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
七、民国时期的空军

    七、民国时期的空军

    北洋军阀政府的空军建设力量是很微弱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建立空军起始于1928年11月军政部航空署的建立，其辖有航空第一队、第二队，飞机24架和上海航空工厂一所。1929年编建空军第三、四、五队，1930年又编建第六队，1931年编建第七队。瓷砖十大名牌排行榜1929年11月，中央军校航空队开学，1931年改建成军政部航空学校。1932年2月26日，国民党空军在杭州上空首次迎战日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空军接受苏联、美国等国的大量援助，包括飞机、飞行员、顾问、教官等。

    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有南苑航空学校、奉军东塔航空学校、云南航空学校、广西航空学校、军政部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中央防空学校等12所。因为材料所限，本章选取的口述历史，只涉及到中央航空学校等4所。通过这几所学校的情况介绍，
我们能对空军训练情况有所了解。

    口述者简介

    赖名汤（1910~1984），号晓庵，江西石城人。国军空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中央航空学校第二期、美国陆军参谋大学毕业。历任空军小队长、轰炸机中队长、航校主任教官、空军留美学员总领队。1937年8月参加杭州抗日空战，1944年到1946年任空军第三路司令部参谋长。1949年去台湾。

    王爱华（1913~），别号扶耕，辽宁镇安人。少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九期骑兵科毕业，历任副官、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副军长。

    牛少齋，曾任国军57军军需处股长等职。
（一）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

    1.从大元帅府航空学校到马尾海校航空班

    劳声寰欧战期间，世人体认了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各国均注重航空建设。我国各地创设航空机构、航空学校颇多，其中较有成绩的是广东、云南和东北。国父孙中山先生组大元帅府于广州，即创设航空局及办航空学校，最初的领导者多为返国华侨。在美洲的爱国华侨有志之士应国父“航空救国”号召，自费习航空，学成之后，募款购机返国，参加国父的革命阵营。其中最著名的是杨仙逸烈士，他在陈炯明叛变后担任大元帅府的航空局局长，对广东航空学校的创办贡献殊多。不幸杨烈士在实验施放时失事遇难。不过后继者有张廷孟、张惠长、刘炯光等，是以北伐时期航空队颇为活跃。那时飞机构造简陋，飞机师冒险犯难参加作战，但以侦察敌情为主要任务，偶尔也投弹或以机关低飞扫射，作用不大。

    北伐完成以后，一切建军工作次第进行，大空军的创建也始于民国18年。此年春蒋委员长从陆军官校第六期甄选了108名有志于航空而体格合格的学生，编为“航空班”，附属于陆军官校，着手训练飞航人员。我当时也参加甄选，可惜因腿部静脉扩张，不适于飞行，没
有录取，自以为与空军无缘。未料如今蒋委员长要调我到航校去担任队官。

    郑天杰北伐完成后，为响应航空救国，我亦转读海军航空班第二期。航空班学生住宿于海校宿舍，每天步行到马尾造船所飞机制造处上课。

    在校受训期间，对教授航空原理的教官杨福鼎印象尤其深刻。其讲解飞机转弯飞行时，常以一口语：“有Bank（倾斜飞行）总有Turn（转弯飞行），有Turn总有Bank。”加以说明。

    航空班规定学员于受训6个月后，派赴上海实施飞行技术演练。我受训6个月期满后，依例派赴上海。行前，校方举行体格检查，由美籍医生Dr.Gillet主持。Gillet医生持一蓝纸要我辨视，我不假思索的以英文答曰：“Green（绿）。”话甫一出口，自己心里立即警觉到答错了。英文蓝应为“Blue”，而非“Green”。但因为当时年纪还轻，比较固执顽强，不愿承认自己翻译错误。反而将错就错，一律将测试用的蓝、绿试纸分别以“Green”、“Blue”作答。Gillet医生因此判定我为盲，体检不及格，遭校方淘汰。我即刻
面见校长陈述原委，校长对我说：“不要紧！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飞行是极为冒险的事业，航空班二期学员，日后在上海实行飞行演练与抗战诸战役中，牺牲殆尽。

