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的神秘主义者克尔凯郭尔认为，真正的哲学是⼈的哲学，是说明⼈⽣指导⼈⽣的哲学。⼈并⾮是⽣⽽具有理性和道德责任感的。以此为基点，萨特等⼈发展出⽇后的存在主义哲学。萨特在1946年的论⽂《存在主义是⼀种⼈道主义》中认为，⼈类需要重新到⾃⼰。加拿⼤当代作家D·A·理查兹（David Adams Richards）的⽶拉⽶希三部曲（Miramichi Trilogy）《车站街之夜》（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夜雪如此宁静》（Evening Snow Will Bring Such Peace），《谁猎杀了伤者》（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以其家乡⽶拉⽶希河⾕为背景刻画了⼀在⽆序的⽣活中执着寻的⼈物。位于加拿⼤东部沿海的⽶拉⽶希河⾕对理查兹来说，近似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那帕塔法⼩镇，在这个“邮票”⼤的地⽅理查兹从普通⼈物的⾝上体察到⾼阔的⽣命悲欢，抒写了⼀曲存在主义的英雄颂歌。三打一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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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世界观实质上是⼈类中⼼论，它借上帝的名义把⼈置于万物之上，为⼈安排了⼀种超⾃然的世界秩序。尼采19世纪宣称了上帝的死亡，现代⼈类变得⽆所倚赖。⼈们茫然四顾后，发现现在能够倚赖的只有⾃⼰，上帝已经远去。上帝死了，价值丧失了价值，原有的信仰也失去了⼒量和魅⼒，⼈⽣的意义刹那间接近虚空。存在主义者认为沉沦、逃避皆不是⼈类所应选择的⽅向和归属。⼈们变得缺乏⽬标，缺乏对“为什么”的答案。 “在⼈类通过科学增添了⾃⼰的尘世福利，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却是丧失了对于永恒福乐的信念——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永恒福乐，⽽且是世俗意义上的永恒福乐，即⼈类时代的永恒
延续和⽆穷进步” [1].⾃此，⼈类被贬到⼀个失却了永恒的尘世中。存在主义哲学这时把⼈放到⼀个⾄⾼⽆上的地位，因为决定⼈类命运的只能是⼈类⾃⼰。在这个空阔荒芜的世界上，⼀切都依赖⼈⾃⼰来建造。“存在主义的核⼼思想是什么呢？是⾃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由承担责任，任何⼈爱体现⼀种⼈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产⽣的对⽂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2]（23）。在⼈承担起责任的时候，⼈同时也成就了⾃⼰。“是懦夫把⾃⼰变成懦夫，是英雄把⾃⼰变成英雄；⽽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英雄也可以不再成为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不是通过某⼀特殊事例或者某⼀特殊⾏动就作为你整个承担责任”[2]（20）。
