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日军事航空业的发展与防空建设状况(20世纪30年代前)
黄正光
一、世界军事航空的发展与制空权理论的提出
1905年美国莱特兄弟制造的“飞鸟”3号持续飞行38分钟航程38.6千米,标致着实用飞机时代到来。1912年的意土战争中飞机被首次当做战争武器使用出现在战场上,飞机的角与功能转变大大加快了军事航空事业的发展,人类战争在战略、战术方面开始发生深刻革命,人们认识到应该把它看作是战争大家族中除陆军和海军以外的第三位“兄弟”,战争由平面陆海军作战逐渐向海陆空全方位立体化趋势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等国投入了大量飞机作战,飞机开始大规模地加入到战斗中,并在军事领域显示出无比的威力。世界列强在战争中认识到“空军对于各军,不论攻防,均能发挥其卓越之威力,在有受敌袭击之虞之国,实为重要而不可缺之一兵种也。”因此在一战后都开始加大对空军力量的建设。空军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相关军事理论的产生,其中最为著名和有影响力的学说是“制空权”理论。
“制空权”理论的问世:1920年意大利军事科学理论家朱利奥·杜黑在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
首次提出,“掌握制空权表示一种态势,能阻止敌人飞行,同时能保持自己飞行--一个掌握制空权的国家能保护自己领土不受敌人空中攻击,还能阻止敌人支援其陆海军作战的辅助空中活动无法进行---还能对敌国内地进行毁灭性的轰炸,使其人民物质和精神的抵抗趋于崩溃。”新婚快乐的祝福语短句杜黑的制空权理论为一战后各列强发展空军尤其是为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对其所侵略国家进行无区别轰炸和大规模的空袭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空军力量对战争起作用越来越显著,若失去制空权,对方的空中威胁尤如悬在自身头上的一把利剑,而如何解除或抵挡,防空就成为一战后各国所急待去解决完善的大问题。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人口不足四万的丹凯尔克小城,竟遭德机二百次之空袭,死伤四千余人,德莱因河畔工业区域,也受联军飞机六百次以上空袭,而蒙巨大损失,以上仅就物质上损失而言,至于因空袭而与交战国人民精神上的打击,则非文字所能形容。”因此一战以后各国对于掌握“制空权”更加重视,德、英、法等国加大力度发展空中力量和防空力量。空军空袭的首要目标当然是人口最为密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市。
都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机关组织密集人口众多,既是敌人进行空袭的重点目标也是防空建设的重心。各国鉴于一战中空袭的教训在战后都加强了对都市的防空规划,防空设备配备开始周密起来。我们可以从一战后苏俄的建筑家对于建筑物的防空设备规定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都市防空建设情形,如对于消防队的规定“将消防队分别充分配于都市的各域内;为防御空军袭击,掩护的工作,须竭力求其完密;对于不救火救护消毒以及扫除障碍等等的工作须竭力求其迅速与适当;给水的设备须竭力求其完密。”防空工作甚至对于都市民众建筑也作出了详细的要求,“房屋楼梯部分须独立;房屋窗门所用玻璃抵抗力须强大;空气过滤器须设备,以便迅速造成团体的防护室。”
空军是维护国家制空权和积极防空的主要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广泛使用和其在战斗中的威力显现使得军事强国开始注重空军建设和加大对飞机的生产和研制,到三十年代初,世界上一些强国的飞机生产能力已相当强大,美国已有航空工厂28处,平时每月可造飞机75架,如果开战半年后,就可增至每月上千架。苏联有航空工厂16所,平均每月可造机60架,开战半年后可增至每月300架。这些雄厚的工业基础正是他们发展空军和开展积极防空的前提。
二、日本空军的发展与防空建设
日本对航空的关注始于1910年。当年陆军上尉德川等两名军官在法国学习飞机驾驶后又从法国购回50匹马力的飞机一架,归国后进行了驾机表演,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轰动,日本民众一时掀起了“航空热”。日本政府看到了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所以很快就在所泽市(Tokorozawa)设置陆军飞机场,在横须贺兵工厂附近设海军航空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开始从德国荷兰的飞机制造公司购得图样,聘请技术人员协助制造装配。1919年日军部请求法国参谋部派航空专员到日本指导,海军邀请英国海军教官到日本帮助训练海军航空队。