    2.军政部航空学校（中央航空学校）

赛尔号米瑞斯    赖名汤在民国20年代初期，我国的空军仍在初创阶段，虽然当时的国防与战略思想，已从19世纪的海权观念，逐渐转入空权观念。我国因工业基础薄弱，顺应上项观念创建空军的一切装备，都是以昂贵的价格购自西方国家，所以对于运用这些科学工具的新兵种组成分子的要求条件异常严格。正确的认识、清晰的头脑、丰富的学识、敏锐的反应、优越的技能、追求新知的热忱与勇敢活泼冒险犯难的精神，是组成此一科学兵种每一分子的特点，而体能的优异更是新空军的基本要求。当时我国教育不普及、科学不发达、经济不繁荣，国民的营养、健康与体质，均难与西方经济与科技发展较速的国家相比较。要成立一支空军，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之中很难得获一完全合乎理想要求的成员。因为当空军的要求条件特别严格，就益加激发青年对空军的向往。许多条件较为优越的青年，多愿把握机会，一展扬威云表、振翅长空的壮怀。


    我国当时训练空军的机构，为隶属航空委员会的中央航空学校，校址设在浙江杭州笕桥。这个学校就是后来空军官校的前身。我在武汉分校接受入伍训练时，中央航校（当时为军政部航空学校）已经办理过两次招生，招收社会大专青年。武汉分校并入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不久，中央航校接办第三次招生，并决定在第八、九期学生中考选部分学生转读航校。我当时并不想当空军，但队职官们与同学们认为我的学科成绩不错，都鼓励我报考，与试者约900人，只录取20人。于是，又意外地转入了航校第二期，踏入了我的世代祖先从未梦想过的新境界。

    中央航校的校舍，初为因陋就简的普通营房，后来经过改建，规模之宏伟，设备之新颖，在当时据说堪与北平的清华大学媲美。航校教育采美式教学。教育长（后来为副校长）为毛帮初，即航校实际负责人。教育处长钱昌祚，曾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任教官为罗兰先生（Rowland），同学们背后叫他阎罗王，一以形容他的威严，同时亦足以说明他施教要求的认真。修护教官为克拉克先生（Clark）。总医官是美国人。机场剪草的也是美国人，大家叫他剪草顾问。当时航校的机场是一片草地，没有跑道，草长时影响飞机
起降，故须随时剪短。当时国人用手剪草，美国人已用剪草机剪草，这种机器国人还不会使用，因此随着机器有了“剪草顾问”。分组飞行的教官大部分是美国人，我的教官为肯特先生（Kent），后来他转任中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有一天当他的飞机降落昆明时，被日本战斗机击中而身亡。

    我们入航校约两个月后，有一天从上海飞来20多架新飞机，都是由美国人驾驶。我们首次看到这种大规模的空中编队，每个人脸上都显出兴奋的神采。

    我们的飞行教练，是航校教育的重点，大约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三个阶段。每一阶段实施教学时，将全队同学分成若干组，每组由一位教官负责教学。在初级飞行时，肯特先生率领我们的一组，共有同学7人。我们的翻译官由同组的林文奎同学兼任，林同学为清华大学毕业，先读经济，后念地质，毕业后再来投考航校。初级飞行时，先由教官讲述要领，然后一同上飞机飞行。飞相当时间后，如果教官认为不必再行带飞时，即让我们单独飞行。记得我当初学飞，10个小时之后即开始单飞，首次单独驾机在空中的心情，真是难以描摹，个人感到异常兴奋，教官对我的表现也表示满意。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2)
    初级飞行完成后，经过一次考试即进入中级飞行。待中级结训后，再升入高级，此时又要重新分组。凡飞行技术较佳与反应灵敏者，编入驱逐组，其次入轰炸组，在其次入侦察组，而被淘汰者则多学习航炸。

