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塑造 |
【作者】陈 小 娥 |
【关键词】 英雄形象 英雄主义 时代 圆形人物 扁形人物 |
【指导老师】冉 易 光 |
【专业】汉语言文学 |
【正文】 引 言 一般说来，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显赫的大家族，可谓硕果累累。通常人们说的“三红一创”四部17年的当代名作(《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其中三部也就是“三红”都属于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它由三个关键词构成，是革命、历史、小说。英雄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通常指在普通人中间有超出常人的能力的人，他们能够带领人们做出巨大的对人们有意义的事情。对于英雄的描写和英雄主义的表现是文学反映历史、反映时代、反映人生的真实写照。自上个世纪以来，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为了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而建立新的、独立的社会，甚至为了心灵能够冲破枷锁获得真正的自，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们流血牺牲，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屈不挠的一页，到本世纪上半叶，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普通民众的反抗精神得以唤醒，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演出了惊天动地的悲壮与崇高。中华民族从沉睡到惊醒、从屈辱到站立，点点滴滴都体现着伟大的英雄主义，这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当代文学要反映现实，就必须要对贯通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英雄主义精神进行深层次的开掘。五六十年代这种民族精神仍然激励着中国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以说此时期依旧是英雄主义精神高扬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作家怀着异常的热情积极投入文学创作，他们希望通过书写，反映伟大时代的伟大精神，用生动、鲜明的新的英雄人物形象作为人们学习的榜样，正如邵荃麟所说：“我们文学的任务，是以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去培养人民中间新的道德品质，去教育他们为创造新生活而斗争。”[1] 作家们挥笔写就了《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它们的形成都得益于当时历史漫长和规模巨大的战争。代讯在《世纪末的回眸与前瞻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中国当代战争文学散论》中发表了观点，认为这些战争文学作品在其叙事结构上的共同点之一：从叙述基调来看，这些作品大都采用了“‘风滚滚唱英雄’的高昂格调，是一种比较浪漫和充满乐观的英雄赞歌……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文学接受中的非审美因素逐渐淘汰殆尽,其艺术局限日渐清晰地浮现出来。”①哥特式建筑风格文学的作用突出体现为教育的作用，但是文学艺术毕竟不是“政治的传声筒”，它有其自身的特性和原则，在利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时，应力求做到真实，表现英雄主义时也不例外，不能简单地把塑造“英雄典型”作为文艺的根本任务，更不能为了强调典型，就把阶级性、党性这些一般抽象的属性作为典型的内容，把“夸张”或“扩张”作为典型的艺术表现手法，这是违背文学的本质的，也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人物塑造模式化、平面化的重要原因。 一、“英雄”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家在创作中应明确基本的一点：“文学是人学，它既要表现人的丰富生活，更要显示根本的人性。人性既有高尚的一面，也有卑下的一面。”英雄也是人，在作品中塑造英雄形象时，必须写出他作为人根本人性的一面，正如狄德罗说的“人是一种力量与软弱，光明与盲目，渺小与伟大的复合物。”[2]英雄人物身上也应适量体现出一些人的平常性，包括弱点和缺点，描写出多方面的性格，甚至是矛盾的、对立的性格，这才是真正的人。 （一）英雄的本质 英雄是伟大的，他具有超世人的一面，但这种伟大性，如果孤立地按单一化的方向发展，不断突显，就会使人物走向极端化，脱离实际生活，变成书中的范例。