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品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品谈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关系》
摘要：“蛋糕问题”，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多次被议论的老问题，又是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新命题。现在再来谈论“蛋糕问题”，伴随着新的实践，发展着新的认识。“蛋糕问题”，说到底，也就是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一要做大，二要分好”，就是说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公平，也就是说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处理好财富增长最大化和分配公平化的关系。
关键词：效率、公平、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正文：
一、 从理论上阐述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公平和效率是矛盾的统一，二者既有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一面，又有相互统一、相互依存的一面。
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从历史上看，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在效率低下、还没有产生剩余物品时，空谈公平就失去了意义。而从各国经济发
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只有物质财富更加丰富时，公平才会增长，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收入分配就越不公平。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全社会也才能达到最大的公平。也就是说，效率使公平建立在更雄厚的物质基础上，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极大提高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效率的极大提高，是不可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的。
公平促进效率。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对经济效率有重大影响，分配公平合理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相反，严重的分配不公，无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还是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产生两极分化，都会降低劳动者的积极性，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发生社会动荡，影响效率。厦门华侨酒店>2022年双一流大学最终名单
它们的矛盾性主要表现在：二者之间也存在此长彼消的一面。一方面，公平对效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效率开始提高了，旧的公平观仍居于主导地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时期内为了达到公平，要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而为了促进效率，又要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
公平和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但并不是没有任何矛盾，而这些矛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二、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的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公平与效率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探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
1、效率绝对优先时期改革开放初期,同志针对过去我国 “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对效率造成的巨大损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著名论断,使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带动更多的致富,以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阶段公平与效率的主要特征,是否定了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实行的“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坚持把效率放在第一位,拉开分配收入差距。按照的“公平效率”思想,我国对个人收入分配方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多劳多得,少劳少的,不劳动者不得和效率优先原则获得广泛认同。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效率高、竞争力强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获得了更多的收入,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财富越积越多。这一阶段,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上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表现为效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一切以效率为准绳,公平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两者没有密切联系起来。
2、兼顾效率与公平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还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不断及时纠正某些错误偏差,不断深化自己的思想。改革进行到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他觉察到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时,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共同富裕,我们决不搞两极分化。1985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1]P111\\也十分注重从效率与公平协调方面来考虑社会主义的原则或任务,他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2]P172“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有什么优越性?”[3]P128无论是在效率上还是在公平程度上,社会主义社会都要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出于这种思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P373从而把公平与效率原则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境界。发展生产力,要求既要提高效率,实现共同富裕,又必须体现公平。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期党的十四大以后,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在推进中国特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进一步明确了现阶段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样,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明确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现阶段在实际运行中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4、现阶段建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公平效率观党的十七大明确把科学发展观表述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维护公平,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这些年来,我国对公平的理解主要局限于分配领域。既没有对公平研究进一步细化,区分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上的公平,也没有从全局着眼,把握全面的公平观。实际上,公全面的公平是多层次和全方位的京东物流电话人工95118,要从政治角度、经济角度和伦理角度来综合把握,也要全面注重解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统一。我们要推进的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而且要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目标,改革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
5、水上城市可持续发展呼唤整体的效率观。长期以来,我们发展生产力完全站在人类自身的角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片面追求效率的经济增长观,这种增长观的直接后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经济社会在人口、资源和环境三个约束条件下持久、有序、稳定和协调地发展。这样的发展观指的是社会整体效率,而不单单是指经济效率。
三、做大蛋糕是政治的责任,分好蛋糕是政治的良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会议公报没有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概是因为社会建设的分量是加重了，但并没有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有的问题也不好分，例如民生分配问题，既是社会建设，也是经济建设。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简单地说就是做两件事情，一件是要把蛋糕做大，把我们的经济实力做大，国家富强。另外一件是同时要把蛋糕分好，做好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让大家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我们过去30多年，大部分时间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没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这是一个缺陷，当然这也有道理，因为我们国家穷。
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这也说得过去。人们说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责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知、良心。那么在蛋糕没有分好的情况下，政府就没有良知、良心吗？不能这样说。应该说这都是我们政府的责任，不仅仅是良知良心的问题。但是政府在前一阶段不可能把这个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阶段我们要努力把这个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两者并重，同时既要做大更要分好。
社会主义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注重的地位，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数人侵吞发展的果实。同时不这样做也不行，不这样做怎么能进一步做大蛋糕。不这样做，老百姓的不满意程度多起来，大家的积极性发挥不出来，蛋糕就没办法继续做大。而且现在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要扩大内需；要扩大内需，也必须解决分好蛋糕的问题。不然多数人收入很少，手头没有购买力，何从扩大内需，调整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所以，现在已经到了“做大”与“分好”两者并重，应当更加注重分好蛋糕的时候了。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蛋糕做大，一个是把蛋糕分好。不是说现在不要再做大蛋糕了，还是要做大蛋糕，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还不到日本的十分之一，所以还要继续做大蛋糕。但应该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重点放
在扭转解决两极分化趋势问题方面，即放在分好蛋糕上面。所以中心的重点应该是这个问题。不能说重要的只是做大蛋糕，这跟社会主义性质不符。资本主义也做大蛋糕，人家的蛋糕做得还比我们的大。我们社会主义分好蛋糕是更重要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既是全体人民切身关心的问题，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宗旨，也是我们政权合法性的根据。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是人民意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政府承担着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为人民服务是政府的宗旨，对人民负责原则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把蛋糕做大分好，有利于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树立政府的权威。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做大蛋糕，分好蛋糕。
    如何大蛋糕分好蛋糕？府要积极履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政府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原则，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坚持从众中来到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府要坚持依法行政，提高行政水平和工作效率，加强行政执法队伍的建设。政府要审慎使用权力，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政府要自觉接受监督。重阳节好词好句摘抄
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特别是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领域着手，完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改善低收入者的民生状况。这些措施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也开始这样做了，包括这次五中全会建议规定的改善民生和收入分配的措施。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还要加大力度。但是，仅仅就分配谈分配，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需要从基本生产关系，从基本经济制度来接触这个问题；需要从强化公有制为主体地位来解决这个问题，才能最终地阻止贫富差距扩大，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所说的“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他又说，“基本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坚持归公有”，就“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这是非常深刻的论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容许私人产权的发展，容许非劳动要素（主要是资本）参加分配，但这一切都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按劳分配为主为前提，不能让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为主体，也应该扭转按资分配代替按劳分配为主的趋势。那种让私人资本向高利行业渗透（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部门和关键领域，连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节制资本的口号也反对这样做），那种盲目地、有违社情地鼓励增加“财产性收入”之类的政策，只能促使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都应该调整。
只要保持这两个主体，贫富差距就不会恶性发展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可以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最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否则，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要放在坚持共和国根本大法的角度下考虑，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的“两个为主”的宪法原则的真正落实。
参考文献:
:[1]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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