    进入高级飞行阶段，教官尤其严格，要求适应与达成项目的范围与水准，亦更加复杂与提高。我们在这个阶段所飞的单座史霍特在当时是最好的飞机。

    我们同期学飞者共100人，毕业时只有48人合格。淘汰率达52%。

    航校当时除飞行外，另开设机械科，此为后来空军机械学校的前身。

    民国22年夏，二期受训结束。毕业典礼由兼校长蒋委员长亲临主持，蒋夫人与宋子文部长亦在贵宾席上观礼。

    毕业后，我奉派编入即将成立的驱逐机第一队，这是中华民国自己训练编成的第一支空军战斗部队。队长高志航上尉，副队长王天祥。队员都是我们的同学，大家都是见习官兼队员。此时我们虽已独立成为一支空军的作战部队，但因队长是教官，队员是同学，部队又驻航校附近，故精神上仍未脱离航校的范围。

    高志航是空军英雄的典型人物，东北人，曾赴法国与苏联习飞行，当我们的队长时，约三十五六岁，短小精干，飞行技术高超，个性冲动，肝火甚大，要求极严，皆能以身作则。

    中队的日常作习，是上午飞行，下午学科。学科实施有时由教官讲授，有时推选同学自选课目互相讲解。每周六，则担任空勤的飞行人员与负责地勤的机械人员，全部参加检查飞机及清洗飞机。这种工作方式效果甚佳，可使飞行员了解飞机的结构，同时增进对座机的情感与爱护。每次都有固定的飞机，我的是2202号，当时我对它关心的程度就如自己的生命一样。

    见习期间，每人的薪水和加给为银洋75元，可以买到黄金四五两。半年后见习期满，即加到银洋150元，而最佳的伙食，每月不过银洋10元，剩下许多钱，大家都无处可花。于是大家都制最好的衣服，选购照相机、马靴等物，每人都有一辆三牌的脚踏车，在当时的中国每人有一辆三牌的脚踏车，较之20世纪70年代已开发国家中每人有一辆汽车还要难得。

    为避免敌人空袭损失，航校教育实施采地区分散方式进行，中级班即设在蒙自。我决定留校任教之后，旋被派往蒙自教中级班。

    中级班此时所用教练机为美制T6型飞机，性能好，我甚喜欢。实施教学时，也常闻警报，日机也确曾在蒙自投过几次，企图摧毁我此一空训基地。惟我们每次飞行后，均将飞机推到机场以外的树荫下加以掩蔽，故基地虽遭轰炸，但飞机从无损失。

    徐康良先于民国17年下半年军委会命令成立陆军官校航空队（后改称航空班），招考已毕业或仍在校之官校学生，第一届录取共80名（40正取，40备取），多为军校第五、六期
学生。我当时感到航空要比无线电通讯更新奇，欣然报考而被录取。当时报考并不需要严格身体检查，而第一届同学中因各种原因而半途退学者亦有二三十人。航空班在学期间，由当时德国顾问之建议，将侦察班学员及陆军教导师中之航空连学员一齐并入航空班，故人数增加许多，航空班毕业时共有学生83人。

宠物猫种类    航空班受训地点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毕业时为民国19年年底，但毕业典礼因故延至20年春开始举行。航空班约于民国20年底、21年初迁往杭州笕桥，改名为中央航空学校（后称空军军官学校），航空班亦被追认为航校第一期。航空队（班）的兼主任是航空署副署长张静愚，张是留英学机械的。副主任是厉汝燕，为留英习飞行的前辈。

    航校成立后，为求空军人员素质之提高，于民国21年9月1日开始聘美国飞行教官实施甄别训练。是为“高级班”的开始，调各航空队队长以下人员受训，每期基础训练一个月，合格以后再受新机种的飞行编队训练。高级班第一期约有七十余人，我亦受调训。受训时每个教官带训六位学员，我的一组其余五人为陈嘉尚、刘毅、蒋翼辅、贾超、杨开庭。受训很严格，往往有半数学员技术不合格，取消其飞行资格，改为地勤工作或侦察、轰炸的空
勤人员。我的一组中仅我与陈嘉尚合格，刘毅留下一届再训，其余三人均取消飞行资格。基础训练结束后，陈嘉尚留校任教官，我则继续习飞美国道格拉斯厂（Douglas）及意大利费亚特厂（Fiat）所制造的新式侦炸轻型飞机的编队训练。