例如《保卫延安》，它是当代最早被冠以“史诗”美誉的长篇小说，其作者由衷谈到:“在这粗劣的稿纸上，每一页都浇洒着他的眼泪！作者想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精神传达给广大的读者，使同时代人和后来者把他们当作自己做人的楷模。这是创作的需要，也是作者内心波涛汹涌的思想感情的需要。”[3]由此可知，这部作品就是以激昂的气氛和高扬的格调，构成了我国军事文学的高昂革命英雄主义的起点，也正由于小说追求的不是纯艺术，所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英雄只是性格单纯、行为勇敢的人，他们完全是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了英雄形象。就拿英雄人物之一周大勇来说,作者在他身上概括了中国解放军中千万个普通战士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但是从周大勇身上我们仅仅看到了强烈的阶级爱憎和勇猛极强、机智灵活的斗争精神,很难看到他作为正常人的最普通、最自然的一面。总的来说，作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标准的钢铁战士,没有七情六欲,甚至缺少人基本的生理特征,在长城线突围一役中,他虽然已经身负重伤,但当战友们把他背到附近老乡家养伤时,他依然强撑着站立起来,不愿意把血渍粘在老乡整洁的床铺上。这似乎让我们觉得他“高尚”得不近情理，缺乏普通的人味，这种一味排斥平常性的做法，让人物变得虚假，既不具备生活的真实，更没有能够升华到艺术的真实，也就失去了英雄的美感效应，架空了人物的审美价值。冯雪峰在为《保卫延安》所写的序言中就写道：“以这部作品所已达到的根本的史诗精神而论，我个人是认为它已经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但在艺术的技巧或表现的手法上当然还未能达到古典杰作的水平。” 如果这部小说能从事业中的一个人这样一个角度去写，或者说小说能将周大勇的感情世界放在一个更显著的地位去写，那么这个英雄形象就会具有个性的光彩，如果矫枉过正，在人物身上不合时宜地加进一些平常性，刻意追求性格中的缺陷，就会削弱英雄的主体性格，同样没有审美价值。 （二）英雄形象的缺失 英雄形象是从历史的深处、从现实的泥土中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他们也具有一个人的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所以，要书写真正的英雄，塑造完整的英雄性格应当把性格中的伟大、光明的一面和渺小阴暗的一面辩证统一地结合起来，在克服障碍、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中呈现出伟大性，在突出其光辉性中自然显现其庸俗性。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他出身贫困、勇敢、坚强，小小年纪就从德军士兵口下救出布尔什维克。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抢修铁路；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情况下身残志坚，继续长篇小说的创作。这都是他灵魂深处蕴藏着的伟大精神，同时，他又是现实中存在的完整的人，他是狭隘的偏执者和粗暴的人。他鄙视资产阶级，因为冬尼娅的父亲是林务官就同她彻底决裂，他哥哥同一个贫穷的农民寡妇结婚，他视为卑残。这样一方面说明他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思想的局限性，把所有的有产者，包括中产阶级、小手工业者都当作资产阶级，坚决与他们划清界线。这些不能不算是保尔光辉性中的庸俗，它是一种特有的、本质的、人性的东西。作家既要描写这种常人的共性，更要拨开云雾看明月，不断深入探求那种“灵魂的深”，写出英雄在弱点掩盖下的崇高特性。净化了心灵，使思想得到升华，成为真正的“钢铁战士”。这样的英雄才能让我们真正感觉到他的存在。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的缺失，如：《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这位年轻的“少帅”，“精悍俏爽，健美英俊”，足智多谋，文武全才，作者塑造了少剑波这个形象缺失的英雄，给读者的感觉不真实。《林海雪原》出版后，就有评论者指出：“少剑波的形象写得概念化。”“少剑波使人感到不够真实，是在于这一人物的塑造的严重概念化，缺乏鲜明的个性。”