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已有飞机制造厂及其附件厂30家以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更是日夜开工制造“战机”,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三菱公司在名古屋的飞机制造厂,有工人3000余名,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三菱公司制造的飞机遍布中国的上空,特别是后来的“零式”战斗机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九一八”事变后,战争狂热风靡日本全国,民众兴起募捐购机运动用来援助陆军,其捐款购得的飞机命名为“爱国飞机”。东京银行座街各咖啡店的女招待4000人,收集烟盒,啤酒盒,留声机针等6000余斤,派30名代表到日本义勇飞行会捐献,用以制飞机。小学生、邮
政局职员等所捐废物也可制两架飞机。据统计,富户和公共捐款的数量可以购机100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码多架。每当捐机命名时,都有许多民众举行盛大典礼,正是日本民众的这种举国的支持,到1935年日本已有军用飞机1639架,航空工厂6处,平均每月都可造60架飞机,若遇有战争,半年后即可增至每月造飞机150架。
为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除在本土加强空军建设外,还在其占领的建筑机场和空军基地,“以七十万工程费七年之岁月,从事建筑中之台北大飞机场……此项飞机场之面积,虽仅二万八千余亩,然而其设备之科学化,机能之大,已为日本第一云。”
经过多年的谋划与建设,日本在30年代初期的空中力量已成为与美国、苏联和德国并列的强国。
日本在发展军用飞机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防空建设。经内务省和陆军省规划,日本划分为四大防空区域:以东京、横滨为中心的关东防空区;以名古屋、滨松为中心的中京防空区;以京都、大阪及社户为中心的关西防空区;以福冈、八幡为中心的北九州防空区。各区具体的防空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各都市附近筹备避难地点,设立避难处、粮食处、医务处交通处等机关组织,以办理战时各项避难事宜;(2)在公园和高楼大厦处
装备高射炮;(中国朝代顺序3)举行次接近实战的防空演习,如1933年的东京、佐世保市防空大演习等。祝学生的新年祝福语日本防空建设为其在二战后期的防御盟国空袭减少人员伤亡起了很大作用。
三、中国空军建设艰难起步与发展
中国从事飞机研制和飞行的第一人是被美国报纸赞为“东方莱特”的冯如,1909年他驾驶自己研制的“冯如1号”飞行约800米,开启了我国动力载人飞行史的历程。同时,他也是最早认识到飞机在军事上重要性的中国人,“是(指制造机器)岂足以救国者,吾闻军用利器莫飞机若。誓必身为之倡,成一绝艺,以归飨祖国。苟无成,毋宁死。”他又说:“中国之强,必空中全用飞机,如水路全用轮船。”
中国航空建设始于清朝末期。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军谘府在北京南苑建立飞机场和飞机修理厂,开始研制飞机。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政府成立时建立了飞行营。北洋政府在1913年于北京南苑建立了中国第一所航空学校,并从法国购买了12架“高德隆”教练机,供学校训练用。1914年该校飞机修理厂厂长潘世忠自行设计研制并试飞成功了一架80湖南全省达中度以上气象干旱马力推进式飞机,机首安装了一架机关,故称 “车”,这是中国人最早制造的武装飞机。1918年北洋政府交通部建立航空事宜处,从英国购买了“爱弗罗” 和 “汉德利·佩季” 飞机,1919年北
洋政府国务院成立航空事务处,接管了交通部航空事宜处和南苑航校,并从英国购买了“维克斯·大维梅”、“小维梅”、“爱弗罗504K”等大小飞机。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政府虽曾多次使用飞机参战,但都是利用航空学校的力量临时组成航空队去完成任务,始终未能建立起一支独立的空军。但是,地方军阀却纷纷组建空军,将其成为军阀混战的工具。地方军阀航空建设中,1921年组建的东北空军是最早的一家,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已拥有各型飞机240架,飞行员146人,但“九一八事变”中飞机拱手让与侵华日军。直系军阀曹锟也于1921年8月组建了保定航空队,并于次年和1924年分别用于第一、二次直奉战争。此外,1925年冯玉祥成立有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航空司令部(后被山西军阀阎锡山的部属商震收编)、直鲁联军空军。1926年张宗昌成立的直鲁联军航空司令部、1925年底阎锡山成立的山西空军等。