    高级班因为甄选严格，淘汰学员太多。被淘汰者自然心中不满，由此而发生了人事上的风波暗潮，谣言纷起，攻击航校副校长毛邦初利用甄选过程排除异己，欲造成自己派系。毛氏为新崛起之空军军官，受过新式训练，飞行技术佳，往往恃才傲物，自易招嫉妒。最初毛为航空班飞行第一组教官，黄秉衡接任航空署长兼航空班班主任时，因与毛有师生之谊，荐毛为上校飞行组组长。航空班迁杭州改为航校后，毛升任副校长，主持甄选训练，与美国教官相处融洽，渐有领袖伦之势。飞行技术较差而被淘汰之军官由不满而攻讦毛氏阴谋、专横，当时有所谓黄（秉衡）、毛两派相对立之势。

    民国29年初奉调成都航空委员会训练监部教育处副处长（时处长为南苑航校第三期毕业生王立序，资格很老），不及一月又调回官校任初级班主任，驻于云南西部祥云县之云南驿，受训的学生为官校第十三期。


    是年12月初清晨发生一件怪事，我走过营房时，突然一面国旗掉落在我面前，心中为之一怔，似感不祥之兆。果然12月12日中午学生飞行训练刚结束，飞机排列停靠于机场之时，日机大批来袭。我方时间上来不及将飞机按疏散计划散开，日机攻击之下毁坏了十五六架教练机。我是班主任，理应负起责任，与官校教育长张有谷同奉召到重庆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接受调查。调查结果提交军法审判，我立刻受到监禁，张有谷则因有人事关系，保出在外候审。当时审判官中空军所派恰为第一路司令毛邦初，毛解说此一事故与班主任无关，因为在训练期间，事实上不能将教练机每次疏散。在毛坚持下，我被宣告无罪，坐了45日军中监房后被释，且升为中校，调成都空军军士飞行学校任教育处长，时为民国30年春。张有谷调为成都第三路司令，官校教育长则由王叔铭接任。

    劳声寰民国22年8月初，我奉委员长蒋公电召到江西南昌美以美会行营晋见，此时他亲自在南昌行营指挥剿匪军事。委座先询问我的家庭背景以后，说要调我到笕桥航空学校去充任队官。
民国时期的空军 民国时期的空军学校(3)
    此时笕桥航空学校已正式成立，委员长自兼校长，毛邦初以副校长名义负实际责任。他们准备调用若干黄埔毕业生为队官。委员长为建设大空军，苦思熟虑，在职位上尽量压低等级，在待遇上却比陆海军都高出许多，此因空军素质必然地要比陆海军为高，而冒险性更大之故，所以向往空军的很多。但我考虑到我未学飞行，到空军去在资格上是很大的限制，何况我已升任教导总队营长，在陆军中较有前途，因此我直接的反应是不想去空军。

    我对委员长说：“我没学飞行，不想去空军，愿意带兵。”委员长很不高兴，说：“带兵！我有机会让你带。”又问问我的家庭情形。我说：“我家中仅有寡母和一妻一女，小康之家，经济没有困难，我愿意带兵打仗。”他笑了，随即很慎重地告诉我说：“没有空军，国家不能存在，现在我们进行空军建军。空军等于国家的生命，也是我的生命。今天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你左推右推，不肯答应。带兵，你怕校长没有兵给你带？”我说：“既然如此重要，我去好了，不过我一个小小的少校，如何负责？”他说：“现在航校虽然只有一个队，但精神管理训练都很差，没有军人的精神、气概和德行，太差了，建立空军需要你这种人去训练。不要你去教飞行，飞行、机械另有专人负责，你去负责培养他们的军人精神、军人生活和军人的思想。”听了他的话，我深切了解他要调我到空军的用意，很愉快地
答应了。其时委员长召见部下，经常出其不意地亲自口试，范围是曾胡治兵语录、王阳明全集、六韬三略和国父遗教，晋见后照例要接受笔试，范围扩大，又包括战略、战术等专门兵科。当天同时应试的有8个将官，记得作文题目是《论军纪》。