②这些评论是较有见地的，因此，塑造丰满的英雄形象非常重要，能使读者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二、“英雄”与“英雄主义”的关系 （一）英雄的特质 英雄身上能够充分体现出英雄主义的精神，但英雄主义并不是英雄的专有属性,英雄主义是任何人都潜藏着的精神素养,在特定条件下,一个人的英雄主义被激发和释放时,他就成了英雄,“英雄主义作为战争文学主旋律,它既体现了自身的美学特征,与回荡在新中国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浪漫情愫和对现实与将来的理想化认识互为表里,迅速融为了一体,也完全吻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与要求。”③英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因此，英雄形象进入不同时代的文学是人性召唤的必然结果,作家应该通过具体的历史情境，发掘人身上这种普通存在的、潜藏的精神素养。一个看来很平常的人,在特定的情境与处境中也可能超了平常的自己,成为英雄。例如：古罗马史上的斯巴达克，可能是他的自我意识觉醒，也可能是他从同伴身上看到了血的教训，发出了陈胜、吴广式的呼喊：“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率领角斗士学校与他有着相同命运的78名勇士，举兵起义，先后占领大半个意大利，使元老院都为之震惊。斯巴达克以他的勇敢坚强，卓越的组织才能和高尚的个人品质为后人称道。马克思说：“斯巴达克是整个古代史上最辉煌的人物。一位伟大的统帅，具有高尚的品格，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婴儿手脚印《苦菜花》中的母亲冯大娘，丈夫冯仁义为避迫害，只身闯关东，她一个人拉扯五个孩子艰难地度日。大儿子德刚和大女儿娟子都参加了革命，冯大娘支持娟子当民兵，并亲自送二儿子德强参加八路军，当得知大儿子德刚牺牲的消息之后，她强忍悲痛，更加坚定地投入革命斗争。小说以母亲一家的经历为核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普通而感人的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冯大娘是一位很平凡的母亲,但在抗战初期这个特定的处境中，她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变得勇敢、坚强，成为英雄。 （二）英雄主义在特定时期的突显 英雄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或某个特定的场景中，表现出迷茫、恐惧等一般人物的普遍心理。所以“英雄”与“普通人”之间不应该有明显的界限，不能以“阶级理想”为标准，借用“幻想”、“拔高”、“夸张”等“超现实”的手段，集众美于一身，塑造出“完美无缺”的，或者说是“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真实的人性既具有人的创造性、能动性，又具有人的局限性。具有创造性、能动性、人才区别于动物；具有局限性，人才区别于神。美学中的所谓“缺陷美”，往往能有力地表现出人性美，因此，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关系之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的实际生活却分明告诉我们,人只寻求近似的完美,那严格讲来是不应该叫做完美的。人们只寻求好的而不是完美的，只有纯粹数学要求完美；甚至应用数学都以近似计算为满足。在生活的任何领域寻求完美，都不过是抽象的，病态的或无聊的幻想而已，我们希望呼吸清洁的空气；但是我们注意到，绝对清洁的空气是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的。我们希望饮清洁的水,但也不是绝对清洁的水；绝对清洁的水(蒸馏水)甚至是不可口的。”④这种关于美丑二重关系的理论我国美学史上也有很多理论家提出，如：清代的文学理论家叶燮，他说：“凡物之义不孤行，必有其偶为对待。弃者，取之对待也。”叶燮认为事物尽管千变万化，但都是对立两极的互相依存，互相联结，互相转化。只有懂得这种美丑辩证法，在塑造英雄形象时，才不回避缺陷，通过表现缺陷美显示出更迷人的美。但可悲的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塑造的许多英雄人物形象，都被拔高成了一种单一的模式，他们大都出生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高大威武，没有精神危机，甚至没有七情六欲，不会轻易死亡。如果非“死”不可，那么只能是视死如归，英雄虽“死”，但必须表现革命的最后胜利。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下面一段描述仅为其中典型之一： “约有一个班的敌人投掷着卷过来了,突然地王应洪跪了起来——他居然还能跪起来——投出,而且越过那块石头一直迎着敌人滚去……王应洪就整个地出现在敌人面前，拦住了敌人，进行决战了。敌人蜂涌上来，想要活捉他。他打完了冲锋里面的子弹，一下子站了起来，用他负伤的腿向前奔去，奔到敌人的中间，火光一闪——一个手雷爆炸了…… 我军发动了对青石洞南山的攻击数字代表的含义,一个钟点以后就全部地歼灭了山头上的两个加强连的敌人。” 