三部曲中《车站街之夜》的背景是在1972 年，《夜雪如此宁静》是在1979年，《谁猎杀了伤者》在1989年。在加拿⼤东部⽶拉⽶希河⾕附近，“沿着⼩镇往上是医院，车站，教堂和墓地。下⾯树林外，⼩河流淌着横穿⼩镇中⼼。古⽼的建筑慢慢被替代了，慢慢远去了，它们的痕迹逐渐消失了，在冬季的阳光下窗格玻璃看起来很光滑”[3]（26）。每个⼈如镇上那条亘古流逝的河⽔遗留下的砾⽯⼀般可有可⽆。这是个⾃由⽽⼜悲哀的年代，⼈们⾃由，却⽆所依赖；⼈们富⾜，却缺乏温暖；⼈们成功，却没有了英雄。《车站街之夜》中的乔，《夜雪如此宁静》中的伊万和《谁猎杀了伤者》中的杰瑞分别是故事的主⼈公，⼀系列其他⼈物，如乔的⼥⼉阿黛尔，乔⼀家的⼥邻居迈拉，阿黛尔的男朋友拉尔夫，追求功名虚伪⾃私的维拉，懦弱的内⽂等等在三部曲中陆续出现，是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的本质并不是单个⼈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乔，伊万，杰瑞⽣活在社会底层，他们⾝体强健，⼒道过⼈，本性善良，在⽣活中遇到事端经常诉诸暴⼒⼿段。⽐如杰瑞⼩时侯，⽗亲为赢得2 ⽑5分钱的酒，让他与强壮的⼤个孩⼦打架。表⾯上看来，乔等是极普通的，⼯作不稳定，经常⾯临失业的危险，在多⾇多难的⽣活中挣扎奋争。他们与传统的英雄形象⼤相径庭。可就在他们⾝上，理查兹挖掘到其⾏为中的英雄⽓质，如加缪（1947）《⿏疫》中的⾥厄医⽣，如神话中⼀直在推动从⼭上滚下来的巨⽯的西绪福斯，在空⽆的惨淡中寻⼈⽣的希望。
在时间相距不太长的三个故事中，乔，伊万，杰瑞和内⽂等与其所⽣活的环境发⽣了各种冲撞，这种冲撞正是来⾃于⼈的⼀种⾃然冲动。赫拉克利特说：“我寻过我⾃⼰”。德尔斐神庙前的神谕也昭⽰世⼈：认识你⾃⼰。现代⼈失去了原有的信仰，⼜⽆⼒创造新的信仰，这就真正陷⼊了可怕的信仰危机。灵魂和⾁体双重退化，精神的空虚和本能的颓废交互作⽤，即是现代⽂明的症结。现代⼈⾯临的颓废就是“⾝份”的缺失和信仰的危机，⼈们在纷纭的世界众多的诱惑⾯前迷失了⾃⼰。乔“不知为什么，他总觉得⾃⼰要去多做些事情，但每次做事情的时候，他都觉得⾃⼰想做的不是这件”[3]（p71）。乔⽆法克制的结巴习惯，与妻⼦丽塔⼥⼉阿黛尔的微妙尴尬的关系，都是⼈们迷失了⾃⼰后的种种后遗症。“⾝份”丢失后的乔、内⽂等⼈如风中的柳絮飘零，能做的和必须要做的就是寻到⾃⼰的根，即“⾝份”。
维拉与拉尔夫则属于受⼈尊敬的上层社会。维拉与乔等⼈都对⽣活有各⾃独特的理解，都把⾃⼰的
⽣命和⼈⽣旨趣各⾃投注到所追求的⽬标中。不同之处在于，维拉等⼈不考虑所追求⽬标的有限与⽆限，短暂与永恒，他们寻的是客体化世界中的价值，是带有功利性的价值取向。这种取向是有可能实现的事实，因此他们与客观世界之间有能够契合的共通点，在这个共通点的基础上可以适意地⽣活。⽽乔等⼈更多注重的是⾃由、⼈道、责任等，是超乎神境启⽰的纯净的道德价值秩序，他们为⾃⼰的存在和⾃⼰的⼀切⾏为“承担责任”。这种价值即体现在伊万对妻⼦从未变更的爱，杰瑞想要治愈⼉⼦⽩⾎病的固执念头，内⽂想要见⼥⼉⼀⾯的⽇以继夜的渴望等。也是⾥厄医⽣明知道恶疾⽆法战胜，却依然勇敢直⾯，奋⼒拯救众⼈性命。他们⾯对不可能实现的种种事实，从没想过退却或退居其次，⽽是毅然决然地直⾯强⼤的笼罩各处的坚硬现实，所以他们与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之间的⽆法融合恰是悲剧性冲突发⽣前的撞击。什么是商业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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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钓鱼 ⼈有⼀种美好⽽且坚强的⾃然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追求⾃由和独⽴的⽣命意识。这种⾃由是个体战胜了必然世界中的羁绊后的⼀种完成和超越，这种完成和超越⼜倚赖于⼈的主体性。⼈的主体性的坚韧与否，就造成了个体在⾯对苦难时的相异态度。乔迷失在酒精中不能⾃拔，这是在外界诱惑⾯前意志的失守，也是意志局限性的表现。戒酒后⽣活或许会有改观，这种想法促使乔改变⾃⼰。可他戒酒后，⽣活仍⼀如往昔。此时乔⾯对⽣活的失衡感到⽆⽐失落，却⼜不知道失却的平衡在何处；他对努⼒后⼏⽆所收的结果感到迷惘，⽣命活动正常运转到底依赖什么⼒量？乔思索这个问题。于是在《车
站街之夜》结局处，“他右⼿拿起那瓶⽔，深深地喝了⼀⼝。那是瓶伏特加。”[3]（224）突然在别⼈的⽬光下，乔能够从容⾯对喝酒和酒后的⾃⼰了，对乔来说，这是意志的胜利，他终于寻到远离已久的⽣命的某种旨归。“⼈是⾃⼰造就的；他不是做现成的；他通