    调职命令很快地发了下来，我在8月16日到笕桥航校去。我本来是少校营长，到职后变为空军中尉区队长，但薪俸由135元（国难薪80元）升到150元，副校长毛邦初是上校。此时航校二、三期学生在校，共分两个中队，各约百余人。委员长为防空军产生派系，把原来民国18年入学的附属于陆军官校的航空班改为航校第一期，而新招航校第一、二期改为第二、三期。民国23年元月，第四期入伍，我升为入伍生队队长，到第五期入伍，我充任学生总队总队付兼第五队队长。以上为飞行正科班，我又带过机械班第二期学生，第二期是招生录取的，第四、第六期是飞行退下来的。

    委员长为了发展空军，对空军爱护无微不至，待遇优厚不必说，失事抚恤金订得很高，此因飞行冒险大的缘故。当时青年争着投考空军，但国人体魄合格比例甚低，即考中而中途发现不适飞行的也不少。这又因训练标准与主持训练者的观点而异。最初笕桥航校请欧
洲德、意、法等国教练的时候，淘汰不多，后来请美国教练则坚持淘汰50%。欧洲教练的理论是人都有飞行的天赋，不必淘汰太多；而美国教练的理论是非挑最适宜于飞行的不可，因为不合标准的学生，勉强给毕业了，将来给他们任务不能圆满达成，不能应付突发事件，在军事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美国是有人有钱的国家，他们有人可以挑选，有钱可以牺牲。训练一个飞行员花的钱真太多了，淘汰多了，对国家损失很大，理论上我们这个穷国家应该学欧洲的，但在纯军事立场上，又觉得美国才是对的。

    3.空军入伍生总队和成都空军军士学校

    劳声寰空军入伍生总队于民国27年成立，队址设于川西巴岳山北麓铜梁县的旧市壩，由王秉樾负责筹备并主持，我接任之时，有六个中队受训，都是空军军士学校入伍生。不久飞行、机械、通讯、测候等学校都先后送来入伍生，人数大增，由六个中队扩大到四个大队。

    总队是空军第一关，训练空军入伍生成为德、智、体、具备的优秀军人，训练内容是
一般军人的军事知识、技能，锻炼强健体格，坚韧耐劳的习性，培养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学科方面重视军事学的典、范、令、战史、武经；术科方面重视各种操练。但为提高学生学识，对英文、数学、物理、化学、国文、学庸等也极重视。由于战争的急需，空军扩展很快。当时大后方爱国青年纷纷投效空军，惜因国人体型体格稍差，合格的比例低，以至于不能在学科等方面采取严格的标准，所招的学生有初中、高中、大学生，程度不齐。针对程度较差的学生，我特别设立各种补习班，加以补教，避免将这些有志青年淘汰出去。我主持总队的方针与原则与前任极为不同，我尊重学生的意见，信任学生自治的能力，一本公正原则，厉行四大公开，即意见公开、赏罚公断、财物公开、人事公开。

    作为空军训练单位主管之一，我常赴重庆参加有关会议。有一次召开空军干部会议，委员长亲临主持。此时美国提供了不少飞机，愿意接受我国更多飞航人员到美国训练。可是在送出国之前，我们一些基本训练不能迅速完成，连带地影响了送出国的名额。大家商量不出办法，我当即提出一个方案，大意为“增加训练器材，缩短训练时间”。只要训练机构器材增加，受训人员即可增加，同一个时间内可使更多人练习，时间自可缩短。委员长一听立即嘉纳，当面对空军司令周至柔说：“你们空军有这种人才你不会用？”总队即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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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器材，而一批批空军新血可及时完成入伍训练，转送美国。