这是一种革命乐观主义，中国革命史上经历的挫折、牺牲乃至惨重代价所包含的“悲剧”精神，在这里被一种“乐观主义”轻轻化解了。表现“乐观主义”没有错，但它不能脱离生活真实，违背人的生理本性和情感逻辑，否则，充斥在作品中的只能是廉价的“乐观主义”和虚假的“浪漫主义”。这样，“英雄”成了理想化的奋斗目标，凌驾在“人”的概念之上，不仅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人”，表现的主体是通过庸俗化的阶级路线来完成的，这样的英雄是平面的，是“纸模的和大理石雕成的人物”甘南景点，缺乏现实生活中人的立体感。 英国文艺批评家福斯特将人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两类。[4]“圆形人物”是指单一性格结构的人物身上“再增多一个因素”以至多个因素，也就是二重性格结构或多重性格结构的人物，而nba2k操作“扁平人物”是指表现了一种简单的意念或特性的人物。他认为，扁平人物有两个优点：一是他们一出现，人们就能轻而易举地认出他们，而且对作家也有好处，因为扁平人物用不着一再介绍，他们永远不会逃跑，人们不用等着瞧他们的进一步的发展。如：王应洪，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自我，读者很容易记住他这个人物形象。二是读者容易记住他们，他们给读者的印象是一成不变的，他们并不随环境的变异而变异，不管环境千变万化，他们依然故我。如：王应洪，他在战斗中英勇无畏，不怕牺牲自我，读者很容易记住这个人物形象，但是他给读者的印象却没有任何变化。其实，这里所说的扁平人物的优点，也恰恰是扁平人物最根本的弱点：一是人物的特征太露、太浅、太简单，未能具备足够丰富的性格内涵，缺乏再思考，再创造的空间。如：王应洪英勇无畏的性格太简单，不够丰满。二是这种人物的性格是一种静态的封闭结构。显然，“扁平人物”就是类型人物，相对而言，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圆形人物更真实，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所以，福斯特说：“不过我们必须承认，在成效方面，扁平人物是不如圆形人物的。但要取得喜剧性效果时，扁平人物就大有用场了，一个严肃的或悲剧性的扁平人物容易惹人厌烦。这样的人物一出场就高喊‘报仇’或者‘我的心为人性沦落而悲痛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就令人心情沉重了。”[5]他还认为扁平人物属于较低的审美价值层次，是毫无个性的一种理想或能力的象征，这种描写也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作家塑造英雄时的普遍通病，值得重视的是，在福斯特看来，圆形人物必须令人信服，“如果不能令人信服，那么，充其量只是伪装的圆形人物。”[6] 三、“英雄”与历史时代的关系 （一）特定时代下的英雄形象 文学是一个民族精神品格的特殊表现，在反映英雄主义精神时，必须要依据一定的条件。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要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前进，也需要“英雄史诗”式的英雄主义精神支撑，这是一种民族凝聚力的体现，要求文学创作应以“历史合理性”的价值准则。“从正在进行的历史，而不是从已经实现的历史之中，去提炼自己的思想意识。”[7]然而，英雄主义精神是时代精神、社会内容的一个方面，对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应当是渗透在历史、现实的真正反映之中，通过历史和现实本身反映出来，不能简单地把塑造英雄形象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应该站在全局的高度上塑造真正“生活”的人物，“英雄”来源于现实，他们成长的环境是艰险与安泰、严峻与和平并存。 司马迁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说明了英雄勇敢与怯懦的两面性会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这是由于不同环境促使性格发生转化，性格才显得真实而多彩，英雄也是如此，司马迁不愧为塑形造物的大师。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我想这样的评语，只是为赞扬与司马迁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出丰富人物形象的作家。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看，也是如此的，要表现真正的“英雄”及“英雄主义”必须要把握人与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环境的关系，从历史与社会真实的角度反映中华民族寻求解放的精神追求及艰苦斗争的过程，整体地、全面地表现出历史的深层脉动。