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分析
中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分析
宁攸凉;乔娟;王征兵
【摘 要】端午节手抄报内容大全本文利用2002-2008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有关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收益数据,采用DEA方法测算与分析了中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包括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得到如下结论:我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的改进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实现;2001-2007年我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都较高,且有不断提高的趋势;2001-2007年我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配置效率总体上低于技术效率.
农村信用社贷款条件【期刊名称】《技术经济》
【年(卷),期】2010(029)002
【总页数】5页(P81-84,97)
【关键词】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DEA;成本效率;技术效率;配置效率
【作 者】宁攸凉;乔娟;王征兵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西北农林科技大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712100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F326.3
据农业部统计,2007年全国出栏50头以上的规模养猪专业户和商品猪场共224.4万家,出栏肉猪占全国出栏总量的比例达48.4%,其中年出栏万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有1800多个,京、津、沪等大中城市的生猪养殖基本实现规模化。另据农业部预测,2008年全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较2007年提高7～8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已经超过散养,在大中城市及周边的生猪养殖更是以大规模养殖模式为主(根据2008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是指饲养规模① 饲养规模一般按调查期(一般为1年)内平均存栏数量确定,平均存栏数量=(期初存栏数量+期末存栏数量)/2。为1000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所采用的养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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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微观层面,规模猪场,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大规模猪场,在养殖中普遍存在亏损情况,成本效率低。究其原因可能包括:一方面养殖过程中缺乏科学饲养和管理技术、防疫观念差、忽视生物安全体系、养殖环境污染等导致疫病经常发生,从而导致养殖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养猪场的市场谈判和适应能力弱,尤其在生猪市场价格频繁大幅度波动情况下,养猪场不能及时调整生产要素投入和经营策略,加之缺乏有效的合作组织,议价能力差,经常遭受上游饲料企业与下游猪贩子及屠宰场的双重挤压,从而导致生猪养殖效益低。因此,有必要比较分析全国不同地区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
成本效率包括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两个方面。技术效率是指在技术的稳定使用过程中,技术的生产效能发挥的程度,而配置效率反映决策单位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根据市场价格信息配置要素的能力。颜鹏飞等[1]、王兵等[2]分析了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技术效率,孟令杰等[3]、李富欣等[4]研究了部分农产品技术效率,杨湘华[5]考察了全国不同饲养规模生猪生产技术效率,而宁攸凉等[6-7]测算了全国及特定省份生猪养殖技术效率,但到目前,国内未见到研究中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技术效率的文献。
由于要素价格数据较难获取,因此使得配置效率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而且主要在非农领域。
例如:张兵等[8]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1995—2005年江苏省农村总体信贷资金配置效率和农业、乡镇企业各自信贷资金配置效率;杨洪涛[9]采用DEA模型分别对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资源配置的综合效率和技术效率进行了评价;李双杰等[10]运用DEA方法,对制造业不同行业技术创新资源使用情况进行分析,计算相对资源配置效率值。到目前为止,国内对农业尤其是畜牧业配置效率的研究文献还没有检索到。
本文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生猪业现有的成本收益数据,分离出价格变量,以中国16个大中城市为例,讨论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以揭示中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及差异。全文的结构安排:第1部分是文献综述;第2部分是模型、方法及数据处理;第3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4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Coelli等[11]根据 Farrell的思路,将成本(或经济)效率分成两部分:技术效率(TE),即反映给定投入的情况下决策单位元获得最大产出的能力;配置效率(AE),即反映给定投入价格时决策单位以适当比例使用各项投入的能力。这两项的积可测度成本(或经济)效率(cost efficiency,CE)。
如图1所示:x1和 x2是两种投入;y是产出;SS＇表示产出水平为y0的等产量曲线。因为SS＇
上点表示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所能生产y0的最小投入,所以SS＇表示了完全技术效率的DMU集合。当第i个决策单位元DMUi在P点生产时,线段QP代表其技术非效率,那么技术效率可表示为:
图1中,AA＇是DMUi的成本预算线,AA＇与SS＇相切于Q＇点。如果DMUi在Q＇点进行生产,则能以最小成本OR进行生产(Q＇点与点R表示的投入成本相等)。在P点组织生产时,RP表示成本非效率,则DMUi的成本效率为:3匹空调耗电量
配置效率是成本效率中不能用技术效率解释的部分,图1中RQ表示配置非效率,故配置效率可以表示为:
所以,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评价效率问题的非参数分析方法的一种,它应用线性规划方法衡量一组投入、产出相同的决策单位的相对效率。目前,DEA模型已有数十个变体,本文采用的DEA模型如下:
模型(5)中,Wi是第i个决策单位(DMU)面临的投入价格变量,X是在既定投入价格Wi和产出水
平Yi下使得成本达到最小的投入量。
本文研究样本主要是中国16个大中城市:北京 、天津 、呼和浩特 、沈阳 、大连 、上海 、杭州 、合肥 、福州、宁波、郑州、广州、南宁、昆明、兰州与西宁。这16个城市也为本文DEA模型中16个决策单位。
旅游去哪里玩本文2001—2007年生猪大规模猪场的生产成本与收益数据都来源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编写、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2002—2008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模型中的投入变量、投入价格变量和产出变量见表1。模型需要的投入价格信息本文采用3种方式获取:一是直接获取,比如用工价格;二是通过总费用除以总重量间接获取,比如精饲料价格;三是直接给价格变量赋值为1,如医疗防疫费价格、死亡损失费价格、水及燃料动力费价格,因为它们对应的3种投入变量本身就是价值变量。此外,为了消除价格变化的影响,我们将全国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转换化为以2001年为基期的定期指数,然后用它去除投入价格变量,从而得到投入的实际价格变量。
3.1.1 技术效率
从总体上看(见表2),2001—2007年中国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技术效率均值处于0.938～0.988区间,这说明我国各地区间技术的利用能力差距不太。但从这7年的均值变化趋势来看,我国生猪养殖的技术效率值在波动中提高,说明各大中城市在技术利用水平上的差距不断缩小,技术效率低的城市在不断改进,向技术效率高的城市靠齐。
2001年北京、呼和浩特、沈阳、上海、合肥、福州、郑州、昆明、兰州与西宁10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值为1,即这10个城市大规模猪场的技术效率位于养殖的前沿面上,可说明这些城市的生猪养殖技术潜力得到了较充分发挥;到2007年有11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值为1,它们是天津、呼和浩特、沈阳、上海、杭州、福州、宁波、广州、昆明、兰州与西宁。
2001—2007年技术效率值年度最低的城市依次为杭州(0.799)、杭州(0.854)、杭州(0.751)、北京(0.749)、广州 (0.775)、合肥(0.905)与广 州(0.907),说明这些城市当年的技术效率最差,与前沿面的距离最远。但是,从这些城市的技术效率值来看,近年来每年技术效率的最低值都在逐渐增长,技术效率最低的城市(DM U)离前沿面的距离逐渐缩小。
3.1.2 配置效率
从总体上看(见表2),2001—2007年中国大规模养殖模式的配置效率均值处于0.803～0.926区间。这个区间的值低于技术效率值,但区间中的值不是很小,这说明尽管中国城市间要素配置能力的差距比技术利用能力的差距大,但城市间要素配置能力差距并不是很大。从这7年的均值变化趋势来看,我国生猪养殖的配置效率值不断提高,说明全国各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配置效率低的城市在不断改进,向配置效率高的城市靠齐。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配置效率有所下降,这可能主要受猪价暴涨,要素价格也猛涨,要素配置难度加大的影响。
2001年郑州、昆明与西宁3个城市的配置效率值为1,说明这些城市生猪养殖的要素配置潜力得到了较充分发挥;到2007年也有3个城市的技术效率值为1,它们是沈阳、昆明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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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07年配置效率值年度最低的城市依次为呼和浩特(0.640)、广州(0.616)、广州(0.621)、呼和浩特(0.714)、福州(0.749)、福州(0.827)与北京(0.736),说明这些城市在当年配置效率最差,市场适应能力最弱,要素配置能力最低。
3.1.3 成本效率
从总体上看(见表2),2001—2007年中国城市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均值处于0.752～0.915区间。由于受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的双重影响,中国城市间的成本效率差距相对要大些。从这7年的均值变化趋势来看,我国生猪养殖的成本效率值波动较大但有所提高。这说明中国生猪大规模养殖中各城市差距时高时低,但总体上成本效率低的城市向成本效率高的城市靠齐。
由成本效率的定义可知,要提高成本效率就需要通过提高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来实现。具体来讲,就是需要调整生猪养殖中投入变量的数量,使各项投入发挥最佳作用,通过提高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来提高成本效率。
下面以2007年北京市为例来分析成本效率改进。2007年北京市的技术效率、配置效率与成本效率分别为0.948、0.736与 0.698。其中,北京市的配置效率与成本效率在该年16个城市中是最低的。尽管如此,由表3的计算结果可知,北京市的大规模生猪养殖可以通过调整投入要素来提高成本效率。北京市目标投入相对于实际投入的改进幅度分别为:仔猪重需降低11.7公斤、精饲料需增加20.2公斤、医疗防疫费可节约25.54元、死亡损失费可节约3.54元、水及燃料动力费可节约18.91元、用工数可减少0.85;改进的百分比依次为-60.94%、7.
91%、-85.85%、-12.79%、-77.285、-46.96%。这说明北京市生猪大规模养殖需要降低仔猪的重量、节约医疗防疫费、死亡损失费、水及燃料动力费,也需要减少用工数,同时还需要增加一些精饲料投入。
综合本文上述实证分析可知:
1)成本效率的改进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效率与配置效率得到。因此,提高中国大中城市生猪大规模养殖模式的成本效率,既可以通过促进技术交流与加强技术培训提高大规模猪场运用技术的能力来实现,又可以通过建设生猪市场销量网络与信息平台,发展生猪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对管理与销售人员的培训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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