    我在兰州只有半年，民国28年8月16日奉调为成都空军军士学校学生总队总队长。此时空军军士学校一至五期学生都在校。我担任此职到30年5月，奉调为空军特务旅第三团团长兼川西对空作战指挥官及机场陆战指挥。空军军士学校在民国33年取消了，所招只有七期学生，后来改为空军官校学生，分别为特十一至特十七期。
民国时期的空军 国内战争中的空军(1)
    （二）国内战争中的空军

    1.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产——空军概况

    徐康良当时中国的空军隶属于军政部航空署，已有七个队，每队约有15至20位飞行人员，八九架飞机。经过民初的惨淡经营，中国的空军已稍具规模。飞机多向美国购得，服务的飞行员多毕业于较早成立的各地航校：北京南苑、保定、沈阳、昆明、广州、太原等
地。北伐统一以后，国民政府声望日隆，各地区航空人员很多是个人脱离投效中央。我在航空班毕业以后派往第一队任见习官，为期6个月，后升任候补飞行员，授陆军少校军阶。至民国21年底改空军新制，所有空军人员降两级叙为空军阶级，我由陆军少校变成空军中尉。

    民国22年至26年间中国空军实力逐渐充实，飞机数目渐有增加，但机种很杂，大小各式均有。第一、第二队为轻轰炸机队，改用诺斯罗卜（Northrop）厂制造之轻轰炸机，第三至第五队为驱逐机，用霍克三式机（HawkⅢ）为主。至民国25年秋冬时扩建为九个大队，原六个队成为六个大队，每大队有两个至三个中队（轰炸大队有两个中队，驱逐大队有三个中队）。第七、第八为重轰炸大队及运输大队，所用机种为法制亨克尔（Heinkel）及意大利制之卡卜罗尼式机。第九大队为攻击大队，所用机种为许来克（Shrikes）机。此外另有少数意大利及德国制的机种，如K47双座战斗机等。

    民国22年我派至第一队任飞行员，是年底升任分队长，曾出任务多次，座机亦曾屡次受创。民国24年升任新成立之第十一队副队长，25年调升第二队队长，是年秋扩建大队，我
队新编为第一大队，我仍任第二中队中队长。

    其实抗战初起，我空军之指挥即不明确，常常不能发挥作用，虽成立指挥部，由周至柔及毛邦初担任正副指挥官，但当局相信美国人，在蒋夫人的力荐下，指挥多由时任官校顾问之陈纳德中校代行。陈纳德为美国退休中校，本人并不具有丰富的空军指挥经验，同时亦缺乏有才干者之辅佐，指挥作战并不得当，造成一些我空军优秀人员之无谓牺牲，令人惋惜。

    赖名汤民国25年初，中国空军成立驱逐机大队，即将高志航所率领的驱逐机中队扩充为一个大队。航委会指定该大队的队职官，概由航校挑选优秀教官担任。我于是奉命回到高志航的队伍中。这个大队的大队长由高志航升任，下辖三个中队：第二十一中队队长为李桂丹，二十二中队队长为黄光汉，我任副中队长，二十三中队队长毛瀛初。每中队辖三个分队，分队长为三、四期同学，记得三期的乐以琴是二十二队的一位分队长，队员多系五、六期同学。

    每中队有美制霍克三式驱逐轰炸机九架，加上大队长的座机，大队有作战飞机二十八九架，为当时中国空军的主力部队。霍克三式机对霍克二式言，又称新霍克，单引擎、双翼、单座。续航力三个半小时，加副油箱时可增续航时间40相爱恨晚 夜蔓分钟，航速180里以上。每机两翼可带百磅10枚，取去副油箱时，可在此一位置加挂500磅重一枚，另配有大小“扣提式”固定机两挺。第四大队的有形战力大约如此。