如：《红旗谱》中朱老忠的“成长”取决于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克服和升华个人的仇恨，朱老忠始终在复仇意识中延宕，作者对这个英雄人物的塑造存在不足的地方，没有很好的把他与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性格的多侧面展示显得不够。 （二）新时代的英雄形象 新时代“英雄”和“英雄主义精神”就是一种以民族的、社会的乃至人类的利益为重的，超越了个人一己得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就是一种追求正义、光明的人格精神，就是一种敢于向成见、偏见与未知世界挑战的探索精神，就是一种敢于与邪恶做斗争，维护人类良知的道德精神。最重要的是这些崇高的内涵必须基于“英雄”作为人的前提，即“英雄”的本质还是人，所以塑造的英雄人物和表达的英雄主义精神，不仅仅是带有说教性或榜样的作用，而应该深刻体现出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貌，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成富有秩序的英雄谱系，他们层次分明，等级完整。主次英雄依照神力大小、成熟与否、道德是否完善可分为三层。第一层：革命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如《红日》中的501首长、《红岩》中的川西特委，在文本中总不在场，是符号化的人物，有绝对的权威，在道德伦理、军事天赋、判断力等方面也接近完美，而且其言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神秘的效果，比如一个电话能扭转战局，一两句话都能在主人公心里转化为精神支柱；第二层：革命的忠实信徒，党的政策执行者，文本多选择如政委一类的思想工作者，如《红日》中的梁军长、《红岩》中的江和许云峰、《红旗谱》中的贾湘农等，他们在文本中的形象相对具体，区别于第一层的英雄，而且他们已经是成熟的革命者区别于第三层的英雄；第三层：革命积极性高，欠成熟，需要磨炼的革命青年和战士或者需要抛弃传统狭隘意识的新型农民，如《红岩》中的刘思扬和成瑶、《红日》中的刘胜等，有在磨炼中成长起来，也有经过党的确认，进入上一层结构的，如《青春之歌》的林道静与《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最后通过层层考验而进入第三层的。 结 语 英雄是一个民族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篇章，表现民族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文学无法回避的意题，基于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觉醒与抗争的时代现实，特别是五六十年代高扬政治思想追求理想，成为一个典型化的理想主义时代。这一切都是从历史的矛盾运动中，从迫切地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的愿望中涌动出来，它具有某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性，文学肯定会受到这种主流思想的冲击。开创未来的豪迈气概与主观意志的膨胀互为体现，改造社会的愿望与超越现实的理想互为体现，神圣与荒唐互为体现，这样一种时代处境，决定了对热情的颂歌及英雄主义精神的需要，同时要指出的是，“文学来源于现实生活，却又高于现实生活。”文学发展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观念变迁的历史，作家在创作时，都有自己关于人的宏观性认识。 “人的发现”在五六十年代走向绝壁后，文学就只能表现一种人，一切手段都要服从于这种人，这就是“高大全”的所谓英雄形象，他们是一些英雄观念的抽象品，没有人的真实情怀，处处体现一种固定不变的绝对模式，“英雄”不再是“人”了，他们正常的丰富的人性干涸了。应当提出的是，审美意识是文学的核心，文学不应该成为迎合政治的工具，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英雄应当回复到人中去，像人一样拥有人的特性，只有当人重新在他的美好爱情中，在他的辛勤劳作中，在他的神圣岗位中到他自身的位置，用他自己的思想来传递情感，像“彭德怀”、“江”一样用心灵讴歌生命，英雄人物形象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贴近平凡人生活的完整人物，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书写民族之魂的“史诗性”著作。总的来说，作家正确处理“英雄”与“人”、“英雄”与“英雄主义”、“英雄”与历史时代的关系，“英雄”才作为真正的英雄人物，真正地站在读者面前，与他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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