过⾃⼰的道德选择造就⾃⼰，⽽且他不能不作出⼀种道德选择，这就是环境对他的压⼒”。[2]（26）即不论是喝酒还是戒酒，乔都已经成功到了⾃⼰的⽀点，这个⽀点对别⼈来说可能是微不⾜道，对乔来说却是他以后⽣命的不可缺少的⽀撑。后来乔在暴风雪中救了维尔，更是这个⽀点⼒量的展现。后来乔过着平稳的⽣活，也是以这个⽀点为中⼼的⽣命活动的延伸。
在《谁猎杀了伤者》中，内⽂由于妻⼦维拉禁⽌⽆法见到⾃⼰的⼥⼉，遭受着巨⼤的精神痛苦。内⽂在60年代度过了荒唐的青年时期，现在艰难地跨⼊中年，此时他事业⽆成，家庭失败，⼀切都暗⽰这是个即将被击垮的⼈物。可内⽂到前妻忏悔⾃⼰犯下的过错，在⾥尔斯（杰瑞以前曾与其⼀起偷窃，现从监狱逃出）和杰瑞去抢劫他的时候，他表现出⼀种让⾥尔斯都吃惊的镇定，那时甚⾄他的肌肤像显得如象⽛般洁⽩。后来在志愿参加教堂建设的过程中，内⽂虽然感到害怕，仍然勇敢地上到⾼处去悬挂⼗字架，牧师说道：“你将发现这⼉只有⼀种⼯作，那就是上帝的⼯作。”[4]（P218）此时内⽂再想起⼥⼉哈德利时，感觉“她似乎离他很远了。”[4]（P220）“（⼈的）⼀切意愿都产⽣⾃需要，因⽽是产⽣⾃缺乏，因⽽是产⽣⾃痛苦。……欲念的⽬的⼀旦达到，就绝不可能永远给⼈满⾜，⽽只是给⼈⽚刻的满⾜；就像扔给乞丐的⾯包，只维持他今天不死，使他的痛苦可以延续到明天。因此，只
要我们的意识⾥充满了我们⾃⼰的意志，……我们就绝不可能有持久的幸福和安宁。”[5]宗教此时慰籍了内⽂曾经焦灼不安的灵魂，成了平静他⽣活的⼀剂灵药，在圣灵之光的沐浴下，⼀切似乎都静谧安详。⾯对⾃⼰⽆⼒改变的荒谬世界，内⽂选择了宗教作为退避之所，因此荒谬变成了上帝，他相信了神的超越存在、经验本质以及⽣命的超⼈意义。⽽存在主义者认为我们现在考虑的道德并⾮必然引向基督教传统；我们所应该考虑的，以及我们应该在道德中寻求的⽬标，不是基督教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东西。从根本上说，基督教精神所给予内⽂的也是⼀种带有悲剧⾊彩的精神⽀点。可恰恰因为乔与内⽂在世俗社会中寻到了这种⽀点，他们⾝上就明显缺少了⼀种伊万和杰瑞⾝上超越⽣命⾏为的勇者魅⼒。怎样申请大病救助
《夜雪如此宁静》中，伊万牺牲⽣命去救⾝陷沼泽的⽼马。⼈性的精神⼒量在困苦和⽃争中充分证明了⾃⼰的存在。⼈选择的瞬间是⼗分重要和严肃的。但是⼀想到⾃⼰的存在⽅式将由⾃⼰的选择来决定，这种⾃由就会成为⼀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因此，“对于⼀个⼈来说，他认为最可怕的事情就是：选择、⾃由。”[6]在已⽆可能战胜的困境⾯前，追求⾃由的意志和残酷坚冷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冲突，⼈的⽣命和⼀匹半瞎⽼马的⽣命之间的⽆畏抉择，让伊万在⽣命最精彩的刹那了望到博⼤⽆边的⾃由世界，这不是悲观主义，⽽是超越了悲观主义的⼈的个体⽣命的终极⾃由的抵达，是⼈的⾃主性的伟⼤超越。《谁猎杀了伤者》中，杰瑞以前曾偷窃，⽃殴伤⼈，镇上的⼈们看见他都有些惧怕。后来，他⼀⼼想治好⼉⼦的⽩⾎病；他努⼒想进⼊维拉和拉尔夫的世界中。可经历过种种过后，杰瑞最终意识
到，象两条可以⽆⽐接近，却永不能相交的直线⼀样，维拉和拉尔夫的世界与他的迥然不同，这两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出现交集。于是，“当他再听拉尔夫谈话时，他再也不和以前⼀样了”。[7]
（P172）“他们（他和维拉）之间的差距增⼤了，并没有减⼩”。[7]（P182）与乔和伊万不同，杰瑞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世界的不可改变，意识到异⼰⼒量的强⼤和⾃⾝早已注定要⾯临的危险。可是他仍然尊敬所有的⼈⽽且⾮常有礼貌。“他的笑容很有感染⼒，就像⼀盏燃着的灯。”[7]（P4）⾥尔斯从监狱逃出后，杰瑞为防⽌家⼈和镇上的⼈们受其伤害，在与⾥尔斯的周旋中，被刺伤致死。拉尔夫曾动情地说，杰瑞“现在回家了，来寻求原谅，”他“渴望⼀个庇护的地⽅”，“已经厌倦了被猎杀”[7]