    当时的中国空军除第四大队外，先后成军的尚有第一、二、三大队，第五、九大队，两个重轰炸机中队，一个空运队及一个临时中队。在对日抗战全面爆发时，我空军拥有购自各国的各型飞机（包括教练机）不过200架，而日本则已拥有战斗轰炸机1500架以上，且有相当雄厚的工业生产力，自制飞机源源出厂。中国空军在以一敌八的数量劣势下，即以高度的精神战力克制强敌，四大队在成军以后的战斗中，对精神战力的表现，尤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表现可以说就是奠立中国空军忠勇军风的基础。

    四大队成军时的基地，在江西南昌青云浦。成立之初即订有训练计划，针对假想敌人——日本空军，如何以精良纯熟的战技，使发挥最大的战力，以克敌制胜。我们对日本空
军的组织、装备、战法、战技等，莫不加以悉心研究，因日本处处在妨碍我建设与统一，大家都知道，中日两国迟早难免一战。

    大队成立不久，航委会即派陈纳德上校来担任顾问。他看过我们的飞行、炸射，以及训练计划之后，即为我们设计如何练习轰炸日本主力舰。练习时，在地面以白线画主力舰太和号一般大小的图形，担任轰炸的机飞到某一高度后，采半滚方式，往下俯冲，待至若干秒后，即刻投弹，拉起机身，这时飞机离地面大约是二三百尺。在那时因为还没有精确的投弹仪器，那种训练轰炸目标的方法，应是比较恰当而有效的办法。

    航委会是中国空军尚未正式独立之前对日抗战时期的空军总司令部，而空军的实际力量则分散在第一、二、三共三个司令部所有的基地和机构。民国33年春，我在重庆等待分派工作之际，三个司令部的所在地是：第一路司令部在重庆，其所属部队为中美混合联队，主要任务在保卫战时陪都，支援陆军作战，并执行部分战略任务。第二路司令部在兰州，仅有机场一个，力量最小，为一战时后方基地。第三路司令部在成都，是当时最大的一处空军基地，除部分作战部队外，学校、工厂、修护厂、库房等等设施，均在这个基地，几
乎占是时空军全部人力物力的80%，司令官是王叔铭先生，我却在无可选择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司令部的参谋长。先是有其实无其名的地下参谋长，等了将近一年，航委会才同意我真除参谋长，其事实经过亦颇多曲折。

    记得一年在上海举行运动大会，特请航校派员在大会中表演飞行特技，我荣膺此任务，驾霍克三式机，在会场上空作15分钟的飞行表演，我表演完毕进入会场时，获得如雷的掌声。此举对上海市民无疑的已产生相当的鼓舞作用。我也为这次的表演深表满意。

    在航校举行的飞行表演，皆有其目的。激发青年航空救国的壮志，即其目的之一，所以每当大批文学校学生参观航校之际，亦经常举行飞行表演，冷培基担任的表演即属此种性质。记得有一天上海一批女学生来学校参观，飞行科的曹文炳科长，即通知在校任教与我同期的冷培基作特技表演。冷兄即驾霍克三式开足马力起飞，按理应等飞机到达某一速度时才可拉杆起飞，而冷培基显然是在速度不够的情况下突然拉起，故飞机旋即失速摔下着火。我在旁见状，急跑过去抢救，救出后已身受重伤，旋即当场死亡。冷兄投考航校二期前原为金陵大学学生，喜欢音乐，个性豪爽，常驾私人汽车往来上海杭州间，生活水准很
学习的力量高，为同期中优秀卓越的飞行员，想不到未在战场上当英雄，却在表演中轻率牺牲，真是可惜！

    民国25年10月我们在南京的一次飞行表演。是年10月31日，是蒋委员长50岁华诞，当时全国人民有献机祝寿的盛举，中国空军即在南京举行了一次飞行特技表演，排成“中正”两字的队形，在空中飞过。我所驾飞机就是排在“正”字中间的一短划；因此一位置最难飞，故迄今难忘。
民国时期的空军 国内战争中的空军(2)
    2.空军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

