10 万人。重要的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红军游击战争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农村根据地成为积蓄和锻炼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阵地。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朱德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1930 年 1 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在刊登介绍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见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向这些经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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