（P144）这说明杰瑞⽐乔和伊万幸运的地⽅就是另外⼀个世界中有⼈真切地明⽩他的处境，甚⾄镇上许多⼈暗地⾥尊敬他。杰瑞喜欢《圣经》中的这句话，“我是真正的葡萄藤，除了我没有⼈能够到达上帝的怀抱。”[7]（P137）这句话神奇地让他感到亲切平静。因为他与伊万相似，在困境⾯前积极反抗，勇敢超越，毫不妥协地追求⾃由，他们这类⼈义⽆返顾地把所有激情和⽣命倾注于与命运交锋的战场，即使在⽣命最后⼀刻与他们同呼吸的是⼀匹马，⼀个逃犯。在超越⽣命极限的瞬间，他们所追求的纯洁的道德价值同时⽣成，后⾯闪耀着超乎神性的光环。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悲剧的残酷中⾃我肯定，坚强得⾜以把苦难当作快乐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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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的⼀部分，⼈类的⾏动是超越的，总是在现在中孕育，从现在朝向⼀个未来的⽬标，我们⼜在现在中设法实现它；⼈类的⾏动在未来到它的结局，到它的完成；在⾏动的⽅式中始终有希望在。在思索⼈的命运时，宗教给⼈们指出了⼀条满⾜⼈类情感的信条之路，在这条路上，是⾮善恶都可以在宗教的怀抱⾥求得平静和满⾜。就是这种求得平衡的⽅式，让宗教在内⽂⾝上发⽣了如许的安详效⼒。伊万和杰瑞等在是⾮⼤义⾯前并不急于下判断，他们⽤⾃⼰的⽣命和巨⼤的苦难激烈碰撞，以⼏乎弃绝尘世的受难态度响应来⾃遥远地⽅的不绝如缕的召唤，从⽽观照了⽣命和命运，也给世上其他⼈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伊万和杰瑞丧失⽣命的瞬间，同时也超越了⽣命的极限。超越的⼒量映射到澄明⼏净的天空，让作为个体的他们在泪⽔和⽕光中到了⾃⼰的位置。⼀切变得⽆⾜轻重，同样也⽆⽐重要，⼀种真正的憾⼈⼼魄的悲剧⼒量回荡在世间。他们在⽣死隘⼝向凌厉的困境进军并最终获得胜利。乔在寻到的⽀点上索然⽽居，内⽂栖息于宗教⽽居，这或许保证了他们以后⽣活的安静平和，可恰如射出去的利箭，最后落在⼀张绵软的垫⼦上，冲击⼏⽆，更何谈震撼与⼒量。这是⾯对⽣命的另外⼀种选择，⼀种与勇者迥然的折衷。此后在⼈世间，多了些个在宗教和世俗中安居的灵魂⽽已。与此同时，伊万和杰瑞在万⾥⾼空舒展着翅膀⾃由飞翔。与他们的舞姿相辉映的是伊万墓碑上的这⾏浸透⾎泪的字：“伊万·巴斯特拉奇，⼀个男⼦汉，1957-1979”。他们“存在、露⾯、出场，后来才说明⾃⾝，……世间并⽆⼈类本性，因为世间并⽆设定⼈类本性的上帝。⼈，不仅就是他⾃⼰所设想的⼈，⽽且还知识他投⼊存在以后，⾃⼰所志愿变成的⼈。⼈，不外是由⾃⼰造成的东西”。[2]（29）杰瑞等⼈恰恰证明了存在主义的这⼀基本原理。
参考⽂献
[1] 周国平. 尼采与形⽽上学[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2] 让-保罗-萨特[法].存在主义是⼀种⼈道主义[M]. 周煦良汤永宽译. 上海译⽂出版社， 1988.
[3] David Adams Richards，Nights Below Station Street[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83.
[4] David Adams Richards， 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3.
[5] 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3卷），[M]. 33-34.转引⾃朱光潜.悲剧⼼理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83.
[6] 克尔凯郭尔. ⽇记[M]. 转引⾃简明存在主义辞典[M].
[7] David Adams Richards， For Those Who Hunt The Wounded Down[M].McClelland & Stewart Ltd.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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