早期的革命党人中,孙中山是最早认识到空中力量重要性的。在他的早期革命生涯中,一面鼓励和组织华侨青年学习航空技术,一面赞助华侨兴办航空实业,自造和购置飞机为国效命。1910年5月孙中山就以一个革命家的敏锐眼光认识到飞机在未来的无可估量的作用,他指出飞机“其为用,自有不可预计之处”,“则宜努(力)图之”。在武昌起义爆发期间,
孙中山给海内外革命同仁的信中再三强调“研求和谋购飞机”,“谋设飞船(机)队,极合现时之用,务期协力助成,以为国出力”。 事实上,国民政府早期的飞行队都是由华侨掌握了飞行技术后购买飞机连人带机回国组成的。1915年孙中山在日本还亲自筹建中华革命党航空学校——“中华革命党近江八日市飞行学校”,聘请日、美教练和顾问。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对学生训话时指出“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并以“航空救国”砥砺学生。“航空救国”口号的提出标志着孙中山先生“制空权”思想初步形成。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同年在美国还成立了美洲飞行学校,学员均为华侨子弟,有些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空军力量的骨干。
孙中山对于航空理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21年他在给廖仲恺的信函中详细叙述的国防计划中有9项论及航空,包括机场建设、飞机制造、人才培养、空军建立及其与国防的关系等,这是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升华。1925年,孙中山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创建时曾颁训示:“自航空机参加战斗序列后,在国际主权之划分言之往昔所争之领土、领水,今有领空之划分,造地球成形以来之异象,就其效力言之,已打破兵舰、潜艇、战车等之偏枯性能,极控制三界之能事。故欲因应现代国防之需要,非扩充空军力量不为功。” 由此可见,孙中山已意识到飞机参战给战争带来的必然变革,提出了制空权的
现代战争思想(“极控制三界”)。这些思想提出与意大利的杜黑、英国的特伦恰德和美国的米切尔等军事理论家的“制空权”提出几乎是同步或更早。但由于当时中国军阀混战以及民族工业的衰落,在几乎没有国防的情形之下孙中山的航空思想也很难付诸实践。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着手对各地方空军进行整编,到1931年止,国民政府空军及其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空军编制主要有驱逐机13队(山东方面军4 队、 江浙方面军6队、福建方面军3队),侦察机8队(山东方面军2队、江浙方面军4队、福建方面军2队), 轰炸机(时称“爆击机”)4队(山东方面军1队、江浙方面军2队、福建方面军1队);全国有飞机场连同航空队驻地共计为42处;通信设备有短波无线电台设备七座;简易飞机修理工厂五处;燃料储备方面,除南京明故宫、大校场设有油塔其余各机场无正式油库。
30年代初中国空军力量之薄弱根本无法保障领空安全。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事变期间,1—3月日本出动飞机300余架轰炸上海的庙行镇、吴淞镇、大场镇和闸北、南市等地区的民房、工厂、学校、商店,上海大学、上海商学院、上海法学院、同济大学等7所高校和吴淞商船学校、市北中学等12所中学及24所小学日被毁。根据当时上海社会局调查统计,闸北、彭浦、江湾被日军炸死1208人伤531人失踪763人,其他18217人,仅江湾地区房屋被
烧被炸7593间,闸北地区无家可归居民达五六十万人之多。日军为了断中国军队淞沪战线的后路,空袭轰炸苏州、杭州两个机场,仅2月17日至3月11日的24天中日机在苏州侦察、投弹、扫射、袭扰53架次。日本飞机在中国领空肆意横行轰炸极大地加深了国人对来自空中威胁的忧虑:“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空防,敌人的轰炸,就象蔽天的飞蝗,在我们广漠的领空,为所欲为,逞凶扰攘,敌人的,就象夏季的冰雹,毫无忌惮的扔在我们的每一块土地上,于是炎黄无辜的子孙,在铁鸟的翅翼下,又遭遇了一次亘古未有的灾殃。”也有人在呼吁“中国海陆上的国防,已经被列强破坏了,惟有航空方面的国防,现时列强各国还未有航空的余力来破坏,因此,我们自己非得先有设备起来不可。” 避暑农家乐哪里好“敌人空军的威力,发挥无余;而我们对于都市防空的无准备,亦暴露无遗。闸北的火焰,把国人给烧清醒了,日机的轰炸,使国人认识到将来战争爆发,国家由空袭所生的危机,比之闸北的惨状,更在千百倍以上!此后的战争范围,已由战场推广到整个国土,参与战争的人员,亦由军人扩大到全国民众。远离战场的都市居民,与前线的战士有同样的危险,而其对于战争所负担的使命,也与前线战士同样重要,时时都有空袭临头的危险!” “无防空即无国防”的现实迫使国民政府开始制定防空计划,着手防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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