    白崇禧（北伐军久攻武昌不下）请随军之俄国顾问加仑将军，派俄机轰炸城内蛇山之敌人炮兵阵地及无线电台，但是俄机或籍口雨大，或雾天，或有风天，总不肯起飞。我们屡屡催促加仑将军，加仑将军说，红军之飞机在国内都是天之骄子，出外更是不听指挥。当时之俄机，全由俄籍机师驾驶，技术很差，既无仪器指挥，全凭眼睛观察。有一次十余架
由广州飞韶关过大庾岭至长沙，有的在宝庆降落，有一架甚至在江西吉安敌人阵地迫降，方本仁、邓如琢等人未见过飞机，用绳系住，恐其飞走。所以北伐时虽有俄机，实未得其助。当时陆空之联络也差，如我攻南昌时，正当我指挥部队渡赣江，突然有几架红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以为我们是敌人，猛烈扫射不已，死伤者不少。从此我知红军飞机作战能力差，以后很少依赖他们。

    丁治磐5月下旬冯阎攻占兰封飞机场，烧毁飞机，老总统亲至兰封指挥。

    9月下旬二次讨逆胜利后，我部驻周家口，时萧之楚乘当时一航空署长张惠长亲自驾驶的小飞机来，因周家口飞机场地面是犁耙地（犁耙耕过后的地），飞机降落时即翻覆，象奇迹一样，两人都只是摔得满身烂泥，并未受伤。张以仪容不整，不好意思来，独自走了，仅萧一人过来。

    3.空军在福建事变和西安事变中

    赖名汤民国22年11月中旬，蒋委员长在南昌指挥江西第五次“剿共”之际，李济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闽变，在福州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我们接获情报，据说他们也有飞机，我们随时可能遭到攻击，我们部队奉到命令全队采取警戒。一日清晨3时左右，有雾，一般说来，这种天候是不应飞行，但是高队长认为这是战备紧急情况，不应有任何考虑，命令全队实施黑夜起飞，担任空中警戒，他自己先上飞机，首先起飞，于是全队相继起飞。起飞之后，在黑夜雾气中完全看不到机场。飞行40多分钟以后，油快用完，可是晨雾却越来越浓，而飞机又不得不降落，于是个人分别下降，有的降落在桑田，有的撞上了桑树，同学曾镇南即因飞机撞树，着火燃烧致死！这一惨痛教训，留在我的脑海中永难磨灭，而我总算幸运安全地降落在机场内。

    训练完毕首次接获命令执行任务，是在民国25年冬，蒋委员长西安蒙难之时，四大队奉命进驻河南洛阳。因当时情况，张学良与西北军留难蒋委员长的事实，业已构成他们违抗中央命令的叛国罪行。我们的主要任务，即赴西安低飞示威，促叛军首脑觉醒，及早送委员长回南京。同时我们又奉命轰炸潼关附近的车站，使张学良等所部运输困难。在执行任务时，我们又奉命侦察张部动态。高志航大队长亲率飞机进行侦察之际，曾见地面有衣着
白之活动，高即命僚机相继俯冲，扫射目标。事后侦知被射者为羊，有人把此事当笑话讲时，高达队长却说敌人狡猾异常，经常披着羊皮在雪地上行走，企图欺骗我们。

    徐康良是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当日，中央第十三军万耀煌部在陕西咸阳，我奉派侦察西安、咸阳、临潼一带情况，投通讯袋予第十三军军部。后中央部队与陕军杨虎城部在渭南县发生冲突，我队飞机奉命支援中央军。西安事变解决后，委座由西安飞至洛阳，我等在机场列队欢迎，见到张学良随后亦下机，为之愕然。西安事变解决后，对中共之军事行动已无形中停止。数月以后，奉命将第一大队全部飞机移交第二大队，而本大队等待接收新购之美机，但不久抗战